第一編 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和壓迫人民以及戰亂頻仍、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全國各族人民夢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從此，中國共產黨由領導中國革命并最終取得勝利的革命黨成為在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并帶領全國人民相繼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和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兩個歷史性轉變。
此前已經解放的濟南，雖在鞏固新生政權、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生產、支援解放前線、安定人民生活等方面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接管其他大中城市提供了示范和借鑒，但處于新中國建立初期，各種蓄意破壞新生政權的反動勢力依然存在;受國民黨政府經濟政策和連年戰爭的影響，社會生產力極度低下，農村經濟蕭條，城市工業千瘡百孔，大批工人和手工業者失業;舊的經濟結構和社會體系還沒有徹底打破，社會主義建設尚需一個長期過程。新中國成立后的頭三年，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全區黨組織一方面圍繞進一步鞏固新生人民政權，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健全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一方面圍繞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沒收官僚資本企業，開展土地制度改革，迅速恢復和發展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為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準備。1953年到1956年，按照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全區在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和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的基礎上，探索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第一章 新民主主義建設與國民經濟恢復
1949年，隨著即將取得全國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圍繞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和如何建好這個國家等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作了進一步研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得到了集中體現。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實施《共同綱領》，開始了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光輝歷程。與全國一樣，轄區各級黨組織帶領全區人民，積極恢復發展經濟，鞏固新生民主政權，進行新民主主義改革，全面投入到了新民主主義建設之中。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在槐蔭的早期活動
槐蔭區是濟南共產黨組織活動較早的地區之一，也是濟南工人運動的發起地之一。早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轄區津浦鐵路濟南機廠的工人就同全市人民一道，為了捍衛國家尊嚴和山東主權，多次舉行示威游行和大罷工，嚴正抗議反動當局的倒行逆施，與反動當局進行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并迅速成長為濟南工人運動的主力軍。油漆工人李廣義還與王盡美同時參加了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1年春，王盡美、鄧恩銘發起創建了濟南早期共產黨組織。他們在組織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先后多次到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宣傳馬克思主義，播撒革命火種，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培養工人運動骨干。6月上旬，在王盡美、鄧恩銘等人的幫助下，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人俱樂部成立，這是山東第一個具有工會性質的工人組織。
1921年7月，王盡美、鄧恩銘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他們不僅帶回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特大喜訊，也帶回了中國革命的火種和領導開展工人運動的任務?；氐綕虾?，王盡美、鄧恩銘在繼續組織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領導開展工人運動之中。
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隨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執行部在北京成立，羅章龍任主任。1922年3月，羅章龍來到濟南，與王盡美、王荷波等人到津浦鐵路濟南機廠開展工人運動，并發展李廣義成為該廠的第一名共產黨員。
1922年6月18日，在王盡美、王荷波等人的幫助下，李廣義、薛文英聯絡數百名工運積極分子，推舉各部代表，召開工人代表會議，在中大槐樹北街59號(增盛東醬菜園)成立了山東第一個基層工會組織——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會(時稱津浦鐵路大槐樹機廠工會)。
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會成立后，立即組織工人舉行了首次大罷工并取得勝利。罷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濟南工人的斗志，并迅速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工人運動高潮。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會組建“濟南工友讀書會”，發表宣言，制定公約，組織勞動教育立法運動，多次圍繞維護工人權益舉行大罷工。同時，他們選派代表參加了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和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大會、全國勞動大會，多次聯絡附近工廠舉行聲援粵漢鐵路工人、京漢鐵路工人、濟南理發業工人等大罷工。
1925年3月，經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批準，轄區第一個黨支部——直屬于中共濟南地方執行委員會的中共津浦鐵路濟南機廠支部在中大槐樹北街59號成立，李廣義擔任支部書記。從此，中國共產黨在濟南機廠領導的工人運動更加活躍。他們以津浦鐵路濟南機廠為中心，發動聯絡津浦鐵路工人，連續發動了聲討“五卅慘案”暴行、索取欠薪、抵制制造裝甲車等大罷工和南京請愿活動。
1926年3月，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召開農民運動擴大會議，決定組織開展農民運動。隨后，中共濟南市地方執行委員會負責人宋伯行來到閆千戶村發展黨員，領導農民運動，并在此建立了濟南的第一個鄉村黨支部。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了屠刀，大革命慘遭失敗。5月20日，奉系軍閥張宗昌在濟南大肆捕殺共產黨人，中共津浦鐵路濟南機廠支部等大批黨組織遭到破壞。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軍尋釁挑起事端，肆意捕殺中國軍民，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共產黨員李廣義帶領工人成立救護隊，搶救傷員，運送受傷的中國軍民，開展了堅決的反日斗爭。
從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到軍閥張宗昌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再到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濟南慘案”，中共濟南各級地方組織陷入了奉系軍閥、國民黨新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三面夾擊之中，白色恐怖籠罩在濟南上空，轄區黨員活動和工人運動陷入低潮。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濟南工作委員會在西郊地區組織游擊隊，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先后組織了宋莊焚燒日寇戰車、夜襲古城據點等行動;在北大槐樹和緯十路地區開展發展黨員、收集情報等抗日活動，建立了中共北大槐樹支部。1940年11月，中共韓家道口支部成立，秘密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國斗爭。1942年，中共清河區委派遣孫省三、宗澤到濟南鐵路工廠領導開展抗日斗爭，成立了由宗澤任書記的中共濟南鐵路工廠支部。1943年，濟南鐵路工廠兩個黨小組與金牛汽車修理廠黨小組、地方黨小組聯合成立黨支部，宗澤任書記。
解放戰爭期間，中共渤海地委選派馬進、劉忠慶來到濟南，在轄區中大槐樹二合里、緯十一路永合里建立秘密聯絡點，宣傳進步思想，秘密發展黨員，收集、傳遞情報，培養壯大黨的力量。1946年2月，馬進在中大槐樹北街二合里建立地下黨支部，廣泛發動群眾，積極開展工作，宣傳黨的政策，為迎接濟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節 建立和鞏固新生人民政權
濟南解放后，轄區積極推進民主建政，迅速開展了基層黨組織和人民政權建立工作，并引導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戰后恢復，鎮壓反革命，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一、建立區級黨組織和人民政權
1948年9月24日，濟南解放。9月25日，經中共華東局報經中央批準，解放后的濟南稱中共中央華東局直屬特別市，宣布成立濟南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和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濟南特別市政府、濟南警備司令部，并將濟南市劃分為11個行政區?；笔a區在當時分屬濟南特別市第七區全部、第十區大部以及第六區、第九區部分街道。9月29日，中共濟南特別市十區區委、區政府在段店成立，張勉任區委書記，馬健任區長。10月5日，中共濟南特別市七區區委、區政府和區警備司令部成立，張揚任區委書記，曹冠五任區長，區委委員陳金任、鄭紹賢分別任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區機關駐地設在經五路緯七路。同時，根據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濟南特別市政府指示，區委統一設立組織部、宣傳部、民運部;區政府統一設立民政科、公安分局和稅務稽征所。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生政權在轄區宣告成立。
濟南解放初期，由于支援前線作戰的任務繁重，干部流動性較大，區級黨組織領導人員變動頻繁。1949年初，全國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為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按照上級指示，各區大批黨員干部隨軍南下，七區組織、宣傳、民運部門的負責人全部調離。1949年3月，市委對各區區委、區政府進行調整，曹冠五調離七區任八區區委書記，馬子明任七區區長;陳巖生調任十區區委書記。1949年6月，濟南特別市改稱濟南市，中共濟南特別市七區、十區分區委分別改稱中共濟南市七區、十區分區委，七區、十區區政府改稱濟南市七區、十區區公所。7月，李鐘余調任十區區長。9月，七區區委書記張揚調市委黨訓班工作，區長馬子明兼任區委書記。同月，夏鏱鑑任十區區委書記。11月，七區區委書記兼區長馬子明調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副區長袁磊代理區委書記、區長。1950年6月，根據市委指示，李鐘余任十區區委書記。
1951年1月，濟南市調整市區區劃，以原七區區域為主，并入六區、九區、十區部分街道，改稱六區。轄區區域范圍擴大到東起緯六路、西至津浦鐵路、南至劉長山、北至萬盛街，人口增加到77400人。同時市委任命魯岐山為六區區委書記，袁磊主持區公所工作。7月，區委組織、宣傳部門改稱組織科和宣傳科。8月11日，根據濟南市人民政府決定，區公所復稱區政府，魯岐山兼任區長。
1952年8月，魯岐山調任山東省中蘇友好協會辦公室副主任，李桂巖接任六區區委書記、區長。同年12月，根據市委指示，區委領導職務改稱第一、第二、第三書記和副書記，范玲調任區委第一書記，李桂巖改任第二書記。同月，區委增設工業科，負責區屬工廠企業黨的工作;區政府增設民政調解股，負責調解處理民事糾紛。
二、開展戰后恢復工作
(一)恢復社會秩序
濟南解放之初，由于剛剛經歷過戰爭，大批國民黨散兵游勇和乞丐游民白天流浪，夜間偷摸強搶，擾亂社會治安，危害群眾安全。由于轄區距離火車站較近，經三路緯八路又是解放前販吸毒、賣淫嫖娼和賭博場所最集中的地區，人員構成復雜，社會治安形勢異常嚴峻。
1948年9月23日，數千名接管人員緊隨攻城部隊進城，代表人民對濟南這座古城進行接管。25日，解放軍華東軍區頒布《約法七章》，向市民公布共產黨的城市政策。按照軍管會和市委、市政府指示，負責接管七區、十區的接管隊伍迅速接管了國民黨在轄區的黨、政、軍、警、特機關和司法、金融、文教衛生、交通運輸、軍工、電信等機構系統及官僚資本工商業。同時開始戰后清理工作，全面清理戰場，掩埋尸體，平毀碉堡，清除炮彈。區委、區政府成立后，立即召開座談會，繼續宣傳《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布告》和國內外形勢;清查戶口，登記反動黨團特人員，收容散兵游勇，遣送乞丐游民，穩定社會秩序;建立派出所，分派工作組，開展清查登記敵特分子、打擊各類刑事犯罪和發動群眾復業、復工、復學等工作。同時按照濟南市公安局頒布的《交通管理暫行規則》，清理馬路攤點，維護交通。成立衛生小組257個，開展清理市容衛生工作。按照濟南特別市政府通令，對娼妓活動采取限制和逐步取消措施，為此后徹底取締娼妓創造了條件。加強社會治安管理，嚴厲打擊盜竊、詐騙、私刻公章及兇殺、強奸、流氓等刑事犯罪;將旅館、刻字印刷、娛樂場所等納入特種管理，固定專人負責，建立了定期檢查和旅館登記制度。撥?？钚迯托Ｉ?，安置教職工生活，使轄區內各類學校盡快實現復課。
1950年11月，根據濟南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二次會議決議和冬防指揮部指示，各區都成立了冬防指揮部分部和群防群治組織。其中，七區以街道為單位建立了15個人民糾察中隊，有隊員1750名，配合派出所巡邏，維護社會治安;十區以村為單位建立農民自衛隊52個，積極開展防火、防險、防盜、防匪等工作。
1951年7月，六區以派出所為單位，由群眾推選出210名積極分子組成11個治安保衛委員會，分片開展治安防范工作，代替人民糾察隊成為群防群治常設組織，為維護社會治安作出積極貢獻。
1952年6月，根據政務院頒布的《治安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六區以戶口段為單位，發動638名社會積極分子組成82個治安保衛委員會，緊緊圍繞深入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嚴厲打擊盜竊、詐騙、私刻公章、兇殺、強奸、流氓、破壞公共交通設施等刑事犯罪，開展治安保衛工作，為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與發展創造了良好社會環境。
(二)開展急賑救濟與生產自救
解放前，濟南長期為國民黨反動政府控制，造成了龐大的失業群體，群眾生活苦不堪言。濟南解放初期，由于全國解放戰爭仍在繼續，市區時常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轟炸，給人民群眾帶來了新的災難。為幫助市民群眾度過難關，市、區黨委、政府采取政府救濟、以工代賑、社會互助、發放貸款等措施，領導各區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急賑救濟和生產救災運動。
開展政府救濟，推行以工代賑，是伴隨城市接管和戰后恢復同時展開的。1948年9月24日濟南解放后，軍管會及隨后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和區委、區政府，采取以工代賑方式，動員生活困難群眾參與掩埋尸體，清除戰后遺跡，同時對貧苦群眾展開救助。到10月底，七區、十區發放救濟糧2543公斤，救助貧困群眾335戶、1085人;采取以工代賑方式，發動群眾參加戰后清理工作，發放以工代賑小米1112.5公斤，較好地解決了貧苦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10月27日，國民黨飛機空襲濟南，市區多處民居遭到轟炸。轄區緯十一路碧梧街被毀房屋30間，傷亡21人。區委、區政府迅速展開救助，在組織干部群眾安葬死者、救治傷員的同時，發放救濟糧417.5公斤，救濟困難群眾81人。
1949年夏季全國大水災后，蘇北、皖北等地區的大批災民涌入濟南。11月，按照全市冬賑救濟會議要求，七區、十區設立粥廠，持續供粥，為500多名災民解決了吃飯問題。12月，區委成立了生產救濟分會和基層支會，并針對季節變化和城市特點開展急賑救濟工作。到1951年8月，全區發放救濟糧8636.5公斤、棉衣被6655件、棉花127.5公斤、鞋子446雙，救濟困難群眾671戶、5705人。為解決困難群眾看病難問題，為316名貧苦市民減免了就醫住院費用。采取以工代賑方式，組織3508名青壯年市民參加市政建設等工作，發動2547名勞動婦女縫制軍服、軍鞋、軍襪等物品，發放以工代賑小米5.8萬公斤。同時，還積極響應市生產救災委員會號召，發動群眾募捐2012萬元(舊人民幣)、小米1209公斤，開展了支援皖北災區重建家園活動。
加強政府救濟的同時，還積極開展了社會互濟工作。1950年4月20日，濟南市人民代表大會籌委會與市生產救濟委員會舉行擴大聯席會議，研究生產救濟工作。根據會議要求，七區、十區認真貫徹“生產自救、社會互濟為主，政府扶持為輔”方針，提出了“十人幫助一人”的口號，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和社會互濟。到1951年8月，全區采取社會互濟形式，發放互濟糧1382.5公斤、款436萬元(舊人民幣)，救濟困難群眾191戶、797人。
發放小本貸款，幫助群眾恢復發展生產。1948年11月，為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和恢復發展生產，七區以北大槐樹、西市場、小辛莊、南窯廠等貧困地區為重點，派出5個調查組，深入到各家各戶調查了解情況，為78戶貧困市民發放小本貸款1000萬元(北海幣);十區為35名手工業者發放小本貸款1150萬元(北海幣)，發放農貸22500公斤小米。同時，十區還結合地處城郊結合部的實際，采取復墾荒地、公地轉租等形式，將1139畝土地分配給農民租種。由于政策宣傳到位，貸款發放有序，群眾積極性普遍較高，使困難群眾在政府的輔助下度過了難關。1949年1月，根據市政府關于開展群眾性大生產運動的要求，七區、十區先后成立生產推進委員會，對全區手工業情況進行調查，發動群眾成立各種生產勞動小組，恢復發展生產。其中，七區發動勞動婦女成立生產勞動小組439個，做軍衣74400件、軍褲41520件;建立了4個油漆組、5個木工組和1個小型鐵工廠，安置失業手工業工人90名;扶持56戶小型生產經營業戶恢復生產。1949年3月25日，七區部署開展興辦生產合作社運動。按照每股10公斤小米的標準，發動群眾積極入社入股。通過宣傳發動，每街都成立了合作社籌備小組，每3條街成立了1個合作社籌備委員會，民主推選籌委會代表，區委委派籌委會主任。僅兩個月的時間，七區就建立起4個民辦公助合作社和2個消費合作社，社員自報公議2838股，上交區合作社2212股，促進了生產、生活的恢復。
同時，七區、十區還組織廣大干部群眾開展了抗洪搶險斗爭。1949年7月，黃河水位猛漲，濟南洛口最高水位達到歷史上罕見的32.33米。面對滾滾洪水，濟南特別市委、市政府緊急召開防汛工作會議，部署抗洪搶險工作，全市人民迅速投入到抗洪搶險斗爭。根據會議要求，七區、十區區委、區公所召開動員大會，組織干部群眾開展抗洪搶險。其中，僅七區就組織了3000多人的搶險隊伍，分批趕赴北店子黃河堤壩抗洪搶險，與洪水展開了艱苦斗爭。經過兩個月奮戰，圓滿完成了黃河防汛任務，為保衛濟南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做出了貢獻。
(三)穩定和恢復生產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為了掠奪人民財富打內戰，濫發紙幣達數千萬億，惡性通貨膨脹達到難以想象的程度，全國范圍內民生凋敝，經濟殘破。濟南解放前夕，槐蔭地區雖已成為工商業較為集中的區域，但工業主要以私營和手工作坊為主，生產規模小，技術水平落后;官僚資本企業僅有津浦鐵路濟南機廠、聯勤總署第四十四兵工廠等幾家;商業流通以私營和攤販為主，較大私營商號普遍處于停業半停業狀態。濟南解放后，市及市轄各區黨委、政府致力于穩定金融、平抑物價和經濟恢復，為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創造了條件。
統一貨幣，穩定金融。1948年9月27日即濟南解放后的第4天，軍管會便發出布告，宣布一切交易必須使用北海幣。9月30日，宣布北海幣為唯一合法貨幣。10月初，宣布黃金、銀元不準私自買賣。在嚴格查禁的同時，1949年1月，濟南特別市政府組建了黃金交易所，并頒布《黃金交易所暫行章則》、《管理金店銀樓業暫行章則》和《取締黃金投機暫行辦法》等規章。10月16日，北海銀行濟南分行正式成立，開始辦理匯兌業務。1949年4月，開始開展個人折實儲蓄工作。期間，七區、十區接管隊伍及隨后成立的區委、區政府積極開展宣傳工作，發動群眾兌換北海幣，穩定金融市場，為戰后經濟恢復和安定人民群眾生活作出了努力。
平抑物價，穩定市場。濟南解放初期，國民黨統治時期形成的通貨膨脹和商業投機之風仍持續不止。加之連年戰爭的影響，城鄉物資交流斷絕，生活用品供應不足，物價曾一度猛漲。根據這些情況，軍管會采取緊急措施，一方面從接管物資中調撥部分生活物品低價限量出售進行調劑，一方面動員城郊地區群眾和解放區軍民組織運糧、運煤接濟濟南，短短十幾天就平抑了物價。1949年，全國范圍內連續發生4次漲價風潮，并迅速波及濟南，投機商人趁機囤積居奇，全市物價一日數漲。1949年2月，濟南特別市政府發出布告，取締投機商人操縱和把持的糧、油等生活物資壟斷場所，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和哄抬物價行為，有力地促進了物價的平抑。七區、十區認真貫徹上級指示精神，采取集中時間拋售和逐級壓價等平抑政策，糧、棉等農產品價格迅速回落。1949年12月，為平抑物價，制止通貨膨脹，消減財政赤字，中央作出關于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決定。1950年1月下旬，七區、十區區公所相繼成立推銷勝利折實公債委員會，各基層單位也建立了分會和支會，全面開展推銷勝利折實公債工作。其中，七區認購勝利折實公債19967分。隨著各項措施的落實，到1950年下半年，包括七區、十區在內，濟南市扭轉了長達10年的通貨膨脹的局面。
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濟南解放后，軍管會對濟南立即進行全面接管，沒收官辦企業和官僚買辦企業歸全民所有。負責接管七區、十區的隊伍迅速接管了交通部津浦區鐵路管理局濟南機廠，更名為華東區鐵路管理總局濟南機廠;聯勤總署第四十四兵工廠，更名為濟南工業局第二機器廠;還有濟南面粉廠、濟南釀造廠等官辦、買辦企業，建立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同時，為盡快復工、復業和恢復發展生產，對官僚資本企業，按照保留原有組織機構、生產系統和“保持原職、原薪、原制度”的原則進行了接管;對民族工商業，組織干部戰士深入宣傳黨的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采取了提供貸款和幫助購買原料、銷售商品等扶持措施。1948年9月27日，轄區停產1年多的濟南面粉廠在全市率先復工。隨后，各工商企業紛紛復工、復業。到1949年4月，轄區內的工商企業除個別特殊情況外，基本上恢復了生產，不少企業還實現了較快發展。濟南工業局第二機器廠成功研制出了國內第一臺對板精磨機;華東區鐵路管理總局濟南機廠搶修“新中國號”機車完工并試車運行。
(四)支援前線作戰
1948年11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了規模宏大的淮海戰役。22日，濟南特別市支前委員會成立。根據市委指示，七區、十區相繼召開動員大會，成立支前領導小組，廣泛發動人民群眾捐款捐物，組織人力運輸糧食和物資，接收和醫治淮海戰役轉來的傷員，支援前線作戰。濟南機廠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態響應市委“軍隊打到哪里，鐵路就修到哪里”的號召，點燃數十個小紅爐，掄起鐵錘晝夜奮戰，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鐵道夾板3萬塊、各種急需件11萬套和對“江南號”機車的搶修任務，保證了軍用物資的運輸。據統計，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僅七區就組織地排車85輛，大膠輪車50輛，轉運戰備糧食600萬公斤，捐款1843萬元(北海幣)，捐獻日用品大宗，為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作出了突出貢獻。同時，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急需大批干部開赴新解放區開展工作。1949年3月，根據上級指示，七區、十區選調凌霜、尚英生等14名黨員干部隨軍南下，開赴長江以南的新解放區開展城市接管、經濟恢復和民主建政工作。
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當天下午，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開國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親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在這舉國歡慶的日子里，七區、十區人民同全市、全國人民一樣，歡欣鼓舞，縱情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0月2日一早，包括七區、十區在內的全市各個角落鑼鼓震天，群眾自發地組成秧歌隊、高蹺隊，活躍在大街小巷;機關、街道、商店、學校及每家每戶，到處都飄揚著五星紅旗，到處都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到處都是歡樂的海洋。下午，七區、十區人民群眾與全市20萬軍民一起，身穿節日盛裝，在西郊飛機場舉行隆重盛大的慶?；顒?。下午3：30時，鳴禮炮28響，大會開始。伴隨著嘹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聲，齊魯大地上的第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省、市領導相繼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隨后，游行活動開始。一時間，國歌聲、口號聲、歡呼聲此起彼伏，響徹云天，充分表達了人民群眾對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無比喜悅之情，表達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的堅定決心。下午6點半，歡慶隊伍高舉各色彩燈和燃燒的火炬，高呼“反對侵略戰爭”、“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央人民政府”等口號，開始提燈游行。無數群眾分列道路兩旁，口號聲、歡笑聲、歌唱聲混成一片。深夜，歡樂的人們仍然不肯散去，依舊在街頭暢談，盡情分享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幸福和喜悅。
四、建立基層民主政權
濟南解放初期，由于前線戰事緊張，區以下沒有立即建立民主政權?？紤]到國民黨統治時期舊保甲長熟悉街道情況的實際，除少數罪大惡極的予以法辦外，整頓戰后濟南，實施城市管理，如組織群眾掩埋尸體、填平碉堡工事、整頓市容衛生、進行戶口登記、支援前線作戰等，主要還是利用舊保甲長開展工作。
1948年12月，隨著戰后清理工作基本結束和經濟社會形勢逐步穩定，中共濟南特別市委作出關于建立基層政權的指示，確定區為一級政權，街(鄉)為基層政權，街(鄉)下設閭。根據市委指示，七區經過研究決定，在碧梧街進行了廢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層人民政權的試點。建政初期，由于少數反動勢力竭力阻撓和破壞，有的造謠生事威脅群眾，有的唆使手下店員等操縱選舉，有的拉攏收買積極分子，致使基層建政工作面臨干擾。為確?；鶎咏ㄕぷ黜樌M行，區委、區政府在群眾中開展了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引導大家增強階級意識，明確勞苦大眾沒有掌握政權是受苦受難的主要原因;明確保甲制度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利用保甲人員是暫時的過渡性措施，最終必須打爛保甲制度;明確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必須由人民掌握政權和當家作主;明確建立基層政權的目的和要求。在此基礎上，區委組建建政委員會，成立工作組，培養干部和積極分子，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則，以10到15戶居民、60到70人為一個居民小組，推選正副組長各一人;3個居民小組建立一個閭，閭長從居民小組組長中推選產生;15到20個閭建立一個街政委員會或街政府，街政委員會和街政府成員由7到9人組成，由閭長或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在碧梧街試點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全區基層建政工作全面鋪開，共建立了8個街政委員會、2個街政府和127個閭。
