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

　　(1956年9月～1966年5月)

　　從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這10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10年間，在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確領導下，中共槐蔭區委帶領全區人民，認真貫徹中央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措施，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培養了一批社會主義建設骨干，探索出了許多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經驗，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積累了重要物質基礎和寶貴精神財富。由于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尚處于探索階段，黨和國家在工作指導上也出現了一些嚴重失誤，使這10年也成為全黨艱辛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10年。

　　第三章 社會主義建設的良好開端

　　1956年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中國不僅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開始了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1956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提出了借鑒蘇聯經驗，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建設經驗，走適合中國實際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問題。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9月，中共八大認真總結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基本經驗教訓，提出了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任務，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共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槐蔭區委帶領全區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

　　第一節 傳達貫徹中共八大精神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正確分析了國內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了黨在今后的根本任務。大會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建立，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歷史已經結束，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把中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大會堅持了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提出了建立健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設想，要求正確處理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之間的關系，既保證國家建設的發展，又保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注意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各方面的全面安排和綜合平衡;合理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大會根據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確定要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與此同時，大會還對在全國執政情況下加強黨的建設提出了要求，號召全黨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反對主觀主義;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擴大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堅持黨的團結，鞏固黨的統一，反對宗派主義;提高黨員標準，反對任何特權。

　　中共八大是在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大變動時期召開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果。在中共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蓬勃開展起來。

　　9月15日，即八大開幕的當天，中共槐蔭區委發出《關于學習和宣傳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區各總支、支部立即組織全體黨員干部，采取讀報、收聽廣播等形式進行學習和討論，對黨員干部群眾進行深入宣傳，使大家充分了解八大的基本內容和精神，激發黨內外干部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和生產熱情。10月26日，區委發出《關于執行市委〈關于傳達、學習和宣傳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計劃〉的意見》，召開部門負責人會議，對傳達貫徹八大精神再次進行動員部署。會議指出，中共八大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里程碑，貫徹執行大會的各項決議是各級黨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會議提出，要把八大精神普遍傳達到黨內外每一個干部和每一個黨員;通過學習，使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明確認識七大以來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正確性，明確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兩次偉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和歷史經驗，明確認識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應遵循的各項政策;明確認識今后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和實現這個任務的有利條件與困難;明確認識加強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性。同時，會議還對學習八大精神的方法、內容、時間和形式等作出了具體規定。11月6日，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對傳達學習八大精神進一步研究，會議要求區委各常委必須明確中共八大召開的重大歷史意義，嚴格遵守學習制度，保證每周的學習時間不少于6個小時;認真學習會議文件，明確會議精神，以達到改進領導的目的;貫徹邊學邊改的精神，帶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深入基層解決問題，進一步改進領導作風。會議還對機關、企業、街道等不同層面的學習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具體意見。此后，全區各級黨組織和各單位以讀報紙、聽廣播、搞座談等形式，迅速掀起了學習宣傳中共八大精神的高潮。

　　按照上級部署，為了在學習貫徹中共八大精神過程中進一步改進領導作風，區委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切實克服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突出抓好三項重點：(一)組織黨員干部對黨內團結、民主集中制、干部民主作風和工作中心等進行討論和研究，消除某些消極因素。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政治學習、調查研究、會議匯報等制度。(二)領導干部帶頭學習。學習進度上，區委常委先學一步，以指導全區干部學習;工廠企業、街道、機關、學校中的黨、政、工、團負責干部先學一步，以指導一般干部學習。為確保領導干部帶頭學好，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妥善處理工學矛盾。(三)注重學習與實踐相結合，切實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作風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認真解決內部不團結、工作不負責等不良風氣。

　　通過對中共八大精神的學習，全區廣大黨員干部充分認識到了中共八大召開的偉大歷史意義，基本掌握了大會的各項決議和基本精神實質，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形勢、任務和方針、政策，在思想理論、政策水平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通過學習和貫徹八大精神，極大地鼓舞了全區黨員干部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空前高漲，推動了以經濟為中心的各項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二節 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中共八大以后，中央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深入進行。1956年11月10日，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討論了國際局勢、中蘇關系以及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分析了中蘇兩國的具體情況，強調要堅持自己的特點，反對一切照搬蘇聯的做法。根據毛澤東“反對一切照搬蘇聯”的思想，1957年，中央開始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即改進和完善“一五”期間仿照蘇聯而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先后制定了《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關于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3個文件，要求把管理工業、商業和財政收入的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和企業，以調動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在中共八大路線指引下，中共槐蔭區委結合本區實際，積極落實中央關于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各項方針政策，適時地將廣大干部群眾學習八大精神激發出來的生產積極性引導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

　　一、貫徹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方針與經濟整頓

　　195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開始進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但是，由于在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出現了要求過急、步子太快等急躁冒進情緒，改造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和偏差。1956年底到1957年初，按照中央“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槐蔭區對全區經濟進行了調整整頓。

　　(一)農業與手工業整頓

　　1956年下半年，隨著農業和手工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高級合作社得到快速發展。但是，由于合作化進程中存在急躁冒進情緒和做法，內部管理和分配問題沒有得到及時解決，引起了社員不滿，有的地方甚至還出現了社員鬧社、退社和哄搶糧食的現象。

　　1956年12月19日，市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開展一次全面系統、廣泛深入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對農業和手工業合作社進行整頓。按照市委要求，槐蔭區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活動，深入做好合作社干部與社員的思想工作;貫徹增產節約和勤儉辦社方針，對社員進行了勤儉辦社教育，解決了發展生產、合理分配以及組織形式等管理方面的問題;貫徹民主辦社原則，建立健全了各項民主制度，使生產合作社得到了鞏固。到1957年1月底，全區整社工作基本結束，農業生產合作社得到了鞏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逐步呈現出行業布局廣、技術力量強、產品種類多和小而活、適應性強的特點。但是，由于當時認為問題的實質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斗爭問題”，農業和手工業高級社建社過程中遺留的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二)工商業調整

　　1956年初，槐蔭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引起了一些波動。針對轄區工商業戶規模小、設備陳舊、技術力量薄弱等問題，為使公私合營企業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槐蔭區認真貫徹國務院“半年不動”的指示，按行業進行了劃片、定點、編組和個別調整。

　　1956年下半年，按照中央“大部不動，小部調整”的經濟改組方針和“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后”的原則，槐蔭區采取“以聯為主、多聯少并、先聯后并、聯而不并”等形式，對合營企業進行了改組。通過全行業合營和經濟改組，基本上完成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變革任務，從根本上改變了企業生產關系和企業性質，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此后，國家把生產任務進行統籌安排，資本主義隨即失去了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不斷增長，職工的社會主義覺悟和生產積極性日益提高。

　　為進一步改善合營企業的公私共事關系，槐蔭區召開企業干部會議和私方人員座談會，一方面宣傳黨的政策，組織學習;一方面改進私方人員的工作安排，確定了若干共事制度和解決生活福利問題的具體措施。同時，工會組織對工會干部和工人適時進行了贖買政策的教育。經過努力，企業公私共事關系逐步得到改善，不僅進一步促進了私方人員積極作用的發揮，還有效地推動了對私方人員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第一次全國性工資改革