街閭形式的基層政權建立后，各街政委員會和街政府在恢復生產、支援前線、維持秩序等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照搬了農村的組織管理形式，確定街為一級政權，與城市人口集中和剛解放情況復雜的情況不相適應，分散了干部，也不利于加強組織領導。
1949年6月，市委作出《關于變更區街組織形式，加強市級領導的決定》?！稕Q定》要求取消街政權，街道管理工作交由公安派出所辦理;區政府改稱區公所，作為市政府的派出機關。根據市委要求，七區、十區區委、區政府隨即改名七區、十區區委、區公所，街政權被取消。
1952年7月，根據華東軍政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關于10萬人以上人口城市建立居民委員會試行方案》的要求，六區以派出所管轄區域為單位，建立了7個居民委員會和若干業務委員會，并經居民代表大會選舉，選出了7名居委會主任和161名治安委員、133名優撫救助委員、133名文教委員、164名衛生委員、142名調解委員。
1954年7月，濟南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作出《調整居民委員會區劃，建立街道辦事處作為區人民政府派出機關》的決議。8月上旬，省、市、區三級抽調12名機關干部組成工作組，在六區第五居委會進行了建立街道辦事處的試點。8月28日，在對廣大人民群眾深入宣傳的基礎上，決定按原居委會轄區建立街道辦事處，以戶籍段轄區建立群眾自治性居委會。9月11日，試點工作結束。12月，根據市委統一部署，六區設立了7個按照數碼順序排列命名的街道辦事處，作為區政府的派出機關。至此，市區街道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
農村基層政權建設是伴隨征糧支前、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同步進行的。濟南解放初期，通過雙減反霸、減租退押和征糧支前，近郊農村普遍建立了農會和村政權，摧毀了封建保甲制度。但由于農村情況復雜、干部力量不足、治黃修堤任務繁重和封建地主蓄意破壞等原因，也出現了農村建政不均衡和村級組織成員良莠不齊等現象。
1949年10月，十區召開鄉村干部會議，部署開展土地占有情況調查。通過土地占有情況調查，進一步發現和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少數沒有建立農會和基層政權的村完成了建政工作。1950年7月，市郊土改全面展開。為配合土改運動的開展，十區對部分農會進行調整，改造了農村政權，對農村群眾廣泛進行土改、前途和形勢教育，廣大農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為推動農村基層民主建政創造了良好條件。11月，區、鄉工作隊深入各村，帶領農民群眾開展批斗地主活動，沒收地主土地財產房屋，分田分物分房，徹底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農村政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鄉鎮(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和《鄉鎮(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作為建立農村基層人民政權的法律依據。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關于人民民主政權建設的指示》。同月，山東省人民政府頒發了《山東省人民代表會議試行組織條例》和《山東省人民政府試行組織條例》，部署全省的基層政權建設工作。按照上級指示精神，十區依托各村的農會組織，發揮土改中涌現出的貧、雇農骨干作用，通過民主選舉，建立了各鄉、各村的民主政權。至此，濟南西郊農村地區完成了基層政權建設。
五、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是建國初期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是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也是人民代表大會建立之前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和人民參加管理國家政權活動的基本方式。
194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3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及各縣一律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指示。9月4日、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兩次發出關于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指示。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和頒布省、市、縣三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
1949年8月1日，濟南市首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召開。由于濟南市所轄各區是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因此沒有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隨著生產、社會秩序的恢復，需要提交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研究的事務越來越多，各區人民群眾要求召開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愿望十分強烈。
1951年6月25日，市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做出了召開各區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決議。7月10日，六區開始各代會籌備;7月17日，籌備委員會成立，設正副主任各1人、委員21人。通過推薦與民主協商，產生了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38名。其中政府機關代表6名，黨團代表5名(中共、民盟、民建、民革、青年團各1名)，省市駐區機關代表3名，團體代表38名(工人代表23名，婦女代表8名，青年代表5名，街道合作社代表2名)，駐區軍警代表6名，街道居民代表2名，工商界代表14名，醫務界代表3名，文藝界代表1名，特邀代表5名。
8月15到17日，第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召開。到會代表138名。會議聽取通過了區政府工作報告和公安工作報告，總結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生產救災、擁軍優屬、民事調解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號召全區人民貫徹執行愛國公約，繼續深入扎實地做好抗美援朝工作，加強全區文化教育和公安工作，加強治黃工作，加強政權建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會議選舉產生了六區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有委員27人;魯岐山為主席，李潤心(女)、王子禎、秦金山為副主席。
自1951年8月到1953年12月，六區共召開4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出席各次會議的代表由工人、農民、工商界、醫務界、文藝界以及社會知名人士、機關干部等各方面代表組成，主要任務是聽取政府報告、選舉委員會、通過各項決議，對于過渡時期黨的政策宣傳和對社會經濟各項事務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確定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各個階級的平等地位，體現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和政治協商制度，增強了政府與群眾的聯系，推動了各項運動的開展。
11月17到18日，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審議了區協商委員會、區人民政府3個月來的工作報告及第一次會議決議執行情況的報告，肯定了全區在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發展生產、民主建設及文教衛生等領域取得的顯著成就，通過了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致敬電。會議號召全區人民，以實際行動響應毛澤東主席在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提出的關于“增加生產、厲行節約，支援抗美援朝”的偉大號召。
1952年7月24到25日，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三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了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總結了半年來“三反”“五反”運動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務。會議要求在鞏固“三反”“五反”運動成果的基礎上，大力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繼續深入普遍地開展愛國衛生防疫運動，有計劃地開展民主建政工作，認真落實優撫政策，支援抗美援朝。
1953年2月2日到4日，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四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了區協商委員會會務工作報告和區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全區在抗美援朝、增產節約、愛國衛生、人民民主運動及勞動就業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號召全區人民繼續深入開展支援抗美援朝、增產節約、貫徹《婚姻法》、人民民主、愛國衛生等運動。
相繼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政府和群眾間架起了互通信息的橋梁，實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夙愿，大大激發了各界群眾參政議政的熱情，推進了基層政權建設，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民主建政工作的開展，密切了黨群關系，提高了政府威望。社會秩序和社會治安形勢日臻穩定，生產、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日漸恢復和發展，市政建設、生產救災等順利進展，人民群眾增強了對政府的信任感。二是加強了人民內部團結。會議組織的各項活動中，大力宣傳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引導代表敞開思想，積極發言，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呈現了相互尊重、相互幫助、團結共進的良好局面，促進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鞏固。三是推動了各項事業的發展。各代會代表由各界先進模范人物組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有利于發動廣大群眾共同努力完成任務，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同心協力地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四是加強了民主制度建設。通過各代會的實踐，廣大群眾受到了教育和鍛煉，民主意識不斷提高，發揚民主的氛圍越來越濃。同時，各代會的召開也對促進黨的領導干部和領導機關轉變工作作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實際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
到1953年10月第六區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濟南市第六區圓滿完成了歷史使命。
六、鎮壓反革命
作為山東省省會，濟南市長期處于日偽和國民黨統治之下，反動黨團和特務組織復雜龐大。濟南解放時，部分特務和反動黨團人員或被俘或逃跑，但也有許多潛藏下來伺機破壞。濟南解放后，國民黨反動政府又不斷派遣特務潛入濟南，聯絡原有人員，搜集軍政情報，殺害革命干部群眾，給新生人民民主政權造成了嚴重威脅。因此，開展以肅清匪特為重點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成為了保衛革命勝利果實、鞏固新生政權的重中之重。
1948年10月1日，濟南特別市軍管會就發出布告，命令反動黨團人員、特務組織和散兵游匪還鄉團等，停止一切活動，交出證件和武器彈藥，到公安機關登記，聽候處理。同時，相繼破獲了“魯濟戡亂建國團”、“魯西反共救國軍”、“淮海聯絡總站”等反革命組織和敵特機關，取締了盤踞多年的“一貫道”等反動道會門。剛剛建立的七區、十區區委、區政府采取強大政治攻勢，迫使轄區敵(偽)軍、政、警、憲人員和國民黨、三青團分子進行了自新登記。1949年3月，對已登記的1501名敵偽人員、反動黨團分子，區別首要和脅從，根據罪惡輕重及悔改程度作出了處理。隨后，按照山東省人民政府《關于取締反動道會門的布告》要求，開展了取締反動道會門專項斗爭。
這一時期，由于部分工作人員麻痹輕敵，對待反革命分子存在“寬大無邊”現象，以致出現了該殺的久拖不決、該關的拖延未關、關了的判刑過輕和應當管制的未加管制等現象，部分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
朝鮮戰爭爆發后，在大陸潛伏下來的反革命分子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他們到處散布謠言，破壞工廠、鐵路，搶劫糧食、財物，刺探情報，甚至組織暴亂，活動十分猖獗。山東濟南發生了敵特分子殺害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黃祖炎和鐵路投毒事件，七區還在轄區破獲了“國民黨反共救國軍”特務組織。
1950年6月，中共山東分局指示各級政府，嚴厲鎮壓匪特，嚴防敵人利用道會門進行活動，加緊偵破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開展剿匪、肅特、反霸及重點取締反動道會門斗爭。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糾正鎮壓反革命運動初期的右傾傾向，全面貫徹黨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11月10日，華東局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要求遵照中央指示，認真檢查鎮壓反革命工作，制訂鎮壓反革命活動計劃，堅決糾正工作中“右”的傾向和防止“左”的錯誤，并適當充實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的干部。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國范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全面展開。
1951年3月11日，中共濟南市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市開展鎮壓反革命宣傳教育工作。3月30日，濟南市召開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在全市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決議。
4月1日，根據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和要求，六區本著“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通過組織座談會、報告會、展覽等形式，組織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認真學習中共中央關于鎮反運動的指示和《懲治反革命條例》，廣泛宣傳鎮壓反革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號召和發動群眾積極投身鎮壓反革命運動，檢舉揭發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對各類鎮反對象進行調查統計。同時，對區內各類反革命分子進行公開搜捕，逮捕了李星南、丁子英、滿恒富、高耀庭、賈壽春、滕沛昌、崔錦堂、華玉璽、劉炳榮、石玉泉、陳子剛、呂子正等一批隱藏在轄區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分子。隨后，發動5萬余名群眾，召開群眾大會、座談會、代表會、控訴會、苦主會、公審會700余次，控訴聲討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高潮。4月15日至16日，分別召開各界臨時代表會議和被害群眾訴苦座談會，對李星南、華玉璽、滕沛昌、崔錦堂、劉炳榮等進行揭發和控訴。4月17日，六區在濟南市緯十路小學召開千人公審大會，宣布對李星南、華玉璽、滕沛昌、劉炳榮、崔錦堂、丁子英、滿恒富等7名罪大惡極分子執行槍決;對石玉泉、陳子剛等7人判處有期徒刑;對98名罪行較輕、民憤不大的反革命分子予以管制。同時，對潛逃來轄區隱藏的惡霸地主賈壽春、匪軍連長高耀庭等遣回原籍，交由當地人民政府處理。通過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政策感召下也迫于形勢壓力，全區469名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這一階段的鎮反運動安排周密，措施有力，成效顯著，沉重打擊了反革命分子的囂張氣焰。
5月11日，鎮反運動轉入打擊和取締反動道會門階段。期間，六區逮捕了皈一道頭目魯子山、呂祖壇頭目任鳳鳴、一炷香頭目張學友等25名負有造謠破壞、奸淫婦女惡行和暗中從事非法活動的反動道會門首要分子，取締壇口4處，登記一貫道、皈一道、呂祖壇、圣賢道等道會門人員53人。隨后，會同市委派駐的100名干部，在全區深入開展政策宣傳和對首惡分子控訴活動。在黨的政策感召下，3718名徒眾自動退道，徹底摧毀了反動道會門組織。
6月19日，六區各界代表組成了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深入搜集群眾反映，審查相關材料，提出處理意見。6月22日，將反革命案件全部審理完畢。全區逮捕法辦各類反革命分子494名。
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轉入搜捕殘敵、清理積案和管制反革命分子階段。到1953年鎮反運動結束，全區共搜捕反革命分子855名。1955年8月，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再次鎮壓反革命的決議。此后至1956年，全區先后收到檢舉材料4000余份，分兩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由于各級黨組織在鎮反運動中十分注重運用統一戰線的形式，對鎮反運動的政策宣傳到位，對群眾情緒變化引導及時，很快形成了內部注重政策理論學習統一思想、外部嚴厲打擊敵對勢力和反革命分子的良好局面。通過動員廣大群眾投身鎮反運動，開展控訴、公審和檢舉反革命分子的群眾運動和道會門中的群眾退道行動，鞏固了和黨外民主人士的團結，涌現出了大批群眾積極分子，推進了各項工作。
鎮反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后為鞏固革命政權進行的一場全國性的打擊敵對勢力的運動，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必經過程。鎮反運動的開展，沉重打擊了各種反動勢力，鞏固了新生人民政權，保護了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運動;同時也發動積極分子成立了聯防治安組織，大大加強了社會治安力量，社會秩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穩定。
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1950年6月25日，正當全國各族人民認真貫徹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而努力奮斗之際，朝鮮內戰爆發。27日，美國打著聯合國旗號武裝干涉朝鮮并派遣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出動飛機轟炸我國東北邊境的城市和鄉村，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著外部侵略的嚴重威脅。在此危急關頭，應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10月8日，毛澤東發出《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命令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同年底，濟南市所轄各區相繼召開動員大會，成立抗美援朝工作委員會，動員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各界婦女、青年團組織紛紛成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行動分會和若干行動小組，發動街道群眾訂立愛國公約。各機關、學校、街道等相繼召開群眾大會、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小型座談會，廣泛宣傳抗美援朝的重大意義，迅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
(一)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宣傳教育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審改的《關于時事宣傳的指示》。11月1日，中共濟南市委召開市直機關單位主要黨員干部會議，動員大家正確認識當前形勢，加強時事學習宣傳。21日，市委發出《關于深入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時事學習與宣傳教育的指示》。按照市委要求，七區、十區利用抗美援朝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斷深化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1951年4、5月間，六區先后兩次組織400多名機關、學校、街道積極分子組成的宣傳隊伍，深入大街小巷開展宣傳教育。期間，全區先后召開大小群眾會、代表會、座談會543個，建立時事教育宣傳站6個、收聽站187個、收聽小組318個，成立板報組、文娛組、讀報組共84個，利用墻報、黑板報、漫畫、幻燈、文藝演出等形式，對全區人民群眾開展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宣傳教育，受教育群眾達到50770人，使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認清了美帝國主義的本質，消除了對美國的恐懼心理，正確理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義，堅定了抗美援朝必勝的信心和決心。1952年1月，又分思想發動、學習文件、落實行動三個步驟，在全區范圍內進行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時事形勢政策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進一步增強了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觀念。
(二)組織大規模的游行集會、訂立愛國公約和和平簽名活動
1950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剛剛爆發，七區、十區就組織召開群眾大會，譴責聲討美國的侵略行為，聲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正義斗爭。12月9日，七區在青年公園組織盛大集會游行活動，紀念“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5周年，慶祝平壤光復的偉大勝利。1951年5月1日，六區組織27000人參加了“五一”大游行，又一次掀起了抗美援朝運動的宣傳高潮。9月1日至2日，組織3500余名群眾在緯十路小學舉行慶?？谷諔馉巹倮?周年大會。10月1日，組織5000余名群眾參加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周年國慶大游行。1952年10月，在青年公園舉行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參戰2周年大會，組織數千名干部群眾聆聽赴朝歸來志愿軍代表所作的抗美援朝前線將士事跡報告。
1951年1月7日至8日，濟南市召開第一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會議。會后，全市迅速掀起了自發訂立愛國公約的熱潮。同年3月，濟南市各界人民第二次抗美援朝代表會議通過了擁護締結和平公約、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決議，400多名與會代表現場簽名投票。隨后，六區區委、區公所發動群眾開展了訂立愛國公約和和平簽名活動。至4月底，全區7.2萬人(次)的群眾參加了擁護五大國締結和平公約的簽名和反對美帝國主義武裝日本的投票;各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團體、街道、家庭等，立足各自具體情況，圍繞抗美援朝運動，訂立了各自的愛國公約。此后，六區轉入檢查修訂愛國公約階段。各單位按照區委、區公所要求，全面檢查和修訂了各自的愛國公約。
(三)以實際行動支持抗美援朝
1951年1月14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發出《關于在全國發起慰勞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并救濟朝鮮難民的通知》。17日，山東分會作出在城市發起捐獻“千元運動”、在農村發起捐獻“百元運動”的決定。全區人民積極響應，迅速掀起了慰勞救濟運動高潮。6月1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號召實施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軍屬愛國計劃。10日，山東省抗美援朝分會作出捐獻“山東空軍師”的決定。濟南市各界群眾紛紛提出捐獻“濟南工人號”、“濟南婦女號”等計劃。六區人民積極響應號召，紛紛開展增產捐獻活動。至7月底，共捐獻款額2358.79萬元(舊人民幣)。同時，大批青年踴躍報名參加志愿軍，決心赴朝作戰，抗美援朝。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配合抗美援朝作出開展愛國增產節約運動的決定。六區人民積極響應中央“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號召，廣泛組織勞動競賽，推動技術改革，深入開展增產節約活動，以實際行動支援抗美援朝。從1950年至1953年底，六區人民群眾為購買飛機大炮抗美援朝捐獻款額34647.7萬元(舊人民幣)，為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朝鮮人民軍和朝鮮難民捐獻款額2440.32萬元(舊人民幣)、慰問袋170個、慰問信2000余封，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做被服41017件、軍鞋軍襪402590雙，為奪取抗美援朝的最后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
(四)開展擁軍優屬活動
轄區的擁軍優屬工作始于1948年。當時的擁軍優屬工作主要以擁軍支前、慰問部隊、救護傷員為主。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隨著抗美援朝運動的興起，擁軍優屬成為抗美援朝運動的重要內容。
1.結合重大傳統節日 掀起擁軍優屬高潮
每逢元旦、春節、建軍節等節日，區委、區政府都組織開展慰問演出、贈送慰問品、征求意見、解決實際困難等擁軍優屬活動;各街道優撫組織也定期、不定期地走訪慰問烈、軍屬，給他們送糧、送菜，解決實際困難。1951年春節期間，根據市委、市政府指示，為深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六區成立了區及基層擁軍優屬委員會31個，普遍開展了擁軍月活動。期間，全區各界人士積極捐款捐物，排練文藝節目，籌備軍民聯歡會、各界群眾代表會等。春節前夕，組織了向烈軍屬和榮譽軍人、復員軍人家屬分送慰問品活動。春節后，各街道干部又分頭向烈、軍屬和榮譽軍人拜年，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聯誼會和茶話會。據統計，活動期間，六區共對535戶革命軍人、烈士、榮譽軍人、復員軍人家屬進行登記并頒發證書，對319戶老弱貧苦的軍烈屬予以適當照顧，發放優撫糧11276.5公斤，棉衣、棉被105件。1951年10月14日，在中秋佳節來臨之際，區委、區政府又組織有關部門，對全區559戶烈軍屬進行了走訪慰問，向烈軍屬家庭送月餅373.5公斤，花生156公斤，豬肉243.5公斤，面粉17412公斤，救濟款824.72萬元(舊人民幣)，為69戶烈軍屬解決了就業問題。1952年春節，六區開展了“少年兒童慰勞烈軍屬一件事”活動。9月28日，區委、區政府隆重召開表彰烈軍屬、復員軍人、榮譽軍人和擁軍優屬模范大會，95名同志受到了表彰獎勵。1953年春節，全區再次掀起了人民群眾擁軍優屬的高潮。