　　1956年4月，全國工資會議召開。7月4日，國務院公布了《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確定從當年的4月1日起，在企業、事業和國家機關人員中實行新的工資標準，取消工資分制度和物價津貼制度，實行貨幣工資制，以便有利于國家控制消費資金，處理國家和人民的關系。

　　7月21日，槐蔭區委印發《工資改革宣傳計劃》，對工資改革宣傳工作提出了要求。遵照中央和省、市委工資改革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在廣泛宣傳和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槐蔭區按照國家機關干部劃分為30個等級的規定，對企業職工實行8級工資制，商業、供銷部門實行“三等五類”工資制，進行了工資改革。到8月20日，工資改革基本完成。其中，新合營企業的4295名職工參加了工資改革，每月人均增加工資4.60元。通過工資改革，全區統一了工資標準，制止了不合理現象，改善了職工群眾的生活，增強了職工內部團結，鞏固了勞動紀律，激發了職工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熱情，奠定了此后長達30年之久的工資制度基礎。

　　但是，由于這次工資改革規定的工資標準和等級過多過繁，特別是與企業經營沒有掛鉤，職工收入與所做貢獻脫節，職工工資增長范圍與增長幅度統一由中央決定，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

　　1956年的反冒進和經濟工作整頓，對于糾正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出現的偏差，保證順利完成“一五”計劃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56年底，槐蔭區提前一年超額完成了全市下達的“一五”計劃指標，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二、全面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一)繼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

　　1956年10月27日到28日，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精神。會議指出，中央提出廣泛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反對鋪張浪費，樹立艱苦樸素與群眾同甘共苦的作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要貫徹“多、快、好、省”的方針，全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

　　12月3日，槐蔭區召開工廠企業領導干部會議，傳達八屆二中全會和市委擴大會議精神，要求認真貫徹“勤儉辦企業”和“增產節約”方針，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12月11日至14日，區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作出決議，號召全區全面貫徹“多、快、好、省”的方針，廣泛開展以增產節約為中心內容的先進生產者運動，爭取提前和超額完成生產和經營計劃。1957年1月15日，區委作出《關于深入持久地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的意見》?！兑庖姟分赋?，要深入進行思想發動，樹立勤儉辦企業和艱苦奮斗的作風;要貫徹中央指示精神，深入開展以增產節約為中心內容的先進生產者運動，在減少工傷事故的基礎上提高產品質量，減少返工報廢，降低生產成本;要重視科技人員隊伍建設，加強生產管理，促進技術創新;要認真貫徹執行中央關于加強企業領導制度的決定，通過改選工廠委員會，健全和改進黨對企業的領導，實現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相結合的領導制度。按照區委要求，全區各廠礦企業黨組織領導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6月，市委召開全市工業會議，作出關于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全區各廠礦企業結合上半年生產完成情況，相繼召開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進行了增產節約自查，重新制定并落實了增產節約計劃。9月13日，區委作出《關于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意見》?！兑庖姟分赋?，今后總的要求是全面貫徹“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以提高質量，降低成本，保證安全生產為重點，深入開展生產節約和先進生產者運動，保證超額完成1957年計劃?！兑庖姟诽岢?，全區要深入進行思想發動，使廣大干部和群眾深刻認識全面完成1957年生產計劃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加強組織工作，改變對生產者運動放松領導現象;以整風的精神轉變領導作風，加強和改進企業管理;加強安全生產和勞動保護，關心職工生產生活，嚴格禁止加班加點現象和各類生產事故的發生;明確組織分工，切實加強對增產節約運動的領導。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較好的激發了廣大干部職工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全區的工農業發展。

　　到1957年底，全區地方工業企業達到33家，其中重工業企業達到12家。地方工業完成總產值7478.3萬元，占年計劃的105.08%;區屬手工業社(組)達到51家，實現生產總值874.7萬元，占年計劃的101.1%，比1952年增長2.5倍。機械制造、化工原料、電子器材等行業快速發展，產品產量大幅提高，工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城郊農村積極改進種植結構，成立新品種試種隊，進行優質小麥和水稻試種;蔬菜種植面積進一步擴大，品種達到20多個，溫室種植蔬菜面積達到1038平方米，糧食與蔬菜產量逐年遞增。成立集體合作商店136個，從業人員達到734人;國營和公私合營網點125處，從業人員1107人;涉及百貨、土產、餐飲、副食、蔬菜、糖茶、服務、煤炭等多個領域，超額完成銷售任務11.3%。發動群眾積極支援國家建設，儲蓄余額由1953年的92.51萬元增長到1956年的285.86萬元; 1958年4月達到了430.57萬元。

　　(二)推動城市基本建設

　　貫徹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配合市委、市政府擴建了濟南第二機床廠、機車工廠和濟南水泥廠等重點企業;新建了明星電影院、和平電影院、濟南兒童醫院等一批文教衛生設施，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和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整修了北大槐樹、南大槐樹、道德中街、經二路西段等主次道路，開挖疏通了南大排水溝，增強了防汛排洪功能，方便了群眾出行。支持興建了濟南機車工廠、濟南面粉廠等職工宿舍4.99萬平方米;采取房主自修、鄰里幫助等方式，發動群眾自修房屋3310間。按照濟南市民房租金新標準，規范了私房租賃工作。開展了生產自救，成立了7個自救生產組，安置困難戶298戶，占全區困難群眾總戶數的99%。重視技壯工調配，對技壯工進行了摸底，對失業無業人員進行了登記，調出技壯工9282人次，不僅滿足了建設單位和工廠企業的需要，也解決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

　　(三)進行交通運輸業整頓

　　1957年10月1日，為加強對交通運輸業的管理，槐蔭區成立了交通科，并對全區運輸市場進行了調查摸底和登記排隊。發動群眾揭發封建把頭謀取手續費、克扣工人工資、賄賂國家干部、套購國家計劃物資、騙取國家財產等不法行為，并依法進行了打擊處理，取締了封建把頭，對散車工人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1958年3月，在治理整頓的基礎上，經區委、區人委研究，將區內的經七路散車民工隊、槐蔭街散車民工隊進行合并，成立了具有集體性質的槐蔭搬運合作社。

　　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在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確領導下，全區各級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總任務和“多、快、好、省”方針，帶領全區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有步驟有計劃地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以全民所有制為主的多種經濟體系基本建立，國民經濟走上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軌道;深入開展了以增產節約運動為主要內容的先進生產者運動，到1956年提前一年完成了全市下達的“一五”計劃指標任務，為全市提前完成“一五”計劃作出了積極貢獻。1957年，由于執行了中央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這一年成為轄區建國以來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份之一。

　　第三節 開展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到來，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基本保障，政治文化建設尤其是執政黨建設顯得愈加重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區委以執政能力建設為重點，全面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為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必要的組織基礎和政治保證。