2.加強組織領導 開展優撫工作大檢查
1953年1月，為貫徹華東軍政委員會及濟南市政府關于“春節期間開展擁軍優屬”及“加強優撫工作”的指示，六區優撫委員會成立臨時辦公室，各工廠、機關、學校、街道也相應建立了優撫分會和優撫小組，并組織了優撫工作檢查。7月，根據市政府《關于普遍檢查優撫工作，訂立各級優撫工作計劃的決定》和《關于檢查優撫工作的具體辦法和要求的通知》，六區優撫委員會對全區各級機關、街道、工廠、商店、學校等單位進行了優撫工作集中檢查，征求烈軍屬的意見，總結經驗教訓。8月1日，區委召開全區居委會正、副主任和優撫委員參加的優撫工作會議，總結檢查前段優撫工作情況，對軍屬提出的95條提案給予了解決和處理，制定了減免醫藥費就診、減免學雜費入學、優先安排就業等優待烈軍屬的具體措施。
3.提高撫恤標準 優先安排烈軍屬就業
新中國成立初期，區政府每年對部分有臨時困難的烈軍屬、榮譽軍人和傷殘軍人給予實物或現金補助。同時，采取以工代賑形式，組織烈軍屬困難家庭開展生產自救，參加街道生產勞動和其他臨時性工作。1950年起，對因戰、因公犧牲及病故的有關人員家屬和因戰、因公致殘的軍人、革命工作人員、民兵等實行優待撫恤。1952年、1953年、1955年，先后3次提高撫恤標準，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為從根本上解決烈軍屬家庭生活困難，區政府作出優先安排烈軍屬工作的決定。1950年，根據中央軍委和政務院關于開展志愿兵復員工作的決定，區政府設立志愿兵復員工作委員會。1951年，志愿兵復員工作委員會改稱轉業建設委員會，后改為復員退伍軍人安置領導小組。復員退伍軍人安置初期，以自力更生、社會互救、政府扶持為主，主要是動員復員退伍軍人參加生產;對于不易安置而具備就業條件的，政府幫助安排他們就業。
第三節 進行新民主主義改革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各級民主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標志著新民主主義政治建設已經初步完成。然而，全國范圍內舊的社會生產體系尚未徹底打破，封建殘余的影響依然十分嚴重，全面建設新民主主義仍面臨諸多障礙。在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新民主主義改革。
一、以土改運動和企業民主改革為重點的生產關系變革
(一)土地改革運動
土地改革不僅是一場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在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中國實行土地改革，其重大意義在于徹底摧毀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剝削制度，最大限度地解放農村生產力，在農村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為全面建設新民主主義并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有利條件。
濟南地區的土地改革最早始于1946年的老解放區。1948年9月濟南解放后，由于清理戰后、恢復生產和支前征糧的任務較重，新解放區沒有立即開展土地改革，但伴隨支前征糧等開展了土地減租、建立農會等土改準備工作。
1948年10月，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十區對農村土地占用和租佃關系情況進行了調查，基本摸清了農村地區的土地占有情況。以十區吳家堡鄉土地占有情況為例：該地區共有土地56912畝，人口21305人，人均土地2.67畝。其中地主253戶、1694人，占有土地14401.9畝，人均土地8.50畝;富農104戶、648人，占有土地3855.7畝，人均土地5.95畝;中農1557戶、7802人，占有土地24032.7畝，人均土地3.08畝;貧農2316戶、11161人，占有土地14621.7畝，人均土地1.31畝。調查發現，十區由于靠近城市，土地比較分散，學田、義田、教會用地較多;由于靠近黃河，水田、藕田等低洼鹽堿地多;解放前日偽政權多次強購，軍隊營垣用地較多，地主多是中小地主。雖是中小地主，他們卻占有大量優質土地，且多兼保甲長，多與敵偽組織和土匪特務有勾結，多是敵偽黨團分子及反動道會門頭子，對貧雇農的剝削和壓迫十分殘酷。轄區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是貧農的6.5倍，有的甚至占到全村土地的30%;地租每年兩期，占年產量的50%到70%之間，有的甚至高達80%以上。段店地主還有所謂“爬租”等剝削農民的方式，即如果看到農民挖井種地、發展生產，地主就收取一斗麥子兩斗秋的地租;第二年則爬升到兩斗麥子三斗秋;第三年則會爬升到五斗麥子。
與此同時，十區召開動員大會，成立工作組，在所屬鄉村由點到面地推進土地減租。按照區委、區政府要求，各鄉村相繼成立減租委員會和農會籌備委員會，研究制定“減租法令”，討論決定以“實收產量”確定減租標準，廢除了地主的額外地租。召開佃戶大會，討論實收糧食數額，確定減租標準。當年，十區減租糧食19569公斤，涉及佃戶729戶、土地2316畝。通過土地減租運動，緩解了貧雇農群眾的生活困難，培養了一批積極分子，并在減租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了農會和村政權，為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9年10月，十區又召開所屬鄉村干部會議，要求各村結合土地減租運動，組織力量對土地占有情況做進一步調查，廣泛進行土地改革重大意義的宣傳，培養農民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感情，為全面土改做準備。
1950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出《關于處理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的指示》，要求京、津兩市及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平原、山東6省所屬各市郊區，于1950年春耕以前或秋收以后完成土地改革。2月6日，市政府發出土改布告，要求徹底廢除封建剝削制度，沒收地主土地，征收富農出租土地，收歸國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分配給無地或地少的農民耕種;所有地主、富農均應遵守政府法令，聽候政府處理;地主、富農兼管的工商業，不得沒收和分配。3月3日，市委、市政府決定抽調380名干部參加土改，并成立市郊土改指揮部，統一領導土改運動。3月4日，市委召開干部大會，要求堅決貫徹中央指示，嚴格掌握政策，切實搞好土地改革。
3月，按照政務院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會議要求，十區結合發展農業生產，繼續深入開展階級教育、土地調查、培養訓練積極分子等工作，為全面土改創造條件。6月，中央決定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土改運動暫停，工作重點轉入組織夏收和生產備荒。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同時，中共中央決定自1950年冬開始，分期分批地在新解放區全面實行土改?？偟穆肪€和政策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其過程一般要經歷發動群眾、劃分成分、沒收和分配土地、總結復查等幾個階段。要求各級政府派出工作隊伍，深入群眾，領導土改。7月，結合學習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十區有重點地調整農會，改造農村政權，對農民群眾廣泛進行土改、前途和形勢教育，以提高政治覺悟、階級斗爭觀念和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發展，進一步做好土改運動前期準備。
10月20日，中共山東分局發出《關于今冬明春完成與結束土地改革的指示》，省政府頒布《山東省土地改革具體實施辦法》，對全省新、老解放區土地改革作出總體安排和銜接部署。12月17日至19日，濟南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郊區土地改革方案。同時，成立郊區土地改革工作委員會，集訓區、鄉土改干部;重新調整區劃，成立中共濟南市委郊區工委和濟南市人民政府郊區辦事處，為順利實施土改提供了組織準備。
從1950年12月到1952年3月，新調整成立的郊三區、郊四區、郊五區先后經歷階級教育、改組農會、劃分階級成分、批斗地主、沒收分配土地資產、頒發土地證、改造鄉村政權等階段，相繼完成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土地改革運動。其中，郊四區的四合、興林、鎮河、梨園、楊莊、美里等鄉和郊五區的申莊、劉莊、王莊等鄉，共沒收地主、富農土地1.14萬畝、房屋1920間、大牲畜323頭、農具1460件，2099戶、9508名貧農分得了土地資產，貧農人均占有土地增加了一倍。
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結束了濟南西部地區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剝削制度，實現了農民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大力發展農業和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條件。
隨著城郊土地改革運動的進行，城區地權改革也全面展開。濟南解放初，城區地產分為公有和私有兩部分。1949年12月20日至1950年3月，濟南市首次進行地產登記。同時沒收、征收外僑、教會占有的土地;規定城區土地征用由濟南市統一管理。1951年6月20日，市政府發布《關于建設使用公有、私有土地試行辦法》規定：用地單位依照城市規劃提出申請，報經市城建局批準，由市房地產管理局通知土地所在地的區公所(區政府)召開被征土地業主遷移動員會，再由城建局定線，房地產管理局測量，并召集業主指界、登記土地面積、收回地證、計算地價和地上物補償，最后通過銀行發款征購。所購土地，無論公、私企業，只擁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1952年，將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官僚資本家占有的土地收歸國有。1954年，將企事業單位接收使用的外僑、教會房地產登記注冊并列為公產。市轄各城區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對各自轄區的地產情況進行了登記，沒收了相關人員的地產，明確了地權關系和土地征用程序。
(二)企業民主改革
濟南解放初期，各級黨組織雖在各廠礦企業領導開展了反封建虐待、建立工會、成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等民主改革，對于遏制克扣工人工資、強迫工人請客送禮、調戲奸淫女工等現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封建殘余勢力的存在和民主管理思想的淡薄，這些改革是不徹底的。在國營企業，由于企業接管過程中保留了原有的組織機構和生產系統，企業所有制度雖發生了根本轉變，但內部生產關系的變革并沒有最后完成，舊的管理方式和封建殘余勢力依然存在，依靠工人階級進行民主管理和發展生產的思想還沒有完全確立。在私營企業，封建管理方式和封建把頭仍然大行其道，或明或暗地繼續欺壓盤剝工人，抵制政府法令，打擊積極分子，破壞工人團結和工會工作，嚴重影響了勞資關系和企業發展，企業民主改革勢在必行。
1951年6月至9月，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關于廢除搜身制的決議》、《關于黨對國營企業領導的決議》等指示精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等法律法規要求，中共濟南市委在全市國營企業中進行“民主改革補課”。
按照市委統一部署和要求，駐區國營企業和轄區地方國營企業結合正在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采取召開公審大會等形式，發動工人群眾控訴已經逮捕和將要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使廣大工人群眾分清敵我界限，明確政策標準，提高了政治覺悟和階級意識。在此基礎上，發動工人群眾開展回憶、對比、訴苦運動，揭露、控訴舊社會資本家欺壓工人的罪行，引導工人群眾劃清新社會與舊社會、人民企業與官僚資本企業、主人與奴隸、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對工人群眾進行了主人翁教育，揭發批判了隱藏在企業內部的反動黨團骨干、特務、封建把頭、逃亡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惡霸。同時，按照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區別對待和“罪大者減罪，罪輕者免罪，無罪者放下包袱”的原則，動員有問題的人員自行坦白。對于曾欺壓過工人的職員、工頭等，發動他們開展自我批評，主動向工人認錯并保證今后改正;工人之間采取提高覺悟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消除了因工作態度、作風、習慣及地域不同產生的隔閡。隨后，“民主改革補課”轉入民主檢查和改進民主管理階段。企業領導干部以貫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改進民主管理為中心，以整風的精神，抓住主要問題和癥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企業黨組織內部統一了對民主改革和管理的認識，牢固樹立了依靠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思想;組織、發動工人群眾認真學習工會法及企業民主管理文件精神，開展民主檢查，提出合理化建議;發揮工人群眾民主管理的積極性，吸收部分威信較高的工人、職員參與企業管理，普遍改選了工廠管理委員會、工代會、合理化建議委員會等，較徹底地清除了舊社會遺留的封建管理體制，真正實現了企業管理民主，使工人成為了企業名副其實的主人。同時，從有利于恢復和發展生產出發，團結改造舊技術人員，解決了工人與技術人員之間的矛盾，以及職工群眾反映強烈的勞動保護和福利生活問題。
10月，根據中共山東分局擴大會議精神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市轄各區私營企業民主改革開始。此前，六區結合國營企業民主改革，在私營企業開展了落實工會法大檢查活動。通過工會法檢查，采用回憶對比方式，對工人店員內部殘存的封建意識進行了批評，建立完善了私營廠店工會;對潛伏在企業內部的反動黨團分子、道會門分子、特務和封建把頭、舊警察、逃亡地主等進行了登記，打擊了長期欺壓工人店員的封建把頭，初步開展了反封建把頭斗爭，基本遏止了隨便打罵、開除工人店員現象。私營企業民主改革運動開始后，六區及時調整充實工會法檢查委員會，抽調人員組成工作組，在企業內部建立了20個勞資雙方代表共同參加的檢查小組;召開了勞資雙方代表會議，分析了工會法檢查發現的問題并對私營企業民主改革進行動員部署。隨后，六區從鞏固工會法檢查成果和宣傳其他勞動保護法令入手，以廢除封建管理制度、促進民主管理、發展企業生產為目的，開展了私營企業民主改革運動。
一是組織開展學習，深入調查研究，提高工人店員的政治覺悟和政策法規水平。組織勞資雙方深入學習工會法及其他勞動保護法規，通過開展回憶對比，解決了工人店員片面地要求提高工資待遇、資方片面地認為企業效益下滑是工人的原因等問題，教育勞資雙方明確企業發展對雙方有利，提高了勞資雙方的覺悟。同時，進一步檢查了私營廠店存在的突出問題：如有的廠店經過工會法檢查停止了隨便打罵工人店員的做法，但又采取以罰跑代替打、以諷刺挖苦代替罵的懲罰新方式;有的采取威脅利誘等辦法，阻止工人店員參加政治活動;有的雇傭或解雇工人店員不通知工會;部分廠店隨意延長工時長達13或15個小時;多數廠店安全衛生條件差，勞動保護毫無保障;多數廠店仍采取封建管理方式，封建把頭為所欲為;勞動協商會議只有形式不起作用，勞資關系極為緊張等等。
二是進行政策教育，劃清敵我界限，徹底打破封建管理和封建把頭制度。通過反復開展政策教育，消除了工人群眾的顧慮，劃清了封建與資本、封建與技術、首要與一般、內部與外部、政治問題與生活作風問題的界限，對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在政策法令和勞資協商范圍內進行批評斗爭，將其違法事件交由法院處理;對劣跡昭著的封建把頭展開斗爭，將有惡行、民憤極大的作出開除等處理;對罪惡不大的一般把頭及存在生活作風問題的作為內部問題處理，根據其罪惡大小、有無技術、勞動態度、認識錯誤程度等，經群眾討論研究，作出撤銷職務、調動工作、教育改造等處理;對有技術的以及師徒關系中存在封建管理方式的人員，采取批評教育的方式促其轉變，以達到團結多數、打擊首要、廢除封建管理和把頭制度的目的。
三是召開民主團結會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工人內部團結問題。以車間、部門、小組為單位召開職工團結會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職工內部團結。充分發揮基層工會和積極分子的作用，每項工作部署和每個問題處理首先交由工會委員會研究，再召集積極分子會議討論統一思想，最后分頭傳達到群眾中去，將企業決策和部署轉化為工人群眾的自覺行動;同時，通過積極分子和工會將群眾的反映、要求和建議帶回來進行研究，確保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擴大群眾民主管理，使工會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得到了較好發揮，密切了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加強了工人內部團結。
四是整頓工會組織，完善勞資協商會議，健全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在提高工人覺悟、反封建管理和把頭、搞好工人內部團結的基礎上，召開工人代表會議，審查工會經費，改選基層工會委員會;結合基層改選，選舉勞資協商會議代表，加強勞資協商會議。嚴格執行反封建不反資本的政策，通過加工訂貨、收購包銷、提供貸款等形式，加強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扶持。發動工人參與資方制定生產計劃，動員勞資雙方協商簽訂生產合同，改善了勞資關系，工人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資方的經營信心得到加強和提高。
企業民主改革，清除了企業內部的封建殘余勢力，摧毀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管理制度;企業民主管理的實行，調動了廣大工人群眾當家作主、搞好生產的積極性，生產效率大大提高，涌現出了一批勞動模范和積極分子，有力地推動了企業的生產發展。
新中國建立初期，隨著農村土地改革和企業民主改革的完成，徹底革除了封建殘余勢力在經濟領域的影響，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為全面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以城市街道民主改革為重點的人民民主運動
濟南解放后，城區街道工作得到較快發展。但由于舊警察舊作風的影響，部分解放后參加工作的警察和干部也沾染了一些不良習氣。如有的拉幫結派、稱兄道弟;有的強借白使、敲詐勒索;有的強迫命令、作風粗暴;有的假公濟私、辦事不公。致使干群關系、警民關系一度緊張，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根據市委、市政府部署，六區貫徹團結、教育、愛護、改造的方針，采取自我教育與群眾批評相結合的方法，開展了以整頓民警作風和街道干部作風為重點的人民民主運動。
1952年7月，六區召開區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作出在全區民警中開展整頓作風運動的決定。要求對內進行教育，組織民警在學習文件、搞好思想發動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自覺檢查整頓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對外發動群眾，組織居民小組，選舉居民代表，采取“背靠背”的方式，發動群眾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此前，六區曾經開展過民警作風整頓，并對32名存在嚴重問題的舊警察作出了開除、勞教、調離崗位等處理。為了搞好這次民警整風運動，六區抽調部分人員組成工作組，深入到各公安派出所，采取召開街道積極分子、街道干部、工人、商人、群眾等各層面座談會和走訪詢問等形式，進一步宣傳發動。為確保聽到居民群眾全面、真實的意見，確保民警整風工作取得扎實成效，工作組組織居民進行了長時間討論。在工作組全體成員和街道積極分子監督下選出了群眾信任的居民代表，以充分發揮居民代表會議的促進作用。發動居民群眾特別是居民代表充分發表意見，提出了民警作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這次民警整風自7月份開始至11月份結束，共收到群眾意見1742份，查找了民警中存在的貪污受賄、敲詐勒索、違法亂紀、包庇敵人、作風粗暴、辦事不公、刁難群眾、打擊報復等突出問題。根據群眾意見和民警實際，各公安派出所進行分類整理，區委和區公安分局進行認真研究，并根據情節輕重對當事民警作出了責成公開檢討、登門道歉、退賠財物、專案專辦等處理，改進了民警作風，樹立了良好形象，密切了警民關系。
11月，根據全市統一部署，六區組織開展了街道干部整風運動，579名街道干部參加了整風。由于較長時間存在重使用輕教育、重成績輕管理現象，部分街道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簡單粗暴，引起群眾不滿。為了搞好這次街道干部整風，區委成立了學習委員會，在街道建立了7個整風委員會和65個學習小組，制定了學習公約和檢查制度，加強了組織領導。組織召開街道干部大會、群眾大會和居民小組會議，學習有關街道干部整風的報告，公布街道干部的標準，使街道干部明確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本依據，明確了努力和改正的方向，明確了成為好干部的標準。組織街道干部積極查擺工作作風和態度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廣泛征求群眾批評意見，向各學習小組和街道干部及時進行反饋，促進了作風的轉變。同時，對街道干部中存在的成分不純、貪污受賄、敲詐勒索、強借白使、強迫命令、敵我不分等問題進行了處理，撤免了個別作風惡劣又有民怨的街道干部。
這次人民民主運動，使廣大民警和街道干部進一步端正了工作態度，密切聯系群眾和艱苦樸素的作風得到了發揚，強迫命令、辦事不公的作風受到了批評，個別違法亂紀分子受到了懲處，人民群眾也受到了一次系統的民主思想教育。在此基礎上，根據華東軍政委員會和中共山東分局指示精神，六區以派出所轄區為單位建立了7個居民委員會和若干專項委員會，700余名積極分子被選為街道干部，為此后的街道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三、以清除舊社會遺毒為重點的移風易俗運動
新中國成立初期，舊的社會遺毒尚未清除干凈，包辦婚姻等封建殘余思想和“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仍然存在。為徹底根除這些舊社會遺毒，根據市委、市政府要求，六區帶領全區人民開展了一場移風易俗、破舊立新的偉大變革，大張旗鼓地在全社會倡導先進文化和進步思想，逐漸形成了新的社會風尚。
(一)宣傳貫徹《婚姻法》
1950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正式頒布實施。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出臺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質的法律?！痘橐龇ā奉C布后，市、區各級迅速成立學習宣傳組織機構，通過召開會議、舉辦講座、文藝宣傳等形式，開展了學習貫徹《婚姻法》、批判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主的宣傳教育活動，并開始辦理結婚離婚登記。
1951年8、9月間，華東軍政委員會、山東省人民政府發出《關于認真貫徹〈婚姻法〉的指示》。10月，六區作出《堅決貫徹執行〈婚姻法〉的決定》，并利用各種會議及業校等形式，組織364名街道干部和12258名婦女群眾進行了學習，大張旗鼓地宣傳貫徹《婚姻法》，貫徹男女平等原則，提高婦女地位，根除婦女受壓迫受歧視的陋習。同時，對全區婚姻案件進行全面檢查，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包辦婚姻、強迫買賣婚姻、重婚納妾等問題進行了處理。其中查辦買賣婚姻24起、收養童養媳29起、早婚13起。
1952年9月，六區第一屆婦女代表大會召開。結合會議籌備，六區繼續開展了長時間的學習宣傳《婚姻法》活動，引導廣大婦女群眾樹立自主自立意識，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當年，全區5037名婦女從家庭的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參加了街道組織的縫紉、洗衣、做軍服、砸石子、當壯工等勞動。
1953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和政務院《關于貫徹〈婚姻法〉的指示》和《關于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工作補充指示》精神，六區以街道為重點，按照由上到下、由干部到群眾的步驟，先后召開全區擴大協商會議、居民代表擴大會議逐級進行傳達，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婚姻法》宣傳月活動高潮。隨后，區委、區政府從培訓干部入手，組織街道干部、工會干部、婦女干部、理論宣傳員共1259人，組成69個宣傳小組，采取講座、展覽、演出、放幻燈片等形式，深入到群眾開展宣傳。期間，全區共組織報告會4次，播放幻燈26次，文藝演出18次，組織學習班96個、學習小組982個，受教育家庭達14424戶，受教育群眾達36676人，均占全區總數的90%以上，基本達到了家喻戶曉。運動月期間，全區有16名遭受包辦婚姻迫害的婦女主動提出離婚，其中13人主動爭取婚姻自由登記結婚，10名失去丈夫的婦女提出了改嫁再婚;14名家庭婦女參加了工業生產，152名婦女參加了街道工作，34名婦女參加了業校、識字班的學習;366戶家庭主動改善了婆媳、夫妻關系，杜絕了虐待婦女兒童現象?！痘橐龇ā沸麄髟禄顒硬粌H使廣大人民群眾牢固樹立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觀念，也在每個家庭引發了一場廢除封建婚姻、提倡婦女解放、構建和睦家庭的革命。5月，在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的基礎上，配合市民政局、市法院，全區培訓了婚姻登記工作人員，登記干部的政策理論水平明顯提高;對婚姻登記工作進行了檢查。當年，全區登記離婚數百對，離婚人數達到50年代最高。
1954年3月，根據濟南市《婚姻法》運動委員會指示，六區進行了《婚姻法》執行情況檢查，進一步劃清了新、舊婚姻制度的界限。1955年3月，全區各界婦女以慶祝“三八”婦女節為契機，積極投身《婚姻法》的宣傳和執行情況檢查，以實際行動慶祝“三八”婦女節的到來。通過向廣大婦女進行《婚姻法》宣傳，系統地批判了舊的思想、制度和習慣。
從50年代初期開始，經過連續幾年大張旗鼓的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舊的封建婚姻制度被徹底摧毀，新的婚姻制度初步建立，婚姻自由觀念深入人心，民主平等和睦的新型家庭關系逐步形成?！痘橐龇ā返呢瀼貓绦袑τ谏鐣町a生了積極影響，得到了人民群眾特別是婦女群眾的熱烈擁護。它不僅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家庭革命，也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婦女解放，同時又是一場破除封建殘余的社會革命。
(二)開展禁娼禁毒禁賭斗爭
解放前，轄區經三路緯八路地區是全市賣淫嫖娼、販吸毒和賭博場所最為集中的區域之一，是舊政府指定的所謂“樂戶消納區”。解放后，黨和政府采取堅決措施，對這些舊的遺毒和社會公害進行了根除。
禁娼。解放前夕，轄區尚有妓院57戶，從業人員238人。由于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和醫療條件查禁娼妓，濟南解放初期主要采取限制發展、逐步消滅的政策。按照濟南特別市政府通令，區委、區政府對妓院貫徹不承認合法存在、不強行取締的原則，采取擠、壓、檢、查、干擾等方式，促使娼妓活動逐漸減少。1948年12月，轄區有的妓院開始呈報歇業。1949年，市政府公布對娼妓禁止事項12條，促使娼妓回鄉生產和轉業從良，做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按照市政府指示，區委、區政府廣泛開展宣傳教育，動員娼妓自行解脫，促使妓院呈報歇業。同時，采取坦白、反省、具結、處罰等手段處理了部分抗拒改造者，娼妓數量逐漸減少。1949年11月21日，北京宣布關閉所有妓院，解放所有妓女。濟南受到震動很大，賣淫嫖娼迅速減少，妓院老鴇極度恐慌，一些妓院紛紛呈報歇業。區委、區政府趁機大力宣傳政府法令，動員娼妓自我解放，動員妓院自行關閉。同時，還通過宣傳教育、座談會，啟發妓女提高覺悟，揭露老鴇的罪惡。對經濟狀況較好的老鴇，責令其拿出部分款物作為妓女的醫藥、生活、遣散費用。對所有娼妓進行了健康檢查，患有性病的給予治療;無家可歸的由政府收容或安排就業;家中生活有困難的，政府酌情給予救濟，要求就業的由有關部門設法解決;家居農村和外地的，遣回原籍勞動。對老鴇根據其罪惡輕重，分別給予處理。到1950年3月，轄區57戶妓院全部呈報歇業;全區238名娼妓，回原籍參加勞動155人，從良36人，轉行戲曲行業、飲食服務業18人，流為暗娼者29人。自此，轄區內的娼妓基本禁絕。
禁毒。解放之初，市委、市政府多次明令禁止吸毒、販毒與制造毒品。區委、區政府多次對 販吸毒活動進行堅決打擊。到1951年底，先后查處毒犯91名，繳獲鴉片、海洛因790兩(每兩31.25克)，繳獲制毒器械和各種毒具906件。1952年5月，中共中央、政務院和省委、省政府先后發出禁毒決定和批示。6月14日，市委發出《關于開展肅清毒品運動的計劃》，要求在全市掀起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禁毒運動。按照市委統一部署，六區以公安部門為主，吸收民政、司法、衛生、宣傳和工、青、婦等部門單位的負責人組成辦事機構，集中力量打擊制販毒行為，對吸毒者進行勸誡，動員他們進行登記和檢舉揭發毒犯。依據“嚴厲懲辦與改造教育相結合”、“打擊懲辦少數，教育改造多數”的方針和“制造者、集體大量販運者從嚴，個別少量販運者從寬;主犯從嚴，從犯從寬;慣犯從嚴，偶犯從寬;拒不坦白者從嚴，徹底坦白者從寬;今后從嚴，過去者從寬”五項基本原則，分別對毒犯予以打擊處理。8月，禁毒運動掀起高潮，召開各種會議上千次，舉辦文藝演出150余次，受教育群眾達21.8萬人次，許多販、吸毒者及其家屬打破了思想顧慮，主動坦白交代。8月12日，按照全市統一部署，開展了集中抓捕行動，抓捕首、慣毒犯14名。8月24日，召開2000余人參加的寬大處理毒犯大會，當場宣布對部分主動坦白的毒犯進行寬大處理，逮捕了拒不坦白的大毒犯1人。到9月中旬，全區共查處毒犯376名，其中寬大處理225名，逮捕15名，立案調查136名。此后，持續開展了宣傳教育、群眾揭發和促使毒犯坦白等工作。11月，召開全區全面處理毒犯宣判會，對毒犯作出殺、關、管、寬等處理。開展禁毒運動期間，經歷調查偵察、逮捕審訊、政策教育宣傳、毒犯登記、群眾檢舉、追繳毒品和對毒犯全面處理等階段，全區共收到群眾檢舉揭發材料1000余份，逮捕首、慣犯54名，其中3名被判處死刑、死緩和無期徒刑，51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對20名有犯罪情節但能主動坦白和檢舉揭發的毒犯作出管制處理;對360名情節輕微者進行了批評教育和登記;對吸食人員進行了勸誡、教育、改造。當年，全區繳獲鴉片、海洛因600兩。從此，轄區內販、吸毒活動基本禁絕。
禁賭。解放前，轄區有明暗賭場多處。解放后，市、區政府明令禁止聚眾賭博，并多次開展了打擊行動，抓捕賭犯80余人，其中處理8人(含轉外區處理5人)，其余進行了嚴肅教育。同時，結合禁娼、禁毒運動，開展廣泛的禁賭宣傳教育，通過賭博使人意志消沉、精神頹廢甚至夫妻反目、家破人亡的典型事例，宣傳了賭博對家庭和整個社會造成的巨大危害;對參加賭博的人，發動廣大群眾特別是街道干部及其家屬進行教育、勸誡、改造，對賭博活動進行了嚴厲打擊和取締。
徹底清除娼、毒、賭等社會丑惡現象，是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重要內容。人民政權建立后，短短兩三年就根除了延續幾千年的娼、毒、賭等社會丑惡現象，社會風氣和社會面貌得到根本好轉，這對于進一步鞏固人民政權、保證國防建設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為即將到來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清除了危害和障礙。
新中國建立初期，區委、區政府領導全區人民在社會、生產等各個領域進行的深刻變革，從根本上廢除了封建殘余思想的影響，建立了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為全面建設新民主主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制度基礎。
第四節 開展新民主主義建設
由于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奪取了政權，我們黨擔負著更多方面的全新任務。在紛繁復雜的斗爭中，全區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認真貫徹實施《共同綱領》提出的各項任務，落實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開展“三反”“五反”，推進新民主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初步發展，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促進了社會主義因素的成長，為整個國家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貫徹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
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帶領全國人民奪取了抑制惡性通貨膨脹和平抑市場物價的決定性勝利。但由于投機資本在平抑物價過程中受到重創、通貨膨脹形成的虛假購買力消失以及社會需求發生變化等原因，隨之又出現了商品滯銷、生產萎縮、市場蕭條、失業增加等現象，暴露出了私營工商業發展過程中的嚴重投機和盲目擴張問題。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了當時的中心任務：即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我國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明確指出要反對企圖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同時，根據私營工商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作出了調整工商業的決定。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七區認真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原則，開始了對城市工商業的調整。一是積極調整產銷關系。按照全市統一安排，對私營工商業有組織地實行加工訂貨和產品收購包銷，以解決私營企業在原料來源、產品銷路等方面的困難，幫助其維持和恢復生產;對部分資金周轉困難的企業給予資金扶植，發放貸款398億元(舊人民幣);設立區工商勞動股等管理機構，成立北大槐樹、緯十二路、西市場3處市場管理委員會，取締和限制投機商人的違法活動，規范了市場秩序，保障了正當工商業戶的合法經營。二是積極調整公私關系。適當控制國營零售商業的發展規模和經營范圍，撤銷部分國營企業代銷店，取消國營壟斷，為私營工商業發展留足了空間;積極向上級反映私營企業困難，在政策范圍內采取減稅等方式減輕企業困難，成立相關組織和機構，加強對同業公會的領導，教育改造公營企業參加同業公會，密切了公私企業關系。三是積極調整勞資關系。派出干部組建企業工會，發動勞資雙方立足“勞資兩利”原則，開展訂立勞資集體合同和建立勞資協商會議工作，協調勞資爭議，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使資方愿意積極籌措資金，改善經營管理，消除浪費，減低成本，推廣銷路;教育勞方改變勞動態度，提高勞動紀律，節約原料，愛護機器，推動私營工商業盡快恢復發展。到1950年底，隨著調整工商業措施的實施，全區私營工商企業逐步走出困境并實現了較快發展。
調整產銷關系和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既幫助私營工商業度過了難關，又將私營工商業生產納入了國家計劃生產軌道，為即將開始的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準備。
二、開展“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為配合抗美援朝作出在全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定。隨著增產節約運動的蓬勃發展，暴露出了極少數干部和工作人員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問題，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12月，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和《關于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進行的指示》，要求在黨政機關集中開展一場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緊跟中央部署，濟南市連續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市協商委與市人委聯席會議，要求在全市范圍內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三反”斗爭。
12月，根據中央指示和省、市委要求，六區確定在全區黨政機關、團體中開展“三反”運動，并著手運動的前期準備。1952年2月，區“三反”運動領導小組成立。隨后召開全區黨員領導干部會議，傳達了中央和省、市委文件精神，進行了宣傳發動和安排部署，并按照民主檢查、坦白檢舉、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四個步驟開展了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三反”運動。
按照區委部署，各基層單位相繼成立工作組和宣傳組，召開會議進行發動，使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充分認識到開展“三反”斗爭的重大意義，統一了思想，提高了認識。在充分思想發動的基礎上，各單位普遍開展了民主檢查和檢舉揭發。機關內部的中小貪污分子受到很大震懾，紛紛交代貪污行為，運動取得初步成果。3月，為配合運動開展，區委召開反貪污坦白檢舉大會，宣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揭發批判了部分工作人員的貪污受賄、腐化墮落和官僚主義的現象和危害。同時，多方開展規勸行動，成立“三反”規勸小組49個、婦女家屬小組18個，動員貪污分子主動坦白交代。按照中央關于處理小貪污分子的規定，堅持嚴肅與寬大、改造與懲治相結合，對一些小貪污分子及時作出處理，使他們摘掉貪污帽子，放下思想包袱，積極參與到檢舉揭發行動之中，起到了有力的教育和警示作用，促使其他貪污分子主動坦白交代。經過坦白交代和檢舉揭發，全區共查出6人犯有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錯誤，其中貪污最多者達480萬元(舊人民幣);查出機關干部到基層和群眾家中吃飯者18人、256次，侵占群眾利益者20人、54次。4月18日，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反貪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頒布實施，對貪污罪以及量刑標準作出明確規定，為深入開展“三反”運動提供了保障。根據《條例》規定，經過機關干部大會、黨員大會和區委會討論決定，對6名貪污分子作出行政撤職處分的處理。在進行定案追贓的同時，還進行了以清除資產階級思想、機構整編、健全制度為重點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對犯有錯誤的黨員干部給予處分，清除了留用舊職員中的部分反動黨團骨干分子，純潔了黨政機關和職工隊伍;發現和培養了一批優秀積極分子，提拔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改選了支部，發揚了黨的民主，建立了正常的支部生活，健全了黨委制。到1952年7月，六區“三反”運動結束。
“三反”運動的實質是解決黨員干部如何在執政情況下保持廉潔問題。“三反”運動的開展，教育和懲治了干部隊伍中的腐化分子，糾正了鋪張浪費行為，抵制了舊社會遺留的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樹立了廉潔奉公、艱苦樸素的作風，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但運動中也出現了斗爭擴大化的苗頭，發生了一些違反政策的事件，傷害了一些同志。后來按照實事求是、不枉不縱的原則，及時進行了糾正。
“五反”運動是伴隨“三反”運動發展起來的。“三反”運動開始之初，一些不法資本家以“幫忙” 的姿態檢舉揭發貪污行為。但隨著“三反”運動的推進，逐漸暴露出貪污盜竊分子多是通過與不法資本家相互勾結貪污盜竊國家資財的。這些不法資本家為了牟取暴利，采取不正當手段，大肆進行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五毒”活動，在經濟上給國家造成了重大損失，在政治和思想上腐蝕了工人和干部。1951年12月下旬，為了配合“三反”運動的開展，打擊資產階級違法活動，市委決定在全市工商界開展反行賄、反偷漏、反暴利、反欺詐運動。1952年1月26日，中央發出《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2月11日，中共山東分局發出《關于在工商界中開展“五反”運動的指示》。自此，濟南市工商界開展的反行賄、反偷漏、反暴利、反欺詐的“四反”運動正式轉入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斗爭。
1952年2月，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六區成立了區“五反”運動領導小組，召開會議進行動員，并按照檢舉坦白、檢查“五毒”、定案處理三個步驟開始了工商界“五反”運動。
“三反”運動初期，多數資本家心存疑慮，表面上擁護政府號召，實際上要么按兵不動，要么避重就輕。1952年1月15日，濟南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號召全市人民進行檢舉，要求工商界限期進行坦白。2月，中央正式發出指示開展“五反”運動時，全市的檢舉坦白階段已取得階段性成果。因此，六區在“五反”運動檢舉坦白階段進行得較為順利，并很快轉入檢查“五毒”階段。為確保取得階段性成果，政府組成檢查大隊，分赴各行業深入進行調查，對92個違法工商戶進行了重點檢查，組織互查900余戶;發動店員、工人與資本家展開面對面的斗爭，檢舉揭發資本家的非法行為。經過查對材料、職工證實與組織資本家評議、相關組織機構批準，較快完成了定案處理工作。到1952年7月“五反”運動結束，全區共查出不法工商業戶偷漏稅5000多萬元(舊人民幣)，清除資產階級派進工會組織的“坐探”分子35名。
“三反”運動期間，工商企業勞資雙方斗爭激烈，少數私營廠店主采取解雇工人等方式進行報復，導致部分工人失業。1952年4月16日，為解決失業職工的生活問題，成立了區失業工人救濟工作組，對生活困難的失業職工給予貸款和救濟，為170名職工發放貸款900.5萬元(舊人民幣)，為42名職工和18名工人家屬發放救濟款216萬元(舊人民幣)。
1953年，根據市委指示，對資本家申請復議案件進行了復查處理。1954年，根據中央關于處理“五反”運動遺留問題的指示，再次做了檢查處理。
“五反”運動的勝利，有力地打擊了不法資本家嚴重的“五毒”行為，鞏固了國營經濟領導地位，取得了同資產階級的限制和反限制斗爭的勝利;廣大干部職工在斗爭中得到了鍛煉，純潔了工會組織，培養了一批優秀工人干部;廣大私營工商業者普遍受到了一次愛國守法教育，推動了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為后來順利推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反”“五反”運動是一場以反對貪污腐化為突破，以堅決懲治奸商、消除官僚主義、保證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為目的的群眾性反腐敗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懲處了一批貪污腐化分子，純潔了機關干部隊伍，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維護了合法經營，對于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新民主主義思想文化建設
思想文化建設是塑造新型社會價值理念、推動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基礎與前提。新中國成立初期，舊的封建主義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為適應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把廣大人民群眾徹底從封建主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在中共濟南市委的領導下，全區各級黨組織帶領廣大人民恢復發展經濟的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了深入持久的新民主主義思想文化建設。
(一)加強思想宣傳工作
重視和加強思想宣傳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自濟南解放之日起，中共濟南市各級地方組織就始終高度重視思想宣傳工作，結合城市接管，組織宣傳隊伍，宣傳黨的各項政策，為穩定社會秩序、恢復工農業生產、鞏固新生革命政權提供了思想保證。隨后，按照市委統一部署，包括七區、十區在內的各區區委，重點圍繞建立宣傳陣地、加強隊伍建設、開展各種活動等加強和改進了思想宣傳工作。
1948年10月15日，市委發出成立學習委員會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建立每日兩小時學習制度。按照市委要求，七區、十區區委均成立了由區委書記任組長的學習委員會，負責干部職工政治理論學習，建立了學習情況匯報制度。與此同時，區委開始在各街道及較大廠店建立具有業校性質的學習組織。1949年4月28日，全區第一個工人店員業校在私立育才小學成立，第一期學員150人，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政治文化學習。5月，區機關干部學校成立，主要進行共產主義理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科學文化知識普及教育。此后，各類職工業校紛紛建立。到1952年底，全區工人業校、店員業校和農民業校已達20處。配合群眾性思想宣傳教育活動的開展，還成立了讀報小組、板報小組、廣播收聽組、口頭宣傳組、文藝宣傳組、幻燈片放映組等各類宣傳組織。重視發現和培養思想宣傳工作積極分子，建立起了宣傳員隊伍。到1951年底，全區有宣傳員37名。到1953年7月，全區宣傳員達到357名。政治業校和宣傳組織、宣傳隊伍的建立，為在全區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革命思想宣傳和新文化教育提供了堅實的陣地和基礎。
思想宣傳工作是伴隨鞏固政權和恢復發展生產同步進行的。早在1948年11月，為慶祝濟南、沈陽、長春等9個大城市的解放，宣傳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和新的城市政策，七區、十區就組織開展了“祝捷周”活動。1949年10月，七區、十區與全市人民一道，在張莊機場參加了盛大的慶祝新中國成立活動。此后，每年的國慶節、勞動節等重大節日，全區都組織開展聲勢浩大的慶?；顒?。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七區召開了聲援朝鮮人民抗美正義斗爭群眾大會。自此到1953年7月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全區以抗美援朝為統領，以宣傳抗美援朝、鎮反運動、恢復發展生產等為重點，開展了深入持久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
1950年10月，全區普遍進行了以恢復發展生產為主的形勢教育。期間，區生產救濟分會多次召開主任委員會議，貫徹上級有關恢復發展生產的部署，并多次召開各種座談會，進行皖北災情和本地冬賑災況介紹。隨后，各基層單位紛紛召開干部會議、閭長會議和各種形式的群眾會議，發動廣大人民群眾開展生產救濟和支援抗美援朝工作。
1951年1月，全區召開街道干部、群眾積極分子會議，澄清了群眾對時事形勢的模糊認識，宣傳了抗美援朝運動，抵制了各種謠言，消除了群眾對原子彈的恐慌。隨后，配合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采取收聽鎮壓反革命廣播和召開群眾大會、座談會、代表會、控訴會、苦主會、公審大會等形式，掀起了鎮反運動的高潮。4月，采取群眾大會、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各類座談會和訂立愛國公約、群眾大游行等形式，廣泛宣傳了抗美援朝的偉大意義，支持抗美援朝。5月，配合取締反動道會門斗爭，在群眾中開展了思想宣傳工作。6月29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組織進行了《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性質》的報告，宣傳了黨的活動和發展歷程。7月到8月間，重點圍繞召開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展了民主政治教育。10月1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周年，全區組織5000余名群眾參加了國慶大游行，12000余名群眾夾道歡呼。
1952年1月，按照思想發動、學習文件、落實行動三個步驟，在全區范圍內開展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時事形勢政策教育。2月，配合“三反”“五反”運動的開展，成立了領導組織機構和49個規勸小組，宣傳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的重大意義，動員犯罪分子自覺坦白交代。8月，禁毒運動作為群眾的、愛國主義的、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全面展開。全區先后召開各類會議1103個，進行文藝宣傳150余次，宣傳了禁毒運動的重大意義和方針政策。
(二)文教衛生等社會事業的初步改革和建設
濟南解放前夕，轄區城區有中小學30所。其中公立小學5所，私立小學16所，私立中學9所。學校教育基本是面向少數人的教育，廣大基層群眾基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濟南解放后，軍管會直接接管了緯十路、營市街、南辛莊、經七路和鐵路職工子弟學校等公立小學;與省工會聯合會合辦了轄區第一所幼稚園;對私立學校采取“積極維持、逐步改造”政策，保持了舊教育向新民主主義教育轉折時期的穩定。同時，按照“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對學校學制、課程教材、教學方法等進行了初步改造。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會議確定了逐步改革舊教育、發展新民主主義教育的任務，提出了“教育應著重為工農服務”，“普及與提高正確結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以普及為主”的方針，開始有步驟地改革舊式教育。按照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轄區認真貫徹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大力發展人民教育事業，推進了文化教育的改革與建設。
在教育教學管理方面，提倡學以致用，強調結合革命斗爭和國家建設實際進行教學，貫徹理論與實際一致思想;借鑒老解放區和蘇聯的教育經驗，強調實行啟發式教學方式;按照省政府關于中小學課程設置要求，統一規定了教學內容。同時，還對學校學制、行政管理、備課制度等方面作出規定。
在中小學校設置方面，為解決教育為工農大眾“開門”的問題，以增設新學校、改造舊學校為重點，先后新成立了北大槐樹、中大槐樹、經二路、南大槐樹、北小辛莊等8所公立小學。采取調整、合并和改建等方式，對中達小學、平民小學、育才小學、進德小學、儲才小學、培英小學等私立學校進行了合并改造，調整設立了中大槐樹、緯十二路、經一路、緯五路等6處公立小學。至1952年，六區小學達到18處，在校學生達11101人。
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1951年10月設立區文教股。隨后，市區小學開始實行市教育局和區教育行政機構雙重管理，實行校長負責制。中學繼續由市教育局管理。
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開展了教師輪訓和思想改造運動，提高了廣大教師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和進行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水平。
解放前，轄區文化場所主要集中在西市場地區，設有書場茶園6處、戲園9處、書店3處、電影院2處。解放后，為適應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先后設立了區文教股和區文化館，指導基層單位開展文化活動;積極改造整合原有文化場所和設施，將民生戲園、振成舞臺、新生戲園改為曲藝場，齊魯戲園改為電影院;指導成立了多個民間曲藝劇團，發展群眾文化和民間文藝，組織開展了大量的文藝演出活動，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
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人民物質生活不斷改進，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問題也擺上了重要日程。1950年，轄區始建工廠婦幼保健站。1951年10月，區政府設立衛生建設股。1952年12月，撤銷衛生建設股，設立區文教衛生股。1952年3月，為促使人民群眾養成良好衛生習慣，保證生產建設，粉碎美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細菌戰的企圖，區成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建立基層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126個、衛生小組2289個，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全民衛生常識教育。同時，山東醫學院800余名師生組成宣傳隊伍，深入到六區居民群眾家庭，宣傳衛生常識。此后，全區從工廠、機關、學校等抽調4000人，進行衛生常識學習與訓練。5月，在各學校進行了課堂衛生常識教育，愛國衛生運動掀起了高潮。與此同時，醫療衛生組織不斷健全完善，成立了區衛生所，建起了經三路緯七路、西市場、道德街、中大北街4個聯合婦幼保健站，將私立英華醫院、心慈診所、永康醫院、盛德堂藥店合并成立了濟南第六聯合診所和一、二分診所，保障了人民群眾的健康。
(三)掃盲運動
解放前，絕大多數基層群眾沒有機會受到教育。新中國成立后，為使廣大基層群眾掌握一些必備的文化知識，適應改造舊社會、建設新中國的新形勢，全國掀起了大規模的群眾性掃除文盲運動。
新中國建立初期，文盲人數太多，師資力量嚴重不足，全國采取“以民教民”的方法，發動機關干部、學校教員、高小以上學生以及工人、農民、市民等社會成員中識字的人，參加到掃盲教師隊伍中，解決了師資力量不足問題。
1952年6月22日，根據全國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中央教育部、全國總工會指示，省政府發布“關于大力推行速成識字法，在機關干部、工人、農民中廣泛開展識字運動的初步計劃”。6月30日，成立了山東省速成識字法推行委員會。10月，省政府文教廳、省總工會發出通知，要求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爭取1953年1月底前完成掃除12萬工人文盲的任務。9月，濟南市成立推行速成識字法掃除文盲運動委員會，決定在全市職工中積極地、有計劃地、廣泛地、分批地推行速成識字法，逐步在全市職工中掃除文盲。
10月，六區開始在成年人中開展掃盲運動。開展識字掃盲運動，主要是通過各類業校和各種識字班完成的。按照區委、區政府部署，各中小學和街道居委會紛紛舉辦各種業余學習班，推廣速成識字法，組織14到45歲的居民學習文化。成立了區掃盲協會，組織建立了8個掃盲大隊，培訓掃盲工作人員790名。開辦工人業校和群眾業校20處，加強對業校管理，為業校配備專職教員，由各小學校長兼任業校校長，區文教股選派職工教育輔導員;連續開辦各種業余文化補習班，對工商業職工進行科學文化知識、技術和政治教育。同年創辦的縫紉培訓班，后來逐步發展成具有較大規模的縫紉專業學校。
1953年7月，本著“恢復整理、鞏固提高、質量并舉、重點發展”的辦學方針，對全區各類職工業校進行了普查。在此基礎上，對業校教學內容、管理方式等方面進行了整頓，進一步提高了職工業校的辦學水平。到1956年底，職工業校培訓學員達7361人，其中手工業工人950人，女職工5042人，為全區經濟和社會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
1956年6月25日至26日，全區掃除文盲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召開。150名掃盲積極分子代表參加了大會。會議總結了掃盲工作情況，交流了經驗，表彰了71名優秀掃盲教師、47名優秀學員和32名優秀工作者，選出了19名區掃盲協會會員和42名出席市掃盲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代表，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全區群眾對掃盲工作的認識，鼓舞了掃盲工作者的積極性，推動了掃盲運動的開展。到1956年底，全區職工中文盲半文盲入學率占到了90%，手工業社員中文盲半文盲入學率占到了72%，居民群眾中文盲半文盲入學率占到了76%。
此后，根據上級部署，區委、區政府連續開展了多次群眾性掃盲運動。掃盲運動的開展，對于普及文化知識和提高全民素質、進行經濟建設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四、恢復國民經濟
解放后，濟南市及市轄各區認真貫徹《共同綱領》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和政策，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企業，并逐步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廢除封建土地制度，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采取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私營工商業在較短時間內得到了恢復;發揮政府調控作用，有效制止了惡性通貨膨脹和居高不下的物價。此后，全面開展經濟和社會等各領域的新民主主義改革，積極調整私營工商業，大力發展農業，促進了經濟的快速恢復和發展。到1952年底，經過3年努力，六區和郊三、郊四、郊五區同全市一樣，勝利完成了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為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奠定了堅實基礎。