　　一、加強執政能力建設

　　黨員干部是革命和建設的中堅力量。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面對隨之而來的大規模經濟建設高潮，廣大黨員干部能否繼續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經受住執政的考驗，成為關系黨的前途、國家前途和社會主義前途的重大問題。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新形勢，中共八大修訂了新黨章，對加強執政黨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槐蔭區認真貫徹中央“積極慎重”的方針，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得到了快速發展。到1956年6月，全區已有基層黨總支5個、黨支部59個。這些基層黨組織，在加強思想政治領導、保證監督黨的方針政策落實、保證工農業生產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下，少數基層黨組織也存在集體領導意識不強、內部不團結和部分黨員素質不高等問題。特別是第一屆區委和區委常委會還剛剛建立，如何充分發揮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不斷健全區委領導和常委決策議事制度，實現對全區各項工作的領導，成為一個重大而又現實的問題。黨的八大以后，區委在組織黨員干部認真學習貫徹八大精神的同時，結合槐蔭實際，多渠道、有重點地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使各級黨組織在黨的領導上開始將工作重點放在監督落實黨的方針政策、加強政治思想領導、黨員干部隊伍管理及基層組織建設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

　　(一)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是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作風的堅實基礎。為了提高廣大黨員干部政策理論水平，區委繼續堅持和進一步加強了政治理論學習制度，要求黨員干部每周學習不少于7小時。為避免流于形式，主要采取了兩種學習方法：一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要求運用所學理論對照自己的行動，不斷檢查，不斷提高;二是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促進同志間的互幫互學，共同提高。1956年，在機關干部中開展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等理論文章的學習;在工廠企業黨員干部中舉辦了《中國現代革命史》理論學習班。1957年2月，為認真學習貫徹中共八大通過的新黨章，區委發出《關于向全體黨員進行新黨章教育的意見》，要求全區各級黨組織制定具體詳細的學習計劃，在全體黨員中進行一次系統的新黨章教育。4月24日，區委作出《關于傳達和學習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意見》，要求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利用2個月左右的時間，認真學習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和《人民日報》刊發的《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社論，充分認識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于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增強人民內部團結的重要意義。8月28日，區委轉發市委《關于組織學習毛主席“1957年夏季形勢”的指示》，要求采取座談、討論等形式，結合當前工作，深入進行學習。理論學習制度和學習內容的落實，對于提高黨員干部的無產階級黨性，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準備。

　　(二)弘揚艱苦奮斗的作風。1957年3月18日，毛澤東視察山東。在省和市、縣處級以上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整頓黨的作風等作長篇報告，嚴厲批評了某些干部忘記了艱苦奮斗的作風。隨后，區委在全體黨員中迅速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查找和糾正了少數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思想作風問題。5月13日，為貫徹中央關于“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指示，區委研究制定了《區級機關厲行節約的意見》?！兑庖姟分赋?，要嚴格控制各種費用支出，可花可不花的錢堅決不花;辦公費要嚴格控制，不得超過標準;文具用品實行舊物回籠制;往來信件除發往外地的以外，一律使用報紙信封和舊信封;壓縮文件數量，加強公用自行車、公用家具管理;節約用煤用電等。6月4日，為貫徹市委財經部及區委關于增產節約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區委財貿部召開合作企業支部書記會議，討論并檢查了各單位開展增產節約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習情況。

　　(三)健全和改進領導方式。1956年4月，中共槐蔭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要進一步健全黨的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制度，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發揮黨在各個方面的保證監督作用。8月29日，區委作出《關于學習和貫徹市委批轉市中區委改進領導問題的執行意見》，對領導方式和領導作風問題進行了檢查，提出了改進意見。中共八大之后，特別是通過對八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學習，全區各級黨組織在集體領導和擴大民主等方面有了顯著提高。圍繞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區委進一步提出，要切實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嚴格實行分工負責，防止個人包辦，彼此協同配合，充分發揮組織作用，不斷改進黨的工作;加強黨對各項工作的全面規劃和具體領導，克服一般化的領導作風，經常深入實際和密切聯系群眾，區委主要領導每年不少于2個月的時間、部門主要負責人每年不少于3個月的時間深入基層，積極轉變領導作風;嚴格請示報告制度，自覺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和事務主義，不斷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與此同時，區委還作出《關于工作制度的幾項暫行規定》?！兑幎ā芬螅簠^委每周召開1次常委會議，總結研究檢查一周以來的工作和下周的工作安排，研究有關政策、指示和重大問題的處理，以及討論少數干部的提拔調動事宜;每月召開1次全委會議，研究討論一個月以來的工作及下個月的工作意見，研究上級重要指示和貫徹黨的各項政策的落實情況，研究多數干部的提拔調動;每周由各書記牽頭召開1次分管部門負責人會議，督促檢查各部門工作完成情況，協調解決遇到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同時，還建立了定期報告工作、重大事項請示等制度。隨著各項制度的落實，區委及各基層黨組織的領導狀況有了明顯改進，黨內生活和黨的集體領導逐步加強并走上正常，黨委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制度日趨規范，重大問題一般由集體決定，少數人決定問題的現象減少了，事無巨細交由區委討論的現象基本杜絕，民主風氣有所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黨內團結、黨群干群關系有了明顯改善。

　　(四)機構整編與下放機關干部參加生產勞動。1957年1月21日，市委發出《關于市級黨群機關開展整編工作的初步意見》?！兑庖姟分赋觯阂J真地、徹底地、實事求是地精簡機構、緊縮編制，撤銷或合并層次重疊、性質相近、可有可無的機構，減少現有編制人員30% 左右;做好機關工作人員的思想教育工作，促其自覺積極地參加整編;對調出人員進行思想教育，做到服從組織統一分配。自此至1958年5月，按照市委要求，槐蔭區發動群眾充分討論醞釀，提出了區級機關整編方案：裁并部分性質相同的工作部門，調整設立區人委辦公室、民政科、人事科、工業管理科、勞動科、房管建設科、糧食分局、工商科、教育科、文化科、衛生科、交通科、商業一科、商業二科等部門機構;在原有編制基礎上，縮減40%左右的人員下放參加生產勞動。通過教育發動，機關干部職工情緒高漲，紛紛寫下決心書、申請書，主動要求下放勞動。在此基礎上，槐蔭區分批下放干部。至1960年，先后有846名機關干部下放到農村或返鄉參加生產，接受勞動鍛煉。

　　(五)加強街道基層組織建設。1956年3月，濟南郊區撤區并鄉。原郊三、郊四、郊五區隨即撤銷，新建段店、老屯、大金、睦里、藥山、藥西、王莊等7 個鄉人民委員會。鄉以下設農業生產合作社。7月28日，濟南市濼源區撤銷，其轄區分別劃歸天橋、歷下、市中3個區。同時將市中區所轄緯五路和小緯六路以西地區劃歸槐蔭，槐蔭所轄萬盛街以北地區劃歸天橋。區劃調整后，市中區移交槐蔭區的計有10個黨支部、420名黨員、3000余名職工，居民4083戶、16238人。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和全市區劃調整的新形勢，區委、區人委作出調整居民委員會的決定。經過調整，全區設有66個居民委員會，居委會委員1043名。11月14日至15日，省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一行7人對全區街道和政法工作進行視察。期間，代表和委員們建議明確街道辦事處職責，形成區人委對街道辦事處統一部署工作制度。隨后，全區各街道辦事處開始按照優撫救濟、民事調解、房地產管理、文化教育、衛生、計劃供應、婦女工作等職能配備干部，街居工作進一步健全和規范。