私營工商業快速恢復發展。解放初，由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的國營企業歸市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轄區經濟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發展私營工商業。濟南解放后，按照黨的工商業政策，六區通過加強市場行政管理，取締和限制了不法資本家的違法活動，保障了正當工商業者的合法經營;通過貫徹工會法和加強對工會的組織領導，提高了工人的覺悟和生產積極性，團結了資方，發展了市場;通過提供貸款、供應原料、包銷產品等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的實施，私營工商業得到了快速恢復與發展。到1952年底，全區私營工業、手工業涉及行業達到42個;新增個體商戶1073家、市場1處，泰豐園飯店、德馨齋醬園、宏濟堂藥店等得到了快速發展，并成為全市知名商業。另據機器、五金、百貨、綢布、藤竹5個行業10個典型戶統計，5個行業共實現營業額68.1億元(舊人民幣)，比1950年增長63.6%。
農業生產穩步發展。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西郊三區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與發展，糧食總產、單產逐年增長。適應城市居民生活需求，蔬菜種植面積與產量逐步增加，品種達到20多個，并開始采取風障、陽畦等方式發展保護性栽培。同時，為解決農村生產力水平較低、生產工具落后等問題，西郊地區的農民開始了建立常年性互助組和初級農業社的探索與嘗試，為該地區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借鑒經驗。
集體合作性質的工商業初步建立。適應城市發展和人民群眾需求，新建了具有集體合作性質的濟南勞動自救服務社文具廠(后更名為濟南鉛筆廠)、濟南運輸公司市區運輸部(后更名為濟南第一運輸公司)等工商企業。采取群眾入股形式，先后建立了緯十路、緯七路、經七路緯九路、公義街、北大槐樹、南大槐樹北街、道德四街、五里牌坊等8處群眾消費合作社和省立醫院、市生建公司、濟南面粉廠、濟南水泥廠、濟南被服廠、濟南恒泰火柴廠、濟南工業局二廠、華東軍區后勤部106工廠等8處職工消費合作社。1950年1月，消費合作社改稱供銷合作社，由濟南市供銷合作社聯合社管轄。
第五節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已不再是嚴酷的戰爭環境下的考驗，而是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為人民執政的問題。為此，中國共產黨從領導建立各級人民政權之日起，絲毫沒有放松執政條件下的黨的建設。
一、新中國建立初期黨組織的發展
濟南解放之初，根據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濟南特別市政府指示，市轄各區區委統一設立組織部、宣傳部、民運部;區政府統一設立民政科、公安分局和稅務稽征所。隨著鞏固人民民主政權、恢復經濟發展和新民主主義改革與建設的需要，區級組織機構不斷調整完善。
1948年11月，根據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指示，為做好對國民黨軍隊人員的調查摸底和掌握利用工作，設立了區委聯絡部。12月，因調查摸底工作基本結束，前線作戰需要，區委聯絡部全體成員奉調南下，至徐州執行新的任務，聯絡部隨即撤銷。
1952年4月，為領導轄區征兵和民兵等工作，六區人民武裝部成立。8月，六區人民政府民政調解股成立，負責調解處理轄區民事糾紛。12月，為適應國民經濟恢復發展需要，區委增設工業科，負責管理區屬工廠企業黨的工作。
濟南解放初期，轄區解放前建立的地下黨組織保持原有隸屬關系，區委以下沒有設立基層黨組織，時有黨員76名。1949年初，為支援前線作戰，大批黨員干部奉調南下，到年底全區僅有黨員17名。
1949年11月，市委作出《關于工廠建黨的決定》。要求按照“積極慎重”的發展方針，及時培養吸收積極分子入黨。由于轄區國營企業歸市以上人民政府管理，區管企業絕大多數是規模較小的私營工廠，建立黨組織的條件尚不成熟，區委在較長時間內將工作重點放在了發現、培養和考察積極分子上。1950年9月，區委開始設立基層黨組織，分設機關、街道2個支部。
1952年7月，本著“積極慎重”的發展方針，全區發展1名新黨員。同時，區機關調入部分干部，全區黨員總數增至45名;區委下設3個街道支部和1個機關支部。1953年3月，繼續貫徹“積極慎重”的發展方針，區委以機關和私營工廠為重點，經過長期教育考察，吸收8名積極分子入黨，其中機關4名，私營工廠4名。
與此同時，區委還高度重視加強思想作風建設。1948年10月成立的區委學習委員會，負責全區黨員干部的政治理論學習。隨后，建立完善了每日兩小時政治學習、每周一次黨小組會、每月一次支部黨員大會和不定期上黨課等制度;成立機關干部學校，對黨員干部進行黨章、黨員標準、黨員修養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方面的培訓和教育。
1949年2月 23日，中共濟南特別市委召開擴大會議，作出《關于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加強紀律性的決議》。區委結合動員黨員干部隨軍南下，圍繞加強紀律性，開展學習教育活動，保證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落實。5月，利用機關干部學校，組織黨員干部系統地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中央規定的《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等理論書籍。1950年6月，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和市委指示，區委發動人民群眾，對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脫離群眾的作風開展了批評。1951年6月，組織舉行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報告會，對全區黨員干部和群眾進行了黨的歷史和性質的教育。同時，堅持把黨的思想建設與各個運動相結合，注重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街道整風和“三反”“五反”等運動中樹立優秀黨員典型，發現錯誤傾向，有針對性地開展了黨員教育。
二、整風和整黨運動的開展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地位發生了深刻變化，少數黨員干部滋生了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思想傾向，甚至還出現了違法亂紀、蛻化變質等嚴重問題。同時，隨著黨員隊伍的發展，部分新黨員還沒受到足夠的教育。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6月30日，新華社發表《中共中央決定進行全黨整風》的社論，全國轟轟烈烈的整頓干部作風、整頓黨員作風運動開始。
1950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山東分局發出《關于整黨工作指示》。同月，中共濟南市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以整風的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找批評，著重檢查揭發了在領導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點錯誤。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和部署，區委要求各級黨組織，結合傳達貫徹市黨代會精神，分頭總結工作，進行工作情況報告，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點和不良思想作風;組織大家通過討論分析，統一思想認識，結合實際檢查是否存在驕傲自滿、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不良作風，自上而下地進行整改。9月，在全區黨員干部中組織成立學習委員會，劃分了3個學習小組，重點學習了毛澤東關于七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和劉少奇關于“認真糾正缺點錯誤、整訓干部”的講話及有關文件;針對整風運動中暴露出的問題，分別進行研究，找出了根源，制定了改進措施：能解決的問題及時解決，一時難以解決的，提出整改措施。通過整改，進一步使廣大干部認清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嚴重危害，自覺改進思想和工作作風，進一步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至年底，全區整風運動基本結束。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央召開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通過了《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決定用3年時間進行整黨。9月21日，中共濟南市委發布《關于整理黨的基層組織和發展新黨員的計劃》，按學習整黨文件、訓練整黨骨干、進行黨員教育、做好整黨典型試驗四項重點進行整黨。1952年2月和5月，在濟南市及市轄各區全面整黨過程中，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于整黨工作必須與“三反”運動相結合的指示》和《關于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進行整黨建黨工作的指示》，指出“三反”運動是一場更加現實與深刻有力的整黨運動;整黨必須與“三反”運動相結合。
1952年7月30日，區委制定并公布了整黨建黨計劃，開始進行全面整黨建黨。根據“三反”運動和整黨建黨中黨員干部思想上暴露出的問題，區委按照先機關、后街道的步驟，采取聽報告、座談討論等形式，組織全體黨員以學習整黨建黨文件和黨員八項條件為主，重溫入黨誓詞、《黨章》，學習時事政治，使大家充分認識整黨建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確了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在此基礎上，發動黨員緊密聯系各自思想實際，結合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居功自傲、不求上進等問題進行自查和互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了紀律檢查，對2名犯有包庇犯罪、敲詐勒索和貪污受賄的黨員分別作出開除黨籍和留黨察看的處理。根據全市組織工作會議精神，選拔出150名優秀店員充實到了各級領導崗位。在整黨建黨過程中，由于存在對積極分子的出身履歷等把握不準的問題，本著“積極慎重”的方針，區委對積極分子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和分類排隊，并舉辦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建立入黨積極分子檔案，加快了黨員發展步伐。
通過開展整風整黨運動，提高了全區黨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加強了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為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發展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起了巨大推動作用，為黨的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三、加強對群團組織的領導
濟南解放后，在中共濟南市委的領導下，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群團組織在市、區范圍普遍建立，并圍繞黨在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中心任務，組織開展了抗美援朝、發展生產等工作。
(一)工會組織
1948年10月，濟南市總工會籌委會成立。1949年9月1日，召開濟南市第一屆工會會員代表大會并宣布濟南市總工會成立。1951年9月，根據市委指示，濟南市總工會第六區辦事處成立，為市總工會派出機構。全區時有基層工會委員會5個，會員330名。當月，六區工會辦事處在濟南市緯十路小學召開慶?？谷諔馉巹倮?周年大會，3500余名群眾參加了大會。
隨后，區工會辦事處及各基層工會委員會，帶領廣大職工積極參與私營企業民主改革，在工廠企業建立勞資協商委員會，訂立勞動合同;組織開展檢查貫徹執行《工會法》情況，發動職工檢舉揭發資本家不法行為，舉報資本家偷漏稅款5000多萬元(舊幣)，清除了打進工人隊伍的資產階級“坐探”分子;圍繞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發動職工修改愛國公約，開展增產節約、勞動競賽，組織捐款1.3億元(舊人民幣);參與中蘇友好活動，對職工進行了前途教育，建立中蘇友好協會19個。各種活動的開展，使工會組織的影響迅速擴大。到1952年底，全區基層工會委員會達到31個，發展會員1087人。
(二)共青團組織
1950年6月，根據市委指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濟南市第七區工作委員會成立。全區時有基層團支部10個，團員100名。1951年1月，改稱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濟南市第六區工作委員會。9月18日，團區工委召開了各界青年代表會議，到會代表177名。會議號召全區各行各業青年，積極參加抗美援朝運動，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重新武裝日本。1952年9月25日至27日，召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六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代表99人，列席代表9人。會議聽取并審議了區團工委工作報告，學習討論了區委和團市委領導講話，選舉產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六區第一屆委員會。同年，建立了中國少年兒童隊濟南市第六區工作委員會。
共青團組織建立后，立即組織領導全區青年投身革命和建設，為全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組織帶領全區青年支持抗美援朝，先后成立板報組15個、文藝組15個、讀報組54個，發動1400名團員青年舉辦各類講座，組織團員青年捐款623萬元(舊人民幣)。到1952年底，全區基層團支部發展到25個，團員357人，成為重要的后備力量。
(三)婦女聯合會
1950年10月，濟南市第七區婦女工作籌備委員會成立。1951年6月18日，第六區各界家庭婦女籌備分會成立。1952年9月23日至24日，濟南市第六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33名。會議聽取了區婦代會籌委會工作報告，選舉產生了第六區第一屆民主婦女聯合會成員，宣告濟南市第六區民主婦女聯合會正式成立。全區時有基層婦代會7個。
六區婦女聯合會成立后，組織廣大婦女群眾積極開展擁軍支前，發動5154名婦女給朝鮮前線志愿軍寫慰問信2000余封，寄送慰問袋170余個，縫制軍衣8500件、軍鞋500雙、鞋底25542雙，捐獻1.6億元(舊人民幣)，涌現出擁軍模范小組44個、擁軍模范83人?！痘橐龇ā奉C布后，區婦女聯合會組織12258名婦女參加學習，廢除變相買賣婚姻24起，查處收養童養媳29起、早婚13起。掃盲運動中，組織667名文盲參加了識字班的學習。與此同時，積極引導廣大婦女自我解放，組織廣大婦女參加了街道組織的縫紉、洗衣、做軍服、砸石子、當壯工的勞動。
與此同時，區委還高度重視團結各界人士工作，動員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廣大知識分子和民族工商業者，積極參加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等運動，為鞏固人民民主政權、恢復發展國民經濟作出了突出貢獻。積極加強對民族工商業者的團結和管理，開始籌備建立濟南市第六區工商業聯合會。
六區群團組織的建立和發展，為鞏固新生革命政權、支援抗美援朝、推進新民主主義改革與建設、恢復發展國民經濟作出了突出貢獻。同時，在尚未建立黨組織的私營工商業中，各人民團體受黨的委托，在傳達貫徹黨的主張、落實黨的各項政策、發現培養積極分子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章 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開展以工業化為主體的經濟建設
隨著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建立在沒收官僚資本基礎上的國營企業和新建國營企業日益發展，對民族工商業進行了調整和改革，農村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實施社會主義改造已具備條件。1952年9月，毛澤東提出要盡早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1953年，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1953年到1956年，六區區委、區政府帶領全區人民，認真學習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三大改造”，推動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第一節 學習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總結建國以來的實踐經驗，開始醞釀并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更長時間以后才開始過渡。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作了比較完整的論述。9月，中共中央發布慶祝國慶4周年口號，正式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2月，中共中央批準并轉發經毛澤東修改和審定的中宣部編寫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形成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準這條總路線。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確定下來。
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得到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成為這個歷史時期全面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綱領。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后，全國普遍地大張旗鼓地開展了總路線的學習、宣傳活動。
1953年10月，中共山東分局召開擴大會議，省級機關2000多名黨員干部傾聽了譚震林所作《關于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報告》。11月9日，中共濟南市委向全市廣大干部、工人、中小學教員、市民群眾傳達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12月3日、4日，市委召開全市黨員干部會議，要求大張旗鼓地全面地深入學習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六區區委組織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了系統學習宣傳活動，掀起了學習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高潮。
1953年12月中旬，區委以系統為單位組織報告會，輔助以學習討論、知識測驗、總結交流等措施，組織黨員干部群眾進行了集中學習。學習中，區委注重發揮帶頭作用，將學習總路線列入會議議程，做到了經常學習、討論和研究。經過歷時兩個月的集中學習，廣大黨員干部職工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和實質有了比較準確的理解和把握，初步檢查批判了工作中違反總路線的錯誤做法，提高了黨員干部職工的社會主義覺悟，調動了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
1954年2月，依據中宣部《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區委制定了全面系統的學習計劃，對學習的內容、時間、方法和目標提出要求，在全區掀起了學習宣傳總路線的高潮。整個學習活動按照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動員階段，以3天左右的時間，要求各支部結合學習情況進一步做好學習動員工作。
第二階段為學習階段，以40天左右的時間，分五個學習單元進行了學習：
第一個單元是“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基本懂得中國革命兩個階段的區別與聯系，了解第二階段的革命是建立社會主義;了解我國建成社會主義需要較長時間的原因，了解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依據和內容與實質。
第二個單元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要求了解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大意義和工業化對于實施“三大改造”的重要作用和要求;了解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正視建設中的困難，糾正違反總路線的錯誤做法，防止出現“保守”與“冒進”的思想傾向。
第三個單元是“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了解農村經濟的狀況與特點，了解對農業、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針、政策;了解國家糧食政策對實現總路線的重要作用;糾正對農民的錯誤認識。
第四個單元是“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要求懂得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一定時期內對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以及對其進行改造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了解改造的步驟、方法、措施及基本原則;批判急躁情緒和右的錯誤思想。
第五個單元是“加強黨的領導”。要求了解加強黨的領導的重大意義和從哪些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了解鞏固政權是貫徹總路線的保證和貫徹總路線是團結全國人民的旗幟;聯系實際批判削弱黨的領導的分散主義、官僚主義和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的思想。
第三階段為總結階段，以10天左右的時間，進行了學習總路線的學習測驗和總結。
區委還要求，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要充分認識學習宣傳總路線的重要性，防止出現“差不多”和“沒有新問題”的思想;主動聯系實際檢查和糾正違反總路線的做法和思想。切實加強黨在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確保學習活動取得切實效果。
通過兩個月的系統學習，全區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對總路線提出的重大意義、基本內容、貫徹步驟和原則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的前途和方向，也打消了私營工商業者的思想顧慮。
1954年4月，區委制定學習計劃，對學習貫徹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作出部署。學習活動根據黨員干部與黨外干部的不同，確定學習時間和內容，提出不同要求。經過40天的學習，通過組織大家認真學習《增強黨的團結決議》等文件，揭發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全區廣大黨員和干部全面領會了七屆四中全會精神與實質，進一步明確了黨的基本組織原則，加強了黨的團結，增強了自覺抵制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傾向和意識，為學習宣傳和全面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提供了堅強組織基礎。
11月，區委再次大張旗鼓地進行總路線宣傳教育活動。各級黨組織圍繞“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艱苦奮斗，為早日實現社會主義而奮斗”等專題，進行了討論學習。同時結合增產節約運動，以魯西火柴廠、織布業15家聯營社為重點，開展了總路線的宣傳教育。通過宣傳教育活動，推動了互助合作的發展，促進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廣大黨員干部職工進一步明確了黨和政府確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目標、道路和基本任務，認識到了工人階級在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的領導責任和作用，社會主義的覺悟進一步提高。
12月，結合學習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區委組織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學習《經濟建設常識讀本》，明確了國民經濟計劃化對促進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意義;提高了對于搞好工業建設、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認識，為后來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提供了思想理論的準備。
1955年以后，學習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成為貫穿全區思想建設的主線，并一直持續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全民教育，是一次廣泛而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通過學習教育，極大地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使社會主義的方向和前途深入人心，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途徑政策深入人心，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理想深入人心，推動了全區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完成。
第二節 以經濟為中心的各項事業發展
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實現國家獨立富強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從1953年起，全區開始執行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帶動和促進各項事業的發展。
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開端
1952年，為了適應國家計劃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準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編制國民經濟年度計劃暫行辦法(草案)》，規定國營經濟實行直接計劃;其他經濟成分實行間接計劃;對資本主義工業將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方式、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經濟將經過合作化的道路，逐步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同時，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國家制定并實施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從此，中國開始了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階段。
從1952年開始，濟南市開始編制并實施經濟發展年度計劃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標志著濟南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建設新時期。“一五”期間，濟南市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并逐步建立完善。包括六區在內，市內各區分別承擔了全市部分計劃指標。因此，市內各區經濟計劃管理是與全市同步建立的。