　　(六)重視人民信訪工作。1957年1月，按照市委、市人委要求，槐蔭區建立了區長接待人民代表制度。此前，區人大二屆一次會議還作出了人民代表聯系選民制度。8月15日，為進一步加強和做好群眾工作，區委發出《關于加強人民來信來訪工作領導的通知》。要求各級黨政組織必須把信訪作為克服官僚主義、加強與人民群眾聯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方法，當作一件大事來抓。確定一位主要負責同志定期接待來訪群眾，并形成制度。這些制度的實行，暢通了密切聯系群眾的通道，使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得到了及時解決，進一步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

　　二、槐蔭區二屆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

　　1956年12月11日至14日，為全面總結社會主義改造成績，動員全區人民全身心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槐蔭區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33人。會議聽取并審議了上屆區人委和區法院工作報告，肯定了1953年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到來后，全區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在生產建設、社會主義改造、文教衛生、政法等工作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時，還總結了開展社會主義競賽的經驗。動員大家積極響應黨的八屆二中全會號召，繼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斗。會議選舉產生了第二屆區人民委員會委員17人。孫發善當選區長;司林魁、路懷長、劉德芝、耿源當選副區長。選舉劉中慶為區人民法院院長;同時還選舉產生了61名出席濟南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制定了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聯系選民的制度。

　　槐蔭區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任期一年半，先后召開全體會議4次。

　　1957年6月7日到11日，槐蔭區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肯定了全區增產節約運動取得的成績，學習了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號召全區人民繼續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貫徹勤儉建國、勤儉辦事業的方針，使全區增產節約運動再上新高度。

　　1957年12月4日到5日，槐蔭區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召開。會議傳達了濟南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精神，作了《關于深入開展整風運動》的報告。會議總結了1957年5月以來全區開展“整風”和“反右”斗爭情況，號召全區人民積極行動起來，開展全民“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貫徹邊整邊改方針，把全區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推向新高潮。

　　1958年4月17日到18日，槐蔭區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召開。會議聽取了區人委工作報告，總結了第三次人代會以來全區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此后各項工作要實現全面大躍進，在百日內實現“七好”(思想覺悟好、勤儉節約好、安全守法好、除“四害”講衛生好、辦福利事業好、文化教育活動好、鄰里家庭和睦好)等口號。

　　三、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1957年，為適應全區人民對教育的需求，槐蔭區新建中小學3處，擴建3處。小學在校學生達到14600人，比1956年增加10.8%。組織了2000人的掃盲教師隊伍，參加掃盲學習的人數達12125人，占全區文盲總數的89%;9個工廠、3個居委會、1個手工業社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廣泛開展群眾性業余文化活動，成立了76個文藝俱樂部，舉辦了多個文藝訓練班，培養文藝骨干1432人。發動群眾讀書讀報，及時了解國家大事，建立讀報組588個。積極加強對醫務人員的思想改造，進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育;改革了醫療制度，設置了24小時門診，基本做到了病人即到即診;增設了部分病床，建立了送藥制度，方便了病患人員就醫看病。繼續開展了以除“四害”為主的愛國衛生宣傳教育活動;廣泛深入地進行了節育宣傳教育，舉辦了節育專題講座和展覽。

　　第四節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與整風反右在槐蔭

　　中國共產黨在八大前后努力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并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不久，黨內“左”的傾向滋長。此前，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后期存在一些缺點和失誤，導致人民內部矛盾逐步顯現。1956年波匈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等中央高層領導進一步意識到，已經取得的政權還有喪失的可能，其危險來自于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矛盾。為此，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期間，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大肆進攻。對于這種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堅決反擊，在全國開展了反右派斗爭。但是，由于對形勢的錯誤判斷和“左”的傾向的發展，反右派斗爭在槐蔭也和全國一樣被嚴重擴大化，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嚴重后果。

　　一、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由于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可能出現的新問題認識不足，這一時期部分黨員干部群眾的思想出現波動，主要體現在波匈事件發生后，少數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的理解產生錯誤傾向，少數干部群眾片面地夸大了農業合作化的缺點和錯誤等，甚至還發生了個別的請愿抗議活動。區委、區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工作部署，積極穩妥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針對整風初期各界人士提出的正確意見進行整改，改進了工作作風。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講話指出，當前有兩類社會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其中，大量普遍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是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與民主黨派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經濟工作中實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統籌安排，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談話，著重講了知識分子問題、準備整風問題和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問題。此后，隨著講話精神的傳達貫徹，拉開了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的序幕。

　　2月底到3月初，山東省委連續召開常委會、全體委員會及縣委書記(擴大)會以，傳達討論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精神。

　　3月6日，槐蔭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全省縣委書記會議精神。18日，區委召開有基層黨員領導干部和骨干積極分子會議，對全省縣委書記會議精神進行了傳達討論，對怕人民來信、怕出亂子、怕被扣上“不關心群眾疾苦”和“官僚主義”帽子的錯誤思想進行了批評。此后，絕大多數干部自覺克服了爭名奪利、鬧個人主義的思想，紛紛走出機關，深入基層調研，抓好基層的政治思想工作。26日，區委下發關于貫徹落實全省縣委書記會議精神的意見，要求各級黨組織進一步改進領導，轉變作風，深入實際，加強群眾工作。一是進一步改進和加強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度。二是發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原則，克服自由主義;定期召開黨員大會和代表會議，聽取黨員群眾意見。三是轉變領導作風，認真執行區委關于深入群眾聯系實際的具體規定，關心群眾疾苦，及時解決群眾困難。意見同時要求每季度進行一次系統的黨內外思想動態分析研究。

　　4月23日，區委制定并發出《關于傳達和學習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的意見》?！兑庖姟芬?，全區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要用2個月的時間，采取黨政領導干部編組座談討論、一般干部以部門為單位座談討論等形式，對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全文和《人民日報》刊發的《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社論進行全面學習，進一步明確認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斷增強人民內部團結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明確認識“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等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和重要性，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對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認識，提高黨內外干部和知識分子的政治覺悟，樹立正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同時，在學習中提倡多思考、多提問題、自由辯論。一個全民討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熱潮隨即在全區形成。

　　期間，由于對工資福利和官僚主義作風不滿，發生了包括轄區槐村街、五里溝運輸站在內的全市性搬運工人請愿事件。當時，濟南市運輸公司轄南窯、槐村街、五里溝、北關、天橋和洛口6個運輸站，運輸工具主要以地排車為主。1954年，根據中共山東分局指示，濟南市搬運業運價平均下調25%，此前，由于汽車等非人力運輸工具增多，地排車運輸量減少，搬運工人實際收入已逐年下降，同時工人的福利待遇等問題長期未得到落實，搬運公司對此未作合理解釋，致使工人產生不滿。1957年4月15日，在全市運輸公司代表大會上，與會代表偏離原定會議內容，將問題集中到恢復運價、享受“勞保”和批評公司官僚主義上，會議被迫中止。休會期間，部分代表認為解決無望，遂組織罷工請愿活動，甚至提議進京請愿。在此情況下，省、市有關部門經過調查研究，擬定了提高運價13%的解決方案。5月24日，解決意見分頭傳達后，北關、南窯、槐村街運輸站表示同意，天橋和五里溝運輸站的工人仍不接受。25日，五里溝、天橋運輸站的2500余名工人到公司請愿，要求恢復降低的25%運費，全部實行國營，享受“勞保”待遇，調整組織機構。事件發生后，在中央工作組和省委的領導下，市委成立了領導小組，包括槐蔭區在內的各區區委調派人員，參與了調查分析和處理工作。隨后，大批干部民警入戶開展工作，陳明利害，說服教育，引導工人恢復生產。至27日，請愿事件基本結束。28日，工人全部出車。

　　這次請愿事件的處理，貫徹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市、區工作組經過調查分析認為，發生這次事件的主觀原因是長期忽視了對搬運工作的領導，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忽視群眾的生活疾苦，嚴重脫離群眾。在貫徹執行政策上，存在主觀主義和簡單化傾向，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干部和群眾思想混亂。因此，必須按照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解決問題過程中，工作組始終堅持說服教育的原則，只動文、不動武。經過協商，最終確定：在提高不超過13%運費的比數范圍內，對貨類貨運等級做適當調整，工人工資每人每月不超過50元;采取壓縮管理費用和生產費用的辦法，從運費收入中留用17.7%，作為工人生、老、病、死以及家屬醫療補助等;企業實行集體經營、民主管理。隨后，絕大多數工人在經過大量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后，接受了處理意見。對搬運工人請愿事件的妥善解決，為解決其他類似事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開展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的步驟是學習文件，總結檢查思想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4月30日，毛澤東等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進一步闡述了開展整風的目的，并希望通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使黨內作風真正得到改進。5月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2日，《人民日報》發表《為什么要整風》的社論，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已經在我國社會生活中代替敵我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整風運動的目的，是要全黨學會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圓滿完成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建成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任務;要在全國采取擴大民主生活、擴大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使領導者和群眾之間的矛盾變得容易發現和容易解決。此后，全黨整風運動自上而下有步驟地開展起來。

　　5月21日，中共山東省委制訂了《關于整風運動的計劃》，對整風的內容、要求、步驟、方法等進行部署。5月3日，中共濟南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會上，市委第一書記王路賓代表市委向大會作了《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深入開展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的報告。13日，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對全市開展整風運動進行具體部署。

　　6月1日，槐蔭區委轉發市委《關于深入學習整風文件的幾點意見》，成立了區整風領導小組，拉開了整風運動的序幕。

　　整風運動之初，區委強調要堅持邊學習、邊檢查、邊改進的原則，把干部參加勞動作為改善黨群關系的重要措施。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帶領有關部門負責人到廠礦企業和農村參加勞動，聽取基層干部群眾的意見。從5月底開始，為了廣開言路，真正達到整風的預期目的，區委連續召開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等一系列座談會，就區委及各行業領導的工作和作風等聽取意見和批評。

　　6月10日，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市委關于大鳴大放的意見，進一步統一思想，明確大鳴大放對于開展黨內整風、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性。會議要求各單位消除顧慮，以大字報、大型會議、講演、內部小報、小座談會等形式大放，分期組織文教、私方、技術人員聽取意見。要求正確面對提出的問題，問題正確的要予以改正、解決，集體問題要研究請示，問題合理但不能解決的要做出說明。

　　期間，廣大黨外人士在各種形式的會議上，暢所欲言，開誠布公，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等問題提出了批評和建議。各級黨組織和黨政領導也以歡迎的態度，認真聽取了黨外人士的批評建議，進行了初步整改。

　　三、從整風運動到反右派斗爭

　　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前期發展是健康的，基本精神還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黨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提出的批評和建議也是中肯的。但也出現了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整風運動大肆攻擊共產黨的領導、非議社會主義制度的現象。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此后，整風運動脫離原定軌道，轉向以階級斗爭為主題的反右派斗爭。7月17日至 21日，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毛澤東撰文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青島會議以后，全國范圍內形成了“全民反右”的局面，反右派斗爭逐步擴大化。

　　(一)整風轉為反右

　　1957年6月，槐蔭區在前段大鳴大放的基礎上，開始有領導地轉入反右派斗爭。8月中旬，全區全面開始整風和反右派斗爭。8月5日，區委召開全區黨員干部會議，傳達部署開展整風運動的方針和步驟，決定在濟南火柴廠等6個單位進行整風試點，并分期分批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日，區委再次召開黨員干部會議，根據試點單位取得的經驗，對第二批整風單位進行部署。提出從政治上和思想上解決“滅資興無”的兩條道路和正確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決建設社會主義方針的問題。要求利用“鳴放”、大討論、大辯論等形式，加強黨員教育，通過擺問題、擺事實、進行辯論、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方式，確保整風運動的效果。會議確定了整風工作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鳴放”階段，綜合分析反映的思想問題，區別右派言論和正確批評意見;第二階段反擊右派階段，動員組織職工進行社會主義大辯論，對本單位右派言論進行說理斗爭;第三階段教育批判階段，聯系實際進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6個題目的教育，在討論中擺問題，發議論，講道理，回憶對比，實事求是，和風細雨的批判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傾向，加強工人階級團結;第四階段著重整改階段，對已經確認的意見和批評邊整邊改，動員和組織職工繼續揭發鋪張浪費、貪污盜竊行為。

　　同時，根據中央《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區委制定并發出開展反右派斗爭的意見，部署開展反右派斗爭。隨后，各單位的反右派斗爭陸續展開并召開了所謂聲討右派分子大會。

　　為了配合整風反右斗爭的開展，槐蔭區圍繞黨的領導、對私改造、“五反”運動、“土改”、“鎮反”、抗美援朝、“肅反”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農業合作化及統購統銷等10大問題，在全區工商業者和知識分子中開展了向黨交心活動。到活動結束，全區共有14782人參加交心活動，提出意見66078條。在此基礎上，1455人制定了改造規劃，其中1218人制定了個人改造規劃，237人參加制定了集體改造規劃。

　　9月下旬，全區第一批整風運動形成高潮，多數單位進入整改階段。9月29日，區委提出具體指導意見，對邊整邊改的重要性、掌握的原則、具體工作方法等作出規定，要求各單位在繼續“鳴放”和掀起高潮之后，集中精力抓好整改。

　　10月初，全區學校、醫院的整風運動展開。10月3日至5日，全區召開了學校、醫院等16個單位的黨員干部會議，對前段整風運動進行了總結，對繼續深入開展整風運動及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進行部署。會后，全區各中小學和醫院整風運動全面展開。

　　10月17日，區委發出《關于學校醫院整風運動情況的初步總結和繼續開展整風運動及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的報告》?！秷蟾妗分赋觯簠⒓游慕谭矫娴谝慌L運動的單位共計12個(中學6處、專業學校3處、醫院3處)，人員1358人，提出意見2064條，采納和處理了346條;經區委批準24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參加第二批的有衛生所、公費醫療第一門診部2個單位;列為第三批的有小學18處、機關干部業余學校1處、文化補習學校2處、聯合醫院和私人醫院3處，共24個單位?！秷蟾妗氛J為，運動中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各單位對大鳴大放、反右斗爭、邊整邊改、整風和工作兩不誤認識不足，群眾發動不夠，有畏難情緒?！秷蟾妗诽岢?，各單位要進一步樹立全面整風的思想，堅決認真地貫徹邊整邊改精神，放手發動群眾，正確運用斗爭策略，堅決徹底地把右派分子斗倒斗跨?！秷蟾妗吠瑫r確定，利用一年時間，集中向青年學生進行一次以反右派斗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提高青年學生的社會主義覺悟。