第一階段(1954年10月市計委成立之前)：1952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公布《關于國民經濟計劃編制暫行辦法》。根據《暫行辦法》規定和華東區財經委員會制定的國民經濟發展控制指標，濟南市財經委員會編制了全市1953年、1954年地方工業生產、商品流通和基本建設等經濟建設計劃。這一時期，盡管計劃經濟管理制度還不完善，甚至在編制和實施過程中還存在很大盲目性，但對全市的經濟建設仍起到了很大指導作用，為實行計劃經濟和進行大規模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第二階段(1954年10月至1955年底)：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了國家計委《關于編制國民經濟年度計劃暫行辦法(草案)》。1954年10月，濟南市計劃委員會成立。隨后，召開全市計劃工作會議和專業會議，研究上級規定的控制指標，核對1954年預計完成指標，編制了1955年度全市國民經濟計劃。同時，根據國家“一五”計劃和山東省“一五”計劃綱要，編制了濟南市地方工業、商品流轉、公用事業等五年計劃。這些計劃，標志著濟南市經濟建設開始逐步朝著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軌道邁進。
第三階段(1956年至1957年)：1956年2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了《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計劃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按照《通則》規定，濟南市認真吸取前些年計劃編制工作的經驗教訓，更加注重各經濟部門和經濟成分的綜合平衡，較好地編制和執行了1956年和1957年年度計劃，體現了“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瞻前顧后、綜合平衡”的原則，適應了有計劃按比例大規模經濟發展的需要。
“一五”期間，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貫徹“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原則，區委、區政府組織各廠礦企業認真制定各自的生產計劃和指標任務。這些計劃既是全市計劃的組成部分，也是全省計劃和全國計劃的組成部分。它們的編制實施，標志著經濟計劃管理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并開始了有計劃按比例大規模經濟發展新時期。
二、以經濟為中心的各項事業發展
“一五”期間，濟南市所轄各區主要執行全市的計劃指標和生產任務。按照全市年度計劃和“一五”計劃，全區認真落實各項措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各項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
(一)農業生產條件改善與農業發展
1953年，山東省遭受了空前的水災以及凍、旱、風雹、病蟲等自然災害。7、8月間，濟南地區降雨成災、內河漫溢，多處排洪河道決口，大片農田被淹，房屋倒塌，人畜傷亡嚴重。災害發生后，區委、區政府在及時發放救濟款與救濟糧和修復倒塌房屋的同時，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節約渡荒和社會互助。采取以工代賑形式，安排災區青壯年勞力就業，解決了群眾的生活出路問題。組織廣大群眾防汛排澇和秋收秋種，對受災特別嚴重的村莊進行了急救。發動群眾親幫親、鄰幫鄰，妥善解決了無宿、無衣、無糧災民生活問題。有計劃地組織合作社、銀行等對災民提供支持，通過發展副業和開展手工生產增加了災民收入。由于幫扶措施及時，組織群眾積極補種搶收，1953年農業生產仍保持了常年水平。
從1953年開始，區委、區政府發動群眾興修農田水利，改進耕作制度，增種高產作物，普及農業技術，推廣新式農具，千方百計挖掘生產潛力，改進了農業生產條件，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
興修農田水利。根據轄區西北部地勢低洼、澇災頻發的實際，為了保障人民群眾生活和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先后對多條防洪河道進行了疏浚改造。1953年，組織開挖了美里莊至羊涓湖南側、長達5142米的排水溝。1954年，對臘山河進行改造，修建了長2209米的分洪溝，將大楊莊以南洪水截流進入玉符河。同年，投資1.46萬元，對睦里閘進行改建，開挖水渠330米，將人力啟閉閘門改為3臺渦輪機啟閉。1956年，對南太平河進行整修疏浚。防洪河道的疏浚改造，不僅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還極大地提高了農田灌溉能力。
推廣農業生產新技術。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興起后，發動群眾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大力推廣新型生產工具和技術，建立了國營西郊拖拉機站，配備拖拉機12臺，提高了農業耕種運輸能力;普及推廣解放式皮錢水車，農田灌溉能力大大提高。
調整農業種植結構。適應城市居民生活需要，積極調整農業種植結構，蔬菜種植面積不斷增加，品種日益豐富。大力推廣蔬菜栽培新技術，極大地提高了蔬菜產量。1955年，蔬菜技術員齊伯彥在老屯村建起了西郊第一個蔬菜溫室。1956年，以老屯、劉家場、閆千戶為中心，形成了大面積的玻璃陽畦蔬菜大棚。轄區農村地區成為濟南市重要的蔬菜種植基地。
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興起和生產條件的改進，農業生產得到了快速發展。1954年，轄區農業實現了災后恢復。1955年，農業生產進一步好轉，農業總產值繼續增長。1956年，農業獲得空前豐收。糧食單產達到150公斤左右，比1949年增長35.1%;蔬菜總產量和平均畝產量持續增長，呈現出興盛發展的良好局面。
(二)地方工業初步發展
按照濟南市經濟發展“一五”計劃，全區各工業企業持續開展了以技術革新為主的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運動，促進了地方工業的發展和生產計劃的完成。
1953年1月，濟南市召開全市勞模大會，號召開展勞動競賽活動。按照市委、市政府關于開展勞動競賽的要求，區委、區政府以增加企業生產為中心，在地方國營企業開展了以查問題、定計劃為內容的生產改革運動。通過學習推廣先進經驗，分析查找問題，開展合理化建議活動，討論制定計劃，將完成生產計劃轉變為廣大職工的自覺行動;在私營工業企業繼續開展民主團結運動，通過緩和勞資關系，加強工人內部團結，極大地提高了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促進了工業計劃的完成。4月，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勞動競賽運動保證全面地完成國家計劃的緊急通知》。區工會積極發動職工開展勞動競賽，并與開展合理化建議、推廣先進經驗、實施技術革新和爭當先進生產者相結合，將勞動競賽不斷推向了新水平。
1954年7月，中共濟南市委發出在工廠企業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指示，要求把勞動競賽繼續向前推進。按照市委指示精神，六區以織布業15個聯社為重點，組織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同時，針對各企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繼續開展了提合理化建議、推廣先進經驗、改進企業管理和技術革新運動，有力地促進了工業生產。
1955年7月，區委、區政府以私營工業為重點，集中開展了以提高質量、降低成本、節約原材物料為主要內容的增產節約運動，批判了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與小工廠、小企業無關的思想，強調了增產節約的重大意義，激發了廣大職工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有力地推動了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第四季度，通過各種形式，檢查批判了企業領導落后于群眾的保守思想，對全區11個行業、42個工廠提出了提高質量、厲行節約的具體指標以及實現指標的相應措施，把增產節約運動推向了深入。
1956年2月，按照市委、市人委提出的“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勞動競賽原則，區委、區人委在地方國營工廠和公私合營工廠，繼續開展了以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和節約原材物料為主要內容的先進生產者運動。全區27個地方國營工廠和公私合營工廠都開展了同工種班組競賽和科室同業務競賽，8個工廠參加了廠際競賽，15個工廠制定了提前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生產計劃。企業領導干部自覺克服了落后于群眾、落后于實際的保守思想;廣大職工積極學習推廣先進經驗，開展了先進帶落后活動，涌現出了一批先進單位和先進生產者，工業產品質量得到普遍提高。1956年，濟南鐵工廠實際完成總產值、勞動生產率、工業利潤分別是1953年的2.23倍、1.98倍、6.54倍，生產成本降低49.1%。義順鐵工廠積極改造下料機，提高生產效率3倍以上;大章修理廠不斷改進皮帶輪技術，使機器運轉率由每分鐘300轉提高為900轉，創造了日產旋橫軸260個的新紀錄。
以技術革新為主的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極大地激發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勞動成本普遍降低，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普遍提高，不僅保證了國家計劃的完成，促進了地方工業的發展，也為私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堅實基礎。
(三)城市基本建設
濟南解放前夕，轄區道路總長2.99萬米，土路和碎石路占82.8%;下水道總長2.24萬米，石板溝、明溝占94%;除經一路至經四路、緯五路至緯八路區域外，其他街道均未安裝路燈。居民用水主要是井水。城市建設管理嚴重落后。為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和改善群眾生活，轄區以道路建設為重點的城市基本建設逐步展開。
重點改建緯十二路。緯十二路北起堤口路，南至經十路，是當時轄區最長的城市干道。1952年7月，濟南市市政公司對緯十二路南段經二路至經十路1550米路段進行整修，路面鋪為碎石路，道路兩側鋪裝路沿石，修建了綠化隔離帶。1954年9月，對緯十二路北段經二路以北路段進行整修，路面鋪設為瀝青路。隨后，又對緯十二路進行了慢車道展寬、南段鋪設瀝青路面和人行道鋪設水泥花磚等整修工作。緯十二路沿線逐漸成為商賈云集的經濟繁華地段。
加強市政管理。成立了濟南市衛生工程第七隊，配有職工40余人和人力花轱轆車10輛。其中10人負責道路保潔，30人負責垃圾清運。1956年，區內拆除了磚砌垃圾池，花轱轆車為地排車和馬車所替代，改為拉車搖鈴收集垃圾和清運垃圾。自1953年起，區內較大街巷開始逐步安裝路燈;自1956年起，市自來水公司在轄區修建供水站供居民用水，服務半徑達到180到250米。隨著城市道路的拓寬改造，逐步將城市明溝擴挖改造為暗溝，美化了生產生活環境。
重視房管工作。1955年10月，設立了區房管建設科，負責轄區私房管理。同年冬，進行了第二次房產普查，為完善房產管理提供了第一手可靠資料。據統計，全區時有房屋總面積103.7萬平方米，其中公房80.4萬平方米，私房23.3萬平方米。民用公房的租金收取分為登門收繳與單位統收兩種。登門收繳即房管員直接上門收繳或由居民小組代收。單位統收即職工所在單位財務部門按月在職工工資中扣除，通過銀行托收承付。新中國成立初期，私房的買賣、典當、贈與或交換均實行自由交易;1950年4月，濟南市房地產交易所成立后，私房交易在房地產交易所進行。1951年11月和1955年7月，市政府先后頒布《濟南市私有房屋租賃暫行辦法》和《濟南市私有房屋租金暫行標準》，將私有房屋劃分為九等二十級，根據房屋建筑情況、耐用年限、造價及規定租金計算月租。對于房屋的維修，公房按照“以租養房”和“以修為主”的原則，重點進行危漏公房修繕;私房維修采取房主自行維修和房主與租戶協商維修的方式進行。1953年到1956年，政府先后撥款2459元予以救濟，幫助群眾自修房屋8481間。
(四)各項社會事業發展
“一五”期間，在進行有計劃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城市建設的同時，兼顧了文教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根據中央“整頓鞏固，重點發展，保證質量，穩步前進”的文教工作方針，從1953年到1955年，區委、區政府對全區各級各類學校進行了系統整頓，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改革，改進了課堂教學，提高了教育教學質量。以改造私立學校、新建改建學校為主，加快了教育資源的整合。1955年，將私立民利小學并入緯十路小學。1956年7月，私立四育小學、光華小學并入緯十二路小學;8月，私立建華小學改造為公立北大槐樹中街小學，私立平庸小學、培英小學合并為公立道德街小學，私立振興街小學改造為公立振興街小學，私立正光小學改建為公立緯六路小學，五里牌坊小學由郊區劃入轄區管理，經一路小學改稱緯八路小學。至此，所有教會小學、私立小學均改為公立小學。到1956年底，小學在校生達13182人，較1953年增長26.6%。同時，職工成人教育也得到快速發展，入學人數達到9624人，其中職工2626人，機關干部1178人，居民群眾4711人，社員1109人。
圍繞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活動。1953年到1954年，全區編排演出節目300余個，組織晚會、巡回演出200余場，觀眾達20余萬人次。舉辦了戲劇、美術、音樂等各類訓練班，培養文藝骨干1200余名，幫助18個中小型工廠建立了俱樂部，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文藝活動。1955年，為活躍廣大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配備了音樂、美術、戲劇等10余名專業干部，以指導開展群眾文化活動，培養群眾文化骨干;設置了圖書閱覽室、美術室、活動室、化妝室，購置了演出服裝、道具、器樂等。1956年，區文化科成立，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和管理。
與此同時，衛生事業也得到了較快發展。按照中央提出的“預防為主，面向工農兵，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抽調7708名機關、工廠、學校人員，組成了35個衛生組、404個突擊隊，采取分片、分段、分院包干的辦法，開展了以除“四害”、水源保潔、衛生掃除等為重點的愛國衛生運動。為了保證廣大職工的身體健康，在11所工廠建立了保健站，56個工廠、手工業社與醫療部門機構訂立了生產保健合同，開展了炊事員衛生常識培訓。加強了對飲食行業與飲食攤販的管理，開展了劃區醫療試點，貫徹了就近就醫原則。1956年2月，為滿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需要，將第六聯合診所、兩個分診所和4個聯合婦幼保健站合并，成立了槐蔭區聯合醫院。組織開展了向中醫專家學習活動，提高了廣大醫務人員的社會主義覺悟。設立了槐蔭區衛生防疫站，把防治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嚴重疾病作為首要任務，開展了黑熱、霍亂、麻風、傷寒、結核等疾病的防治和衛生宣傳、計劃免疫等工作。1956年3月，將工廠婦幼保健站與第六區衛生所合并，成立了槐蔭區婦幼保健站，開展了婦幼衛生知識宣傳，推廣了新法接生。
三、貫徹統購統銷政策
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和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商品糧食需求急劇擴大，出現了糧食供應不足、農民待價惜售和私人糧商操縱市場現象。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依靠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支持。同時，糧食又是穩定市場物價、保證國家安全、安定人民生活的重要基礎。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的決議。
1953年10月27日，中共濟南市委向各區傳達中央指示精神和市委《關于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與面粉計劃供應的方案》，宣布自11月1日起實行面粉計劃供應。即各機關、部隊、團體、學校、國營工廠商業及私營工廠商店、街道居民食品工業及熟食業等，均按每月實需面粉數量編制計劃，經各級糧食部門審核批準，實行定量定點供應。面粉實行計劃供應后，迅即引起了其他主糧市場的緊張。11月7日，全市實行全部主糧計劃供應。12月1日，為節省細糧，全市實行了面粉、大米分等定量計劃供應。
10月28日，區委召開統購統銷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區統購統銷辦公室具體負責，并在層層動員的基礎上，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
搞好宣傳發動。統購統銷辦公室成立后，立即抽調部分機關干部和報告員，組成宣傳隊伍，進行集中培訓。11月1日，召開1500多名基層干部參加的實行統購統銷動員大會，傳達中央指示精神及具體貫徹意見，進行宣傳發動。晚上，組織部分區屬干部和報告員分赴各街道居民委員會，走家入戶，向居民群眾傳達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及具體方案，進行宣傳發動和釋疑解答。11月2日，轄區居民開始訂立面粉計劃。3日，訂立計劃工作全部結束。實行全部主糧計劃供應后，采取同樣的方式和步驟進行宣傳發動。到11月13日，居民訂立主糧計劃工作結束。
確定供應網點。本著方便群眾的原則，根據供應能力大小和地區人口多少，確定了8處合作社和零售店、7處私人代銷店作為面粉計劃供應點。同時，針對部分地區網點較少的實際，新建了3處面粉供應店。至此，面粉供應網點達到18處，基本覆蓋到轄區的各個角落。大的網點可以供應13000多人食用面粉，小的可以供應1000多人，極大地方便了居民群眾。
打擊私商糧販。濟南解放初期，轄區有私營糧食業戶114家(糧商7家、面粉商11家、磨坊96家)，設有國營濟南面粉廠及北大槐樹、南辛莊、五里牌坊、營市街等4處糧食市場。1949年12月，設立了國營緯十二路糧店。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后，由于糧食自由市場被取締，部分私商糧販嚴重不滿，個別不法商販則采取到政府請愿和私自販賣糧食等方式進行抵制。為此，區委按照“先寬后嚴”的政策，采取批評教育、警告、處罰、拘留等形式，對不法商販進行了打擊，保障了統購統銷政策的落實。
12月下旬，為保證糧食計劃供應，六區以糧食科為主，與區公安分局、工商科等組成檢查組，對轄區糧店、磨坊、飯店等營業網點進行了重點檢查，對個別哄抬物價、私販糧食的不法私商糧販進行了打擊，對部分工作態度差、責任心不強、業務能力低的糧店員工進行了批評和教育。此后，還加強了面食熟食市場的管理，調整增加了流動人口、不同風俗群眾的糧食計劃，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
1955年8月，中央連續頒布《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和《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轄區農村根據實際，落實統購統銷政策，實行了定產、定購和定銷。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既保證了糧食基本供應，穩定了糧價，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又推動了農業的互助合作，推動了對私營糧商的改造，從而帶動了對其他私營工商業的改造。1955年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轄區私營糧食代銷點全部轉為國營糧店。糧價穩定，從根本上保證了市場物價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這正是中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先決條件。
糧與油相互依存，實行糧食計劃供應不久，對食油也實行了計劃供應。早在1953年8月，濟南市就加強了食油市場管理，通過采取降低國營公司批發起點、停止供應批發商、停止榨油廠自營、緊縮供應零售商等措施，制止了不法商販的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現象。由于對食油供應緊張情況估計不足，周圍城市已經實行計劃供應，1954年3月起，濟南市發生了市民排隊爭購食油現象。1954年4月8日，濟南市公布食油計劃供應暫行辦法，實行計劃供應。按照市委部署，六區對廣大居民群眾進行廣泛發動和深入教育，隨后，公布了留用代銷業戶，集中發放了購油券，并自5月起實行了食油定量計劃供應。
1954年9月，國家宣布對棉花、棉布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9月13日，按照中央和省、市要求，區委召開街道基層干部會議進行動員。隨后，分別召開了街道居民大會和工廠商店職工大會，對18000余群眾開展了宣傳教育。與此同時，開始發放布票。到14日晚，全區共發放布票1260338尺，標志著棉花、棉布計劃供應的完成。
糧油棉統購統銷的實行，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糧油棉供應緊張的形勢，保持了市場物價的穩定，滿足了工業化的需要。根據當時的形勢，采取這個政策是必要的。在此后很長一個時期內，對于保證人民群眾的基本溫飽和國家經濟建設，發揮了較大促進作用。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糧油棉統購統銷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最突出的是它限制了價值規律在農業生產和經營中的作用發揮，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了工商企業經濟核算的實施。
四、推銷國家經濟建設公債
1953年，新中國開始執行“一五”計劃，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由于新中國成立不久，國民經濟基礎薄弱，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加速工業化形成的資金壓力巨大。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從1954年起連續5年發行國家經濟建設公債以籌集建設資金。
1953年12月9日，政務院發出《關于發行1954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指示》，對國家經濟建設公債利息、支付形式、支付年限及發行目的、認購時間、推銷方法等提出了具體要求。為了搞好公債的推銷認購，經區委、區政府研究，成立了區推銷國家經濟建設公債委員會，并按照由點到面、先干部后群眾和“自愿量力”原則，先期選擇私營企業中的建中煙廠、大章鐵工廠和街道上的第五居委會進行了試點。在試點的基礎上，確定了推銷國家經濟建設公債工作步驟：宣傳發動、認購打算、個人認購。
1954年2月18日，六區開始推銷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為了搞好宣傳發動，結合學習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全區先后召開公債推銷動員報告會342個，14100余名市民群眾和85%的私營廠店職工參加了報告會，基本做到了家喻戶曉。通過深入進行社會主義前途教育和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一致性教育，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激發了認購經濟建設公債、支援國家建設的積極性和熱情。到1954年3月上旬，按照自愿量力原則，全區人民群眾認購國家經濟建設公債75564萬元(舊人民幣)，超出預定計劃12.2%。
1954年到1958年，由于公債推銷組織健全，長期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全區人民的覺悟不斷提高，全區每年都能圓滿完成上級分配的建設公債認購任務。全區人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援了國家建設。
第三節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落實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轄區開始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成立初期進行的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農民獲得了土地，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但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個體生產方式難以進行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和從根本上改變生產條件，也無力抵御災荒，無力擴大再生產。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商品糧食需求急劇擴大，全國各地出現了糧食供不應求、農民待價惜售和私人糧商操縱市場現象。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后，糧食價格日益穩定，但實行工業化必須依靠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支持。在這種背景下，貫徹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引導農民由創辦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生產互助組，到創辦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創辦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在工業化發展的帶動下走集體化與合作化道路，便成為推動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成立農業生產互助組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作出《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要求既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傷農民的個體生產積極性，又提倡通過“組織起來”發展農民的互助合作積極性。1952年，市委發出“組織起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號召。轄區農民積極響應號召，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季節性互助組和常年性互助組的形式，“組織起來”發展農業生產，這標志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始。這些互助組堅持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采取換工形式實行生產合作，彌補了個體勞動過程中生產資料的不足，提高了集體抗風險能力，增加了農業產量，農民普遍表示歡迎，并紛紛參加創辦生產互助組。至此，轄區20%的農民參加了生產互助組。其中，彭莊的彭殿洪、大金莊的姚學禹、段店村的井恩厚、老屯村的劉長友等，還建立了常年性互助組。
1953年上半年，區委、區政府對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進行了整頓。由于此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存在急躁情緒，互助組創辦工作出現了盲目冒進現象，加之政府部門缺乏具體指導，致使部分創辦不久的互助合作組織很快就解散垮掉。結合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斗爭，通過認真學習中央關于發展農業互助合作指示，批判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急躁冒進情緒，并開展了農業互助合作組織整頓。經過春夏兩季的整頓，到1953年9月基本扭轉了合作化運動中的錯誤偏向，農業互助合作組織得到了鞏固。
(二)創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此前，轄區已經進行了從建立臨時性互助組和常年性互助組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探索。早在1952年11月，農民王振善帶領11個農戶就建立了全區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并受到了毛澤東的親切接見?！稕Q議》公布后，對全國各地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大規模的宣傳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活動，使廣大農民普遍接受了農業生產方向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教育，充分認識到小農經濟的弊端和“組織起來”的重要意義。按照《決議》精神，區委迅速把工作重點由領導互助合作轉移到發展農業合作社上，全區的初級農業合作社進入大發展時期。初級農業合作社按照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的原則，采取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的方式，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極大的促進了農業生產，受到了農民的普遍歡迎。特別是毛澤東接見王振善，進一步激發了全區農民辦社、入社的積極性。到1955年底，全區入社農戶達到20%。其中，藥山區6個鄉和玉符河3個鄉(今屬吳家堡地區)建立初級合作社44個， 809戶農民入了社，占農戶總數的18.7%;另創建了251個互助組，1794戶農民加入互助組。