　　10月17日至18日，市委召開700多人參加的黨員干部會議。會議傳達了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及市委對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意見，對整風運動進行再部署。

　　10月30日，區委召開各條戰線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和宣傳、統戰單位人員參加的擴大會議，傳達市委關于整風問題的有關精神，對“以精簡機構為中心，掀起整改高潮”等工作提出要求。會議認為，各級各單位必須克服“三個主義”，改進工作，服務群眾，提高工作效率，貫徹干部自律。整改階段大體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機構和作風問題，二是生產管理問題，三是工資、獎勵、勞保、福利問題。群眾合理的意見要實現，不合理的要通過辯論解決思想問題。

　　至11月底，全區有88個單位轉入著重整改同時繼續大鳴大放階段。據全區地方國營和公私合營工廠、國營市級貿易公司和區級機關等50個單位統計，共張貼大字報26518張，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110846條。

　　運動期間，基層干部群眾提出的意見和問題主要有：在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方面，蹲機關、不深入，或者是“深而不入”，領導一般化，事務繁忙，系統性綜合性研究問題、分析問題不夠;工作有頭無尾，雷聲大雨點小。在思想工作方面，領導干部不注重思想工作，錯誤的思想傾向和行為沒有及時加以解決，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同志之間溝通少，學習空氣不濃。在組織生活、民主生活方面，民主空氣差，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得少，組織生活松懈。在干部培養、提拔等方面，只使用不培養，提拔使用不當。在職工生活待遇方面，主要是對食堂、宿舍、醫務所等福利設施方面的意見。

　　這些批評和建議的提出，對于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轉變作風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各單位按照邊整邊改的要求，認真梳理研究問題，制定落實整改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絕大多數領導干部的領導作風有了明顯轉變，企業管理有了明顯改進，生產狀況有了提高，民主空氣明顯活躍，黨群、干群關系明顯改善，輕視體力勞動和工農群眾的風氣得以扭轉。

　　12月25日至26日，區委召開全體會議，對深入整改和推動生產高潮問題進行了討論。27日晚，召開全區地方國營和公私合營工廠、國營市級貿易公司的黨、政、工、團負責人和整風領導小組黨員干部、區級機關全體黨員干部共1000余人參加的大會，發動職工群眾，對整改進行復查，要求緊緊圍繞克服“三個主義”、轉變作風、加強領導、提高覺悟、改進企業管理、提高生產，繼續以革命精神大力深入整改，確保改得好、改得透、改得快。

　　12月29日，區委發出《對前階段整改情況簡要總結和關于發動全體職工群眾對整改進行復查，大力深入整改，推動組織新的生產高潮的意見》?！兑庖姟分赋觯涸谇耙浑A段運動中，全區各地方國營和公私合營工廠、國營市級貿易公司和區級機關全體干部和廣大職工群眾，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其中絕大部分是善意的批評或建議，暴露出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思想作風上的右傾保守、“三害五氣”以及各級各部門工作上、組織上、規章制度上的缺陷和錯誤。在以精簡機構、下放干部為中心的整改工作中，各單位精簡了大量非生產人員。據30個工廠統計，原有管理干部1821人，精簡減少751人，占原有干部總數的41.3%，管理干部占職工總數的比數由17.33%降為10.42%;18個國營市級貿易公司原有管理干部1192人，精簡減少501人，減少管理干部42.03%，管理干部占職工總數的比數由30.28%降為21.26%。據50個工廠、企業和區級機關統計，統一下放參加農業勞動的干部449名;系統下放參加農業勞動的253人，加強基層的109人?！兑庖姟芬?，各單位進一步認清形勢，更加積極主動地進行整改和推動組織生產高潮，轉變領導作風，密切黨群關系，加強黨的領導，提高職工覺悟，改進企業管理。要邊查邊改，復查一批整改一批，復查一件整改一件。

　　1958年6月，中央發出《關于整風第四階段的通知》，要求全國黨政軍機關(除特殊情況外)在7月底以前結束整風運動。此后，槐蔭區轉入整風第四階段。

　　7月31日，區委傳達中央《關于整風第四階段的通知》精神，對相關工作進行部署。要求各單位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提高共產主義思想覺悟，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樹立群眾路線作風，大搞群眾運動。在步驟方法上，一是學習文件，聯系實際，充分談心，務虛辯論;二是開小型整風會議，嚴肅認真和風細雨地開展批評;三是個人寫思想總結、搞鑒定。

　　按照市委的要求，整風運動原定于8月15日前基本結束。實際上，槐蔭區與全市一樣，到年底才基本結束。截止1958年8月，全區共有98個單位、11. 8萬人參加了整風運動;期間劃定“右派分子”307名。

　　在整風和反右派斗爭中，由于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許多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黨外愛國民主人士因為言辭過激或揭露問題尖銳，被錯誤地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們的身心受到了極大傷害。

　　(二)街道整風及“雙反”運動

　　與此同時，槐蔭區還于1958年1月至7月進行了街道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加強對街道整風運動的領導，區委成立了街道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領導小組。整個運動采取先骨干后群眾、“鳴放”與整改相結合的辦法，歷經大鳴放、集中整改、大辯論和“反壞斗爭”等幾個階段。“鳴放”階段，全區共張貼大字報9萬多張，提意見5萬多條。6月27日，根據市委“肅反”會議要求，區委召開全區支部書記會議進行傳達貫徹。7月1日，區委再次召開支部書記會議，對文德機械廠的8個壞分子進行了分析，統一了認識，確定了標準。之后，區委調整了“反壞”組織機構，中大槐樹街道辦事處被確定為全市“反壞斗爭”試點。7月12日，全市在槐蔭區召開如何深入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地富反壞右”分子現場會，將中大槐樹街道辦事處的經驗在全市推廣。隨后，“反壞”斗爭在全市陸續展開。至8月10日運動結束，全區先后召開大型報告會55場，討論會620場，斗爭會136場。共排除斗爭處理對象180人，批準斗爭對象113人，劃定批斗的壞分子87人，拘留16名，逮捕14名。“反壞”斗爭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正氣得到了伸張，對進一步提高全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發揚正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部分人民內部矛盾被作為敵我矛盾處理，也產生了一定的副作用。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強調要采取大鳴、大放、大辯論和開現場會、展覽會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費、保守現象，并充分認識他們的危害，要求在全國進一步普遍的開展反浪費、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運動。

　　3月12日，區委在濟南火柴廠召開“雙反”運動動員會。會議向全區各企業黨政工團負責人做了動員報告，要求按照市委“火速行動、一桿到底”的指示精神迅速展開。13日，區委在濟南印刷廠召開“雙反”現場會。各單位負責人和工人代表共60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上，濟南印刷廠介紹了“雙反”運動的初步經驗，大章機修廠等單位分發了《倡議書》。隨后，“雙反”運動在各工廠、企業、學校、醫院開展。到3月底，全區共有73個單位、18294人參加了“雙反”運動。其中工業系統9988人，商業系統6430人，文教衛生系統1876人。