(三)農村集體所有制的逐步建立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系統地闡明了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如何應對和避免出現的問題。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11月，國務院公布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2月，毛澤東主持選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匯編，介紹推廣各地辦社的先進經驗。12月3日，中共山東省委作出《為加快農業合作化及提前超額完成農業增產任務而奮斗的決議》。12月7日，郊區工委召開會議，決定修訂農業合作化規劃，要求1956年底基本完成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1958年前基本上完成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并規定了合作化的進度和指標。
1955年10月，響應中央和省、市委號召，轄區農民王振善帶頭成立了全區第一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同年冬，演馬莊、于家莊、趙家莊、董家莊開始試辦高級社。1956年1月，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出現了整鄉整村的農民加入合作社的高潮。與此同時，通過擴社、并社與建立新社等方式，高級農業合作社成批建立。此后，針對生產關系變動過快引起的生產經營和管理混亂等問題，全區派出大批干部深入農村幫助合作社進行整頓，逐步建立健全了合作社財務、包工包產、定額管理等制度，規范了農業合作社的運營。到年底，全區共建立高級社20個，入社農戶達到了95%以上。高級社土地歸集體所有，牲畜、農具折價入社，土地、勞力、牲畜、農具固定到隊;合作社對生產隊實行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政策;社員實行按勞分配，采取評工計分和勞動定額記工辦法，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據不完全統計，1956年比1955年集體平均增產19.2%;社員平均增收20%。至此，轄區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土地集體所有和按勞分配的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標志著農村集體所有制在轄區基本建立。
農業合作化運動實現了農村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標志著個體小農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轉變為集體所有制，解決了農民個體在抵御自然災害、興修水利及采用機械化等先進技術方面的局限性，從而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幾年內實現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急劇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生產關系變革的特點。但由于發展中存在急躁冒進情緒，工作過粗過急，形式過于簡單，也遺留了一些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
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轄區是濟南市個體手工業較為集中的區域之一。與全國一樣，經過3年國民經濟恢復，全區個體手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到1954年11月，個體手工業戶已達到935家，從業人員有2152人。但是，這些手工業戶絕大多數屬簡單小商品生產，戶均從業人員不足3人，生產設備極其簡陋，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而要適應隨之而來的國家計劃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就必須把手工業者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協作生產，走集體合作化道路。1953年底，全國第三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提出，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應采取“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通過生產小組、供銷合作社、生產合作社三種過渡形式，引導手工業走合作化道路。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統一部署，轄區逐步完成了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一)初期的手工業合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盡快恢復和發展手工業生產，滿足城鄉人民群眾生活需要，區委、區政府對個體手工業實行供應原材料、加工、訂貨、包銷以及稅收、價格、信貸等多種形式的扶持，引導他們向集體合作化方向發展。1949年5月，為安置失業手工業工人就業，在全區建立了4個油漆組、5個木工組和1個小型鐵工廠。這些帶有初步合作性質的手工業生產組織普遍效益較好，受到了手工業者的歡迎，為普遍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組織創造了條件。此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由于國營經濟的領導和扶持，個體手工業在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認識到仿照國營企業進行協作生產的優越性，進一步激發了手工業者建立合作組織的積極性。1952年，濟生電器工業社、信昌電器工業社、德祥電器工業社率先實現了聯營合作生產，成立了濟生電器廠。
這些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協作生產的手工業合作組織，雖未改變原有的生產關系，卻初步改變了小生產者分散與保守的弱點，生產成本不斷降低，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社員收入和共有積累不斷增加，充分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優越性。
(二)手工業合作化普遍發展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隨著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貫徹，全區手工業者的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1954年1月，貫徹全國第三次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精神，市委制定并公布了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案，指出對手工業改造必須采取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堅持“自愿互利”和有利于發展生產原則，從生產小組或生產供銷合作社發展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實現由小到大、由低級組織形式向高級組織形式的過渡。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全區手工業勞動者積極響應號召，紛紛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轄區的手工業合作組織進入普遍發展階段。
1954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應將手工業視為地方工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0月，為進一步加強對手工業的領導和管理，區政府設立了手工業管理科，并對全區個體手工業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為正在進行的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當年，機械鐵加工、建材石料、印刷裝訂、縫紉紡織、藤竹編制等行業均實現了合作生產。
12月，中央召開第四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對手工業合作化作出新部署。1955年初，山東省手工業工作會議在濟南召開。會議指出，按照中央“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有準備、有步驟地實行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區委、區政府認真貫徹中央和省、市會議精神，本著有利于生產經營、便利群眾、保證社員收入的原則，進行了建社擴社工作。1955年8月，區手工業勞動者分會成立，并制定了《手工業勞動者分會試行章程(草案)》。作為手工業勞動者自愿結合的群眾組織，手工業勞動者分會在團結教育手工業者、促進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組織和機構的建立，有力地推動了手工業合作組織的發展。到1955年底，全區建立起了33個生產(供銷)合作社(組)，入社社員達到1115人。手工業合作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在滿足城鄉居民生活需要和彌補國營企業生產不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的手工業合作組織發展，基本貫徹了穩步發展的方針，普遍經過初級形式的供銷生產小組和供銷生產社，然后再轉為高級形式的生產合作社，實現了由初級組織形式向高級組織形式的過渡。但在手工業合作化初期，由于部分領導干部存在求穩保守思想，對于部分自發建立的手工業合作組織不予承認，嚴重挫傷了手工業勞動者合作入社的積極性。區委、區政府及時采取措施，通過批判保守思想，使問題得到了及時解決。
(三)基本完成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會議，通過了《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決議》。區委立即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決議精神，部署集中學習活動，加快了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在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熱潮的推動下，全區的手工業改造也掀起高潮。特別是1956年1月15日北京首先宣布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據濟南市統一要求，效仿北京做法，全區在很短時間內全部實現了手工業合作化，3138名手工業者全部加入了合作社，并按行業和經營特點組成了8個高級社、21個初級社、29個供銷生產組和臨時社員小組。至此，全區基本完成了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由個體手工業經濟走向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重大變革。
1956年的手工業合作化運動，已不再限于手工業勞動者，而是整地區、整行業的合作;也不再是從小到大、由低級向高級逐漸過渡，而是采取了老社擴大或直接組織新社的形式。由于合作化步子過快，忽視了手工業傳統經營的特點，甚至出現了非手工業者合作入社現象，加上并社后實行統一計算虧盈，一度影響了手工業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針對這些情況，區委、區政府對合作社進行了初步整頓，通過調整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和經營形式，梳理合作社的供銷渠道，對部分明顯不宜集中生產或統一核算的社(組)進行了整頓。到1956年底，全區還有手工業合作社(組)54個，社員3200人。
手工業合作化的完成和生產條件的逐步改善，為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由于合作化過程中存在急躁冒進情緒，錯誤地認為合作化就是大集中，對于不同類型的手工業社(組)不加區別地進行集中，影響了正常的生產協作關系和供銷關系，造成了生產秩序混亂和效率降低，社員收入減少，引起社員不滿。
三、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以“和平贖買”的方式實現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通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和經銷代銷等政策，將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入初級國家資本主義軌道。隨后，采取公私合營方式，實現了從初級國家資本主義向高級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并最終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和經銷代銷
解放之初，為了促進私營工商業盡快恢復和發展，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區委、區政府對私營工商業實行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和經銷代銷等措施。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實施，不僅促進了私營工商業的盡快恢復和發展，也逐步將私營工商業納入了初級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計劃的軌道。特別是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國營經濟逐漸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私營工商業對國營經濟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到1952年底，全區絕大多數10人以上的私營工商業參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和經銷代銷。
(二)開始有計劃的公私合營
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明確為“利用、限制、改造”。隨著學習貫徹總路線高潮的興起，區委、區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組織私營工商業者學習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政策，使絕大多數私營工商業者提高了社會主義覺悟。但也有少數資本家私下通過抽逃資金、借口分紅等形式對抗社會主義改造。為此，區委、區政府對私營企業盈余分配情況進行了全面檢查，制止了不法資本家的錯誤行為，提高了廣大職工的政治覺悟，保證了生產和營業資金的擴大，為即將開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做了準備。
1954年，按照中央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全區開始有計劃地擴展公私合營工業。12月，中央提出了“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方針。區委、區政府要求各行業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后，采取單獨合營、私私并廠、先并后合等形式，把個別合營與按行業改組、改造結合起來，先對中小企業進行改組與合并，以解決普遍存在的公私關系、清產定股、利潤分配以及對資產階級人員的安排使用等問題，然后有計劃地對私營企業進行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5年，全區私營工廠基本實現了聯營生產，濟生電器廠等企業還實現了單戶公私合營。
與此同時，全區對私營商業也進行了初步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秋，國家實行糧、油、棉布統購統銷，將這些生活必需品納入計劃收購軌道，取消了此類產品領域的資本主義流通和分配方式，既推動了農業的互助合作，又使國內市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使私營零售商更加依賴國營經濟，為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鋪平了道路。1954年初，為了更好地為消費者服務，擴大商品流轉，按照“大部不動、小部調整”的原則，對全區商業進行了適當調整。11月，根據市委指示精神，區委、區政府開始對棉布攤販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試點。1955年3月，對全區商業情況進行全面調查。隨后，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試點和商業調查的基礎上，區委、區政府采取經銷、批購等形式，對茶葉、煙酒、百貨、木柴、煤炭等各行業的私商進行初步改造。至6月底，159戶零售商走上了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商業道路。
(三)全行業公私合營
1955年以前，全區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穩步前進，發展比較順利。從1955年冬到1956年春，由于受到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的影響，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也由個別合營迅速發展為全行業公私合營，全區掀起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
195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會議，通過了《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提出采取贖買和國家資本主義方式，把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從個別企業推進到全行業公私合營，實行定息制度。12月，濟南市傳達中央指示精神，討論確定到1956年底實現私營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全行業公私合營。15日，市委決定仿效北京做法，爭取春節前將全市4人以上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和私營零售坐商以及個體手工業全部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合作化。
1956年1月23日，按照市委要求，為盡快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區委成立了37人組成的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委員會，集中主要力量，注重依靠和發動群眾，加強思想領導，促進了公私合營工作的進展。2月18日，區委召開基層干部會議，傳達貫徹市人委《加強全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工商業和手工業合作化的決議》，對全區資本主義工商業者進行思想教育，并開始私營工商業的清產核資和人事安排，從思想和組織上推動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日，經市人委批準，全區45個行業的965戶工商業戶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其中，對私營商業的改造方面，202戶個體商販組成公私合營商店，413戶個體商販組成42個自負盈虧的合作商店。同時，2373戶個體商販還組成199個自負盈虧的合作小組，組織起來的個體商販占到全區商販總戶數的88.38%。
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后，全區進行了清產核資、盈余分配、人事安排等改組調整。通過清產核資，解決了盈余分配和債權債務等問題，適當確定了資本家擁有的股權及分配比例，資本家改為領取定息。其中商業方面，動員36戶資本家退出新增資產53631元，對原有的269名資方人員適當安排了工作。通過對私改造，資本家不再擁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人事調配權和經營管理權，但仍參加企業工作和管理，企業性質基本上轉變為社會主義。
通過由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全區資本主義工商業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合營改造，并逐步走上社會主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由于改造步伐加快，要求過高過急，工作過于粗糙，對一些合營企業不適當地進行了裁、并、改，致使生產經營品種減少，影響了市場供銷關系;對一些工商業者的團結、教育、改造工作存在“左”的傾向，造成了一些消極影響。
全區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盡管存在缺點和問題，但畢竟基本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消滅了幾千年來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制度，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并開始進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第四節 過渡時期的政治建設和執政黨建設
1955年9月29日，根據國務院《關于市轄區及縣轄區公所的名稱應改按地名稱呼的規定》，經濟南市人民委員會研究并報經山東省人民委員會批準，六區因古有大槐樹莊改稱槐蔭區。中共濟南市第六區區委隨之改稱中共濟南市槐蔭區委，同時成立區委常務委員會;濟南市第六區人民政府改稱濟南市槐蔭區人民委員會(簡稱“區人委”)。1953年至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也是槐蔭區民主政治建設和執政黨建設得到快速發展的時期。
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
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表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初步建立。為了進一步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保證人民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中共中央提出了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了《關于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召開鄉、縣、省(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頒布實施。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六區組織進行人民代表普選，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建立健全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
(一)第一次全區公民普選
1953年4月，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出關于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政務院發出進行全國人口普查的指示。隨后，山東省選舉委員會成立，并通過了《山東省選舉委員會基層選舉工作實施方案》。
5月，六區成立選舉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區普選工作。同時確定，采取普遍、直接選舉的辦法選舉產生人民代表，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區級人民政府;按照先行試點、逐步推開的原則，開始普選人民代表的籌備，并組成工作組進入二合里地區開展普選試點。
6月1日，全區普選試點工作開始。經過了解情況、建立組織、培訓干部、宣傳發動、提出代表候選人、劃分選區、分設投票點及清理社會遺留問題、開展人口調查、選民登記等環節，大張旗鼓地宣傳普選工作的重大意義，組織選民在指定投票點鄭重選舉投票，選舉產生了出席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試點工作結束后，六區認真吸取經驗教訓，立即展開選民登記和普選代表工作。
同時，按照“精確無誤、不重不漏”的原則，完成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全區人口調查。統計表明：全區常住人口共105960人，其中男60143人，女45817人;漢族88484人，回族3197人，滿族64人，蒙古族2人，撒克遜族1人，猶太族1人，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3.56%。
在此基礎上，全區選出人民代表117人(不含區劃變動外區轉入代表22名)。其中，干部代表14人，工人代表30人，解放軍代表2人，文教代表7人，醫療衛生代表3人，工商界代表14人，少數民族代表2人，其他方面的代表45人，保證了各階級、各民族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代表名額，充分體現了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和廣泛性。
(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
1953年10月12日，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大會代表共117人，包括工人、干部、軍人、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少數民族人士等各方面代表，充分體現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精神。會議審議通過了《濟南市第六區人民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濟南解放4年來的全區工作，肯定了在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等運動及恢復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教訓，號召全區人民繼續深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做好優撫工作;發展生產，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貫徹中央“整頓、鞏固、重點發展、保質保量、穩步前進”的方針，加強文化教育工作，為國家民主化、工業化而奮斗。會議選舉產生了第六區第一屆人民政府委員11人，劉雨軒當選為區長，袁磊、路懷長當選為副區長。
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任期3年4個月，先后召開7次全體會議。
1954年4月3日到4日，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充分肯定了區政府貫徹執行糧食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等方面取得的成績。要求全區人民繼續深入貫徹黨的總路線、總任務，開展對糧食投機奸商的斗爭，保證國家糧食政策的貫徹執行。
6月20到21日，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共濟南市委副書記高啟云關于憲法草案的報告。選舉產生了出席濟南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52名。
7月25日到26日，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召開。會議傳達了濟南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決議及市場情況的報告，聽取了區人民政府議案執行情況的檢查報告。會議決定深入發動全區企業職工參加以技術革命為主要內容的增產節約運動;加強對私營工商業者的愛國守法教育;根據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逐步開展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5年5月28日，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了區人民政府關于勞動就業、社會救濟及節約糧食問題的報告，傳達了市人民政府關于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執行情況的報告。補選濟南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5名。