　　(三)干部隊伍整風補課

　　4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問題的指示》，強調一定要把整風堅持到底。16日，山東省委召開第八次全委擴大會議，指示全省各級黨委要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在黨內和干部中開展以抓“右派分子”為重點的整風補課運動，解決所謂領導干部中的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分散主義和右傾保守思想。5月初，濟南市、區各級機關分別召開黨內外干部會議，部署進行各級領導骨干的整風補課運動。

　　5月10日，區委成立整風補課領導小組，整風轉入反右派斗爭補課階段。6月初至6月中旬，區委連續召開整風重點補課會議，對區委主要負責同志進行了錯誤批判。隨后，區人委和政法機關相繼召開整風補課會議，對各自單位的主要負責同志進行了批評。

　　根據省委規定縣以上黨員領導骨干進行整風補課的指示，全區基層單位參加了整風補課，范圍包括工業交通方面的黨委、總支、支部書記、黨員廠長，財經貿易方面的黨委、總支、支部書記、黨員經理，文教衛生方面的支部書記、中小學校長、醫院院長以上黨員干部。為了做到心中有數，明確補課重點，區委對參加人員進行了排隊。其中，文教方面參加補課的25人，有重大原則問題的10人，占40%;右派分子5人，占20%;交心的共946人，提出意見28305條。工業交通行業領導補課和“兩參一改”同時進行。

　　10月30日，市委作出《關于貫徹執行省委<關于在基層組織中批判趙健民同志錯誤的通知>以及在濟南地區基層組織中批判王路賓和曹禮琴同志錯誤的決定》。區委隨即進行傳達，并逐級召開干部座談會，對所謂的地方主義進行了批判。

　　12月8日，區委發出《關于在全區范圍內開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意見》，決定自11月中旬至1959年2月，在全區范圍內開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運動。意見要求，教育運動要密切結合整風運動，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純潔黨的隊伍，徹底批判所謂的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12月23日，區委發出“大立共產主義思想，徹底批判地方主義”的號召，要求各級各部門加強共產主義教育，克服一切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立場和觀點，從根本上拔掉地方主義的根子。每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鳴放”和辯論，徹底揭露地方主義的錯誤，自覺檢查批判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分散主義、驕傲自滿、封建宗派觀點等錯誤思想。

　　到1959年初，槐蔭區整風補課運動基本結束。在整風反右和整風補課中，全區共194人被批準定為“右派分子”。其中包括縣級干部7名，黨員干部36名，占全區右派總數的18.6%。對這些人分別給予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監督勞動、撤職降薪、免于處分等不同處理。

　　反右斗爭擴大化，違背了中共八大關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的科學判斷。與開展整風運動的主觀愿望相反，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黨內民主生活制度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傳統作風受到嚴重破壞。由于把一些在鳴放中堅持實事求是、反映真實情況、對各級黨組織的缺點和失誤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錯劃為“右派分子”或“其它壞分子”，嚴重挫傷了民主黨派部分成員和人民群眾堅持實事求是、敢于直言的積極性。致使不敢講真話，不敢堅持實事求是，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作風日益盛行。隨后在“大躍進”中出現了由于急于求成、不按客觀規律辦事而釀成的共產、浮夸、強迫命令、干部特殊、生產瞎指揮“五風”。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17日，中央又發出《關于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并具體規定了摘掉右派帽子的條件。從1959年到1962年，遵照中央指示，槐蔭區先后為80余名“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但后來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這部分人被視為“摘帽右派”，不少人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其余63名“右派分子”才得到徹底平反改正和妥善安置。

　　第四章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從1957年開始，全國各地按照中共八大確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掀起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但在“一五”計劃超額完成和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背景下，黨在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日益發展，黨內許多人認為經濟建設的速度可以更快些，中央也力圖在探索我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打開一個新局面。1958年至1960年，在盲目求快、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全國先后興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黨全國人民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農業生產上強調“以糧為綱”，在工業方面強調“以鋼為綱”，試圖在5年或3年內提前實現原定15年的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建設高速度，過分強調人的主觀作用，忽視和違背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加上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直接導致生產嚴重下降，國民經濟嚴重失調，剛剛起步的經濟建設遭受到嚴重挫折和損失。

　　第一節 “大躍進”運動興起

　　1957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毛澤東否定了中共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對1956年糾正經濟工作中的“反冒進”問題提出尖銳批評。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實際上是農業“大躍進”的綱領)并發出通知，要求開展一次關于農業生產建設的大辯論，掀起一個生產新高潮。11月，毛澤東率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代表會議期間，提出了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通過了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號召全國人民認真貫徹總路線，爭取在15年或更短時間內，在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會后，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大躍進”高潮。

　　1957年12月，中共山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了《山東省實施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規劃綱要》和《全黨動員，大干十年，改變山東面貌的決議》，發動批判右傾保守思想，號召掀起農業和工業生產高潮。1958年2月6日到3月28日，市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討論并提出1958年發展規劃，要求工業較1957年“翻一番”，糧食總產量比1957年提高78.85%，在生產戰線上全面“大躍進”。

　　1958年4月11日，貫徹總路線精神和省、市委會議精神，槐蔭區制定了“百日奮戰”躍進計劃和冒進目標：開展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重點宣傳“東風壓倒西風”的國際形勢，宣傳15年趕上英國，宣傳“雙反”和“大躍進”運動成績;組織廣大干部在百日內加速學習政治理論和科學文化知識;力爭百日內把槐蔭區變成“文化區”。 5月23日至25日，槐蔭區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自二屆人代會以來的各方面工作。會議號召全區人民在全面躍進的形勢下，鼓干勁，爭上游，加速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會議選舉孫發善為區長，司林魁、路懷長、許桂森為副區長;杜誠樸為區法院院長。

　　6月4日，區委召開基層各單位黨政工團負責人會議，傳達市委《關于貫徹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精神意見》，部署開展關于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精神的宣傳活動。會后，360名報告員深入街道、企業、學校，大力開展宣傳活動，動員掀起生產高潮。自此，“大躍進”運動在槐蔭區全面興起。

　　第二節 “大躍進”運動全面展開

　　1958年6月中旬，毛澤東對農業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農業大有希望》的報告作出批示指出：“糧食、鋼鐵、機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從此，糧食、鋼鐵、機械被稱為“三大元帥”，成為“大躍進”的核心。“大躍進”表現在工業方面，主要是鋼產量指標不斷提高;表現在農業方面則是對農作物產量估計的嚴重浮夸。

　　一、工業“抗旱”和大煉鋼鐵

　　大煉鋼鐵運動是經濟建設急于求成指導思想作用下的產物。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鋼鐵產量“15年趕超英國”。此后，按照中央要求和工業“以鋼為綱”指示，全國各地普遍開展了大煉鋼鐵運動。

　　1958年6月27日到28日，濟南市委召開鋼鐵問題座談會，要求各級干部堅持政治掛帥，認真貫徹以土法為主、小型為主而后機械化的方針，發動群眾、群策群力發展鋼鐵工業，完成全市鋼鐵生產任務。