8月3日到5日，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區政府的工作報告，決定將濟南市第六區人民政府改為濟南市槐蔭區人民委員會。選舉產生區人民委員會委員16人，袁磊當選為區長，路懷長、劉德芝當選為副區長。選舉劉中慶為區人民法院院長。
1956年4月23日到25日，槐蔭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七次會議召開。會議傳達了濟南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精神，審議通過了區人民委員會和區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要求全區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新形勢下，貫徹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多快好省的方針，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會議補選孫發善為區長，司林魁為副區長。
(三)廣泛開展憲法草案討論與《憲法》的學習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作出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的同時，確定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3月，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經過反復討論修改的憲法草案初稿形成。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6日，《人民日報》刊登憲法草案全文，發表了題為《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地展開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社論。
1954年6月17日，根據中央和省、市部署，六區憲法草案討論委員會成立，負責全區憲法草案學習討論工作。此后，全區掀起了憲法草案學習討論活動的高潮。
全區的憲法草案學習討論活動是采取按篇授課、逐條討論的形式進行的。憲法草案學習討論活動一直持續到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審議通過后，六區立即轉入了對《憲法》的學習。通過深入的學習討論活動，廣大人民群眾比較系統地掌握了《憲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內容，充分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于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推動作用，明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認識到人民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及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提高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覺悟。
隨著人民代表普選工作的開展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全區人民開天辟地地第一次真正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權力，直接選舉產生了自己所信賴的人民代表，標志著轄區民主政治建設步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二、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奪取民主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放松對統一戰線的領導，而且采取政治協商會議這一統戰組織和形式，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最高權力。在地方，采取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協商委員會的形式，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權力。隨著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開展，區委更加重視做好統一戰線工作，以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參與建設的積極性。
1951年8月，濟南市第六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召開，同時選舉產生了六區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作為各代會休會期間聯系人民群眾、督促政府落實各代會決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執行機構，并組織動員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廣大知識分子和民族工商業者參加鎮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等運動。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后，區委統戰工作主要是動員和鼓勵工商業者主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愛國人士參政議政。
1956年初，全區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后，為加強對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愛國人士的思想改造，區委決定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部。3月3日，經過精心籌備，中共槐蔭區委統戰部正式成立，并開始進行區政協成立前的準備和區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代表選舉工作。同時，區委統戰部配合大規模、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展開，還組織進行了資產階級分子建檔排隊、社會人士調查、各種檔案材料建立以及掌握協調合營企業的公司共事關系等工作;加強了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教育，增強和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開展了執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政策的檢查，保證了以教育為主的統戰方針的貫徹落實，加強了統一戰線思想教育，提高了各級黨組織對統一戰線工作的認識，在改善黨與非黨關系、黨與人民群眾關系、合營企業公私共事關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極大地調動了社會各方面參政議政和參與經濟社會建設的積極性，65名黨外人士先后被推選為市、區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政府委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2月24日，中央發出《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動員和發揮現有知識分子力量，大規模培養新生力量，擴大知識分子隊伍，在幾年內使我國科學技術接近世界先進水平。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要求，槐蔭區組織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認真學習和宣傳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精神，明確了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知識分子發生的根本變化。重視了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工作，有重點地培養知識分子中的入黨積極分子。加強了對知識分子的宣傳教育，使他們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大責任，自覺進行改造，努力提高業務和思想水平。廣大知識分子在全區經濟和社會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批優秀知識分子被推選為人大代表和勞動模范。
與此同時，貫徹中央團結、教育、改造方針，槐蔭區成立了對資改造委員會，加強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團結和改造，妥善處理和解決了勞資之間的矛盾。按照“量才錄用，適當照顧”原則，在保證國家干部領導合營企業的前提下，參照資方原任職務和管理技能，對資方實職人員作了相應安排。同時，還落實了資方人員相應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以及私股定息政策，較好地團結了資方人員，解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使他們自覺接受改造，逐步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勞動者。
貫徹黨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安排少數民族代表參政議政，保障了少數民族的政治權利。針對少數民族群眾生活困難實際，積極引導他們發展生產;調整少數民族職業結構，幫助他們解決在就業、轉業中的實際困難。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后，對回民開齋節所用油、面和土葬所用白布給予優先保證供應，使回族群眾的生活習慣得到了尊重。
加強了僑務工作，召開全區歸國華僑、僑胞僑眷及港澳同胞家屬座談會，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改進了工作，對生活困難的給予了生活幫助，對未就業的安置了工作，密切了他們與政府的聯系，增強了僑胞的愛國主義情感。
與此同時，各人民團體也得到了較快發展。一是工會組織。1953年11月，市總工會第六區辦事處改為市工會聯合會第六區辦事處。1955年9月，改稱濟南市工會聯合會槐蔭區辦事處。二是婦聯組織。1954年3月1日至3日，區第二屆婦女代表大會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115人。會議聽取了區委書記范玲的報告，聽取并審議了上屆區婦聯工作報告;選舉產生了區第二屆民主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三是共青團工作。1955年12月25日至26日，團區委召開第二次團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120名。大會審議討論了團區委工作報告;選舉產生了第二屆團區委組成人員。四是工商聯。1953年12月24日，濟南市第六區工商業聯合會籌委會成立，開始籌建成立第六區工商業聯合會。1955年9月，改稱濟南市槐蔭區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各人民團體緊緊圍繞發展生產、社會主義改造等中心工作，組織開展了大量教育活動，充分發揮了黨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
三、加強黨的團結與審干肅反運動
(一)“新三反”斗爭
1952年11月17日，中共山東分局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詳細列舉了基層干部存在的強迫命令作風、違法亂紀情況和各級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傾向，提出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意見。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共山東分局的報告，發出《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簡稱“新三反”)。隨后，省、市委相繼召開動員大會，號召各級黨組織和共產黨員，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向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不良傾向進行堅決的斗爭。
1953年2月4日，區委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學習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以及省、市委動員會議精神，從檢查人民來信處理情況入手，聯系實際，制定計劃，自上而下地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新三反”斗爭。此后，廣大黨員干部認真參加了政治理論學習，并在廣泛征求意見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檢查了各級領導班子及成員存在的問題，形成檢查報告。11日，區委向全區黨員干部作報告，著重指出在機關干部中存在組織渙散、不團結和個別干部違法亂紀問題，號召全區黨組織動員起來，結合工作實際，提倡和開展自下而上的批評，向危害人民利益、國家利益、黨的利益的現象作斗爭。13日，“新三反”斗爭轉入對照檢查階段。區委通過座談討論等形式，進一步征求基層群眾意見，修改完善領導檢查報告，并結合機關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不負責任、互相推諉、紀律松弛和命令主義等問題進行了整改。
6月，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對“新三反”斗爭提出新要求。根據市委擴大會議精神，區委認真檢查了“新三反”運動中對運動的長期性認識不足、聯系實際不夠、重點不突出等問題。此后，結合人民代表普選，區委直接面向群眾征求意見。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對群眾提出的361條意見進行了集中處理。
“新三反”運動期間，區委主要采取“抓兩頭、帶中間”的辦法，即一面由領導機關和負責干部自上而下地層層帶動，檢討官僚主義作風;一面抓緊處理最突出的問題，引導具有命令主義作風的干部進行檢討。既改善和密切了黨與群眾的關系，又保護和教育了大多數基層干部。
經過半年多的“新三反”運動，全區各級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得到了遏制和糾正，樹立了深入和民主的作風;健全了區委集體決策制度，明確了成員分工，加強了統一領導;絕大多數工廠、企業建立了規章制度，黨群、干群關系得到改善，工作效率明顯提高。
(二)審干肅反運動
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要求在2到3年內對全國干部進行一次細致的審查，以保證國家建設任務的順利進行。1954年10月，中共濟南市委在初審排隊的基礎上，開始對全市干部進行審查，同時作出繼續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腐化墮落斗爭的決定。
1954年11月，區委在積極進行審干工作準備的同時，按照市委要求開展了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腐化墮落斗爭。為了搞好這次運動，區委召開了各支部成員、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的黨員骨干分子大會，傳達學習上級指示精神和區委具體部署。11月3日，在各單位初審排隊的基礎上，區委召開全體干部會議進行動員發動，全區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腐化墮落斗爭全面展開。自此到11月15日，全區共揭發查處貪污分子14名，并分別給予了行政撤職處分等處理。
1955年1月，經過深入調查摸底和初審排隊，區委制定審查干部工作總計劃和年度具體計劃。2月，區委審查干部委員會成立，并召開了全體干部會議進行動員部署，全區審查干部工作全面開始。從1955年1月到1957年上半年，全區審干工作分三批進行。期間，各單位成立了審干組織和機構，按照先黨內后黨外、先領導骨干后一般干部、先要害部門后一般部門的步驟和按級審查、交叉進行原則，經過調查研究、材料排隊、典型試驗、制定計劃、請示報告、審干結論等環節，共審查干部1545名，確定審查對象166人。
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斗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決定在全國開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爭，要求全國各地毫無例外地在所有機關、團體、廠礦、部隊、學校中開展肅反運動。
1956年1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槐蔭區成立肅反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制定了肅反工作計劃，召開會議進行了動員部署。同時，各基層單位相繼成立領導組織機構。4月，區委在區級機關和木材公司進行試點。試點結束后，全區遵照“提高警惕，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方針，歷經小組斗爭、專項斗爭、甄別定案三個階段進行。全區先后共47239人分5批參加了肅反運動。其中，第一批6766人，第二批6920人，第三批2856人，第四批11162人，第五批19535人。到1959年5月肅反運動結束，全區共召開報告會55場、討論會620余次、斗爭會136 場次;8880人寫出檢舉材料20875份;排查清查對象458名，占參加運動總人數的0.97%;查處反革命壞分子421人，其中蔣偽軍政警憲人員256名、特務103名、反動黨團骨干29名、土匪1名、惡霸6名、敵對階級分子10名、現行反革命分子2名、壞分子14名。
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全黨必須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進行斗爭的指示》，還開展了第二次群眾性鎮壓反革命運動。全區先后收到檢舉材料4000余份，分兩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審干肅反運動，純潔了組織和干部隊伍，提高了執政水平。一些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形成了團結生產、積極工作的新氣象，對全區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加強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
高度重視黨員干部的政治理論學習。從1953年開始，區委在機關黨員干部中建立了正常學習制度，并提出要求：達不到初中文化程度的，重點學習文化;初中文化程度以上者，重點學習理論。依托機關干部學校、職工業校等，組織黨員干部認真學習了《社會發展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革命史讀本》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經濟建設常識讀本》等理論著作。1956年6月24日至7月29日，區委專門舉辦了“黨的基礎知識”短訓班，對308名新黨員進行了系統培訓。通過各種形式的學習培訓，全區廣大黨員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不斷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斷增強，政治紀律、黨性觀念不斷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通過深入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經過工農業生產和斗爭實踐鍛煉，全區黨員干部隊伍日益成熟，并成為領導全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級領導力量和中堅力量。
基層組織建設迅速發展。1954年1月，中央提出“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的方針，全區基層組織建設步伐加快，當年發展新黨員45名，黨員總數達到202名，基層黨支部達到10個。1955年6月，省、市相繼召開了基層組織工作會議，要求各級黨組織加快發展新黨員，加強經常性基層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為此，區委制定建黨工作計劃，加快了在私營工廠、手工業合作社中發展黨員和建立黨組織步伐，當年發展黨員45名(其中私營工廠37名);支部總數達到了16個。1956年，按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批判黨建工作中的右傾保守思想，發出《關于整頓鞏固提高黨的基層組織的工作指示》和《關于改進組織工作分管中的幾個初步意見》等文件，繼續加快建立基層黨組織，加快黨員發展，相繼在各街道辦事處和稅務分局、糧食分局、法院、檢察院、小學建立了黨支部，區機關由黨支部改為黨總支;發展新黨員576名，其中地方工業發展203名，私營及合營工業發展47名，國營商業發展88名，公私合營商業發展27名，手工業合作社發展92名，文教系統發展41名，農業社發展3名，機關發展26名，其他方面發展49名。先進生產者和模范人物占到當年黨員發展總數的46%。與此同時，駐區市屬商業公司、工廠、學校、醫院等單位和原濼源區部分地區黨的組織關系劃歸槐蔭管轄，黨員隊伍不斷壯大。到1956年底，全區黨員總數增至2774名。
區委組織機構不斷健全。1954年上半年，為加強對保密工作的領導，成立了區委保密委員會。同年10月，為適應社會主義改造新形勢，確保糧食統購統銷及糧食、食油、棉布等計劃供應政策實施，加強對財稅、銀行、商業、糧食等工作的領導，區委增設財政貿易委員會。1955年1月，根據市委決定，區委組織科、宣傳科、工業科改稱組織部、宣傳部、工業部。8月23日，財政貿易委員會改稱財政貿易工作部。1956年1月，區委設立辦公室，作為區委辦事機構。同月，設立區委合作部，主要負責區屬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系統的黨的工作。2月，市委將部分公司、批發站、中學、醫院、中型工廠等200多個單位下放槐蔭，為加強管理，區委設立文教部。3月3日，根據市委要求，設立了區委統戰部，作為加強對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管理機構。4月13日，區人委設黨組。同月，區委監察委員會經第一次黨代會選舉產生，負責對全區黨員進行遵紀守法、維護黨紀教育，檢查處理區屬黨組織和黨員違反黨紀國法案件，受理黨員控告和申訴。6月，區委監察委員會正式辦公。7月，召開了全區第一次監察工作會議，傳達貫徹中央和省、市第一次監察工作會議精神，部署了今后的監察工作。同月，成立了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檢察院。
與此同時，中共槐蔭區委常務委員會于1955年9月經市委批準建立，范玲、劉德如、郭遵魯、王化英、蒙沙、袁磊、于夫7人為區委常委。自此，黨委常委制在槐蔭區正式建立。
區委組織機構的不斷健全和基層組織建設的不斷加強，標志著黨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領導地位日益鞏固。期間，區委主要領導多次調整變化。1955年11月10日，范玲調任市糧食局書記、局長，劉德如任中共槐蔭區委書記。1956年1月12日，市委任命李玉敏為區委第一書記，劉德如為第二書記。
四、中共濟南市槐蔭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
社會主義改造期間，通過不斷加強思想、組織和作風建設，槐蔭區黨組織得到了快速發展壯大。黨員人數由1952年的45名發展到1956年的2774名。根據中央關于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的要求和《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中共槐蔭區委決定召開黨的代表大會。
1956年2月28日，區委召開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審議并通過《關于召開第一次全區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對區黨代會的召開意義、代表名額分配、選舉辦法、推選步驟等提出了要求。隨后，全區6個黨總支和56個黨支部相繼召開黨員大會，采取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了153名出席區黨代會的代表。這些代表來自全區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其中地方國營工廠53名，公私合營工廠13名，文教衛生18名，商業37名，區機關21名，手工業3名，街道8名，具有比較廣泛的代表意義。
4月3日至6日，中共濟南市槐蔭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除153名正式代表外，還13名列席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聽取并審議了區委工作報告，肯定了全區在工業生產、增產節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和黨的建設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號召全區克服右傾保守思想，以搞好生產為中心，深入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力爭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槐蔭區第一屆委員會委員23人、候補委員4人，區監委委員11人，以及出席中共濟南市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60名和候補代表6名。隨后，區委一屆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召開，選舉李玉敏、劉德如、趙歷策、郭遵魯、王化英、孫發善、蒙沙、李明8人為常委，李玉敏、劉德如、李明分別為區委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趙歷策、郭遵魯為區委副書記。
中共濟南市槐蔭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正值全區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初步建立，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的關鍵時期。面臨新的形勢和任務，大會強調進一步加強黨內民主，改進領導作風，完善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制度，更好地發揮全區黨組織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大會提出的任務和措施，對于確保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面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新中國成立初期，區委、區政府團結和帶領全區人民，在恢復國民經濟、建立和鞏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權、貫徹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推進社會主義改造、發展工農業生產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經驗。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極其復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在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區委、區政府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松，一方面堅持社會改革，一方面發展經濟，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提前完成了全市確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任務。同時，在廣大干部和黨員中開展了多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整風、整黨運動，繼續保持了實事求是、謙虛謹慎和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繼續保持了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賴，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