　　7月3日，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區委成立了冶煉領導小組。7日，制定下發了《鋼鐵冶煉的初步規劃》。此前，槐蔭區既沒有煉鋼、煉鐵設備，也沒有相應的技術力量，鋼鐵生產一無所有。但是，《規劃》仍然提出要在7月7日至9月1日期間，興建坩堝豬咀爐500個，各種類型的煉鐵、煉鋼高爐182個，投產實現每天煉鐵555噸、煉鋼50噸的目標。為解決原材料短缺問題，區委要求全區上下必須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發揚敢想、敢說、敢做和苦干、實干的精神，充分發動群眾，自力更生，克服困難，掀起全民大搞煉鐵煉鋼的高潮。從此，大煉鋼鐵運動在槐蔭區全面發動起來。

　　原料短缺是大煉鋼鐵運動遇到的首要問題。8月上旬，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市委決定開展“工業抗旱”運動，號召全市人民搜集廢舊鋼鐵。10日，槐蔭區成立“工業抗旱”指揮部，動員全區人民全面完成鋼鐵搜集任務。為了完成任務，各家各戶的鐵窗、鐵柵欄、鐵門鼻、鐵釘甚至完好無損的鐵鍋、鐵爐、鐵臉盆等生活用具，全部當作廢品拆除、砸爛，送去煉鋼煉鐵，造成了極大浪費，嚴重影響了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

　　大煉鋼鐵開始后，由于對煉鋼、煉鐵缺乏了解，技術力量不足，冶煉過程中普遍出現了出鐵數量少、冷卻事故多的問題。為確保全區大煉鋼鐵任務的順利完成，區委研究并提出了強化責任、提高技術、解決供應的工作要求：(一)書記掛帥，加強政治思想領導。把煉鋼煉鐵任務列入黨委重要議事日程，繼續轉變領導作風，經常深入冶煉現場;各單位鋼鐵冶煉任務要有專人負責并包干到底;繼續貫徹“全黨全民辦鋼鐵”的指示，堅決消滅空白單位。(二)解決鋼鐵冶煉技術問題。要求各單位成立技術研究小組，總結教訓，找出規律，提高冶煉技術;從建爐到生產，從領導到工人，要有專人負責;到先進單位參觀學習，聘請先進單位的技術人員現場指導。(三)加強設備和原材料供應。積極組織市民開礦;組織各單位煉焦并擴大生產;組織耐火材料生產;千方百計搜集舊柴油桶，確保豬嘴爐建設;采取擴大運輸力量、組織黑白班交替運輸、購置運輸工具等方法，解決運輸問題。(四)加強協作，互相支持。這些措施的實施，迅速改變了槐蔭區在大煉鋼鐵運動中的被動局面，加劇了全區上下的冒進局勢。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的決議》，確定當年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會議要求，各部門、各地方都要把鋼、鐵生產放在首位，為“鋼元帥升帳”讓路。8月20日、27日，山東省委響應中央號召，連續召開市地委第一書記電話會議，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把鋼鐵生產當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集中一切財力、物力、人力，為保證完成1958年鋼鐵生產計劃而戰。根據省委部署，濟南市從9月到12月，組織進行了全民大煉鋼鐵的“四大戰役”。

　　按照全市“四大戰役”各個階段的任務和重點，槐蔭區廣泛發動群眾，嚴密工作部署，及時總結經驗，指導冶煉實踐。“四大戰役”開始之前，區委重點圍繞思想政治工作、資金、生產競賽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積極組織宣傳大軍，發揮黨支部戰斗堡壘作用，充分利用廣播、標語等形式，一面戰斗一面開展陣地宣傳，及時總結先進事跡，總結經驗，宣傳好人好事，大造聲勢和鼓舞斗志。資金方面，要求工商企業單位挖掘計劃外資金潛力，自籌資金建爐;要求手工業生產社利用自由流動資金和利潤積累解決資金問題;要求機關、團體、學校、街道以資金挖潛和自籌為主、銀行貸款為輔解決資金問題。生產競賽方面，以點帶面，放出高產衛星，對在鋼鐵生產中取得顯著成績的煉鐵爐和煉鐵廠授予鋼鐵生產“紅旗爐”、“紅旗廠”稱號，迅速掀起紅旗競賽熱潮。同時，為了保證大煉鋼鐵的勞力調配，區委下達停產通知書，要求各工廠、生產社停產支援“四大戰役”，由鋼鐵指揮部辦公室統一調配勞動力。

　　“淮海戰役”期間，槐蔭區共動員41146人，調度交通運輸車輛12300輛，動力設備504臺，焦炭940噸，煤4465噸，日夜奮戰，超額完成了任務。“淮海戰役”結束后，結合即將開始的“渡江戰役”，區委于10月7日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確定10月15日至21日為鋼鐵豐產周，計劃每天產鐵450到1000噸、鋼30到100噸。要求以爐定產，清查設備浪費和不合理技術，摸清勞動力和運輸力量底數，加強技術培訓，反對保守，敢想敢干，大搞群眾運動。

　　11月19日，全區舉行“高舉共產主義思想紅旗，為鋼鐵生產和各項建設事業全面躍進萬人誓師大會”，要求全區人民乘風破浪，再接再厲，進一步開展技術革命與文化革命，鞏固提高人民公社，為爭取鋼鐵生產和各項工作更大的“躍進”而努力。隨后，廣大職工群眾加班加點修建土高爐，有些工廠改變工作時段班次，抽出一個班次的工人大煉鋼鐵;全區黨政機關和各群眾團體的工作人員也投入到了運動之中。

　　隨著大煉鋼鐵運動的逐步深入，資金短缺問題更加突出。11月，為確保鋼鐵、機械“兩大元帥”迅速升帳，區委要求切實加強企業管理、降低成本、節約開支，保證鋼鐵生產資金需要。一是發動群眾開展存儲運動，要求全區干部、職工、街道居民將閑錢存入銀行，號召各階層特別是工商界、高級知識分子、高級職員支援國家建設;二是加強企業管理，大力節約資金使用，合理壓縮資金定額，挖掘資金潛力;三是大力節約行政費用開支，少花錢多辦事;四是大力組織財政收入，加強征收工作檢查管理;五是有基本建設投資的單位，保證重點，照顧一般，降低造價。

　　到12月9日，經過4個月的艱苦奮戰，槐蔭區提前23天超額完成了國家分配的鋼鐵生產計劃。到12月18日，全區共生產鋼858噸、鐵39574噸(其中一類鐵13005噸，二類鐵1848噸，三類鐵24721噸)，完成計劃25000噸的158.29%。期間，全區共建立各種類型的煉鋼爐686座，煉鐵爐455座，組成10個聯合中心煉鐵廠、5個獨立煉鐵廠和分散在各單位的眾多自然廠、爐、組;建成煉焦爐643座，煉焦能力達到月產33000噸;調劑調配干部438名，組成了9783人的大煉鋼鐵大軍，最多時達到4萬多人;命名衛星爐7座、紅旗爐31座。

　　到1958年底，大煉鋼鐵運動基本結束。由于受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等“左”的錯誤嚴重影響，所產鋼鐵大部分是土鋼、土鐵，根本不能使用，與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相比，經濟效益很低，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伟l展鋼鐵工業，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生態環境嚴重破壞，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給經濟運行帶來一系列不良后果。

　　二、農業“大躍進”

　　在不斷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聲浪中，農業生產指標一路攀升。特別是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后，各協作區召開農業會議，紛紛提出農業的“大躍進”目標。

　　1957年11月3日至10日，山東省社會主義農業積極分子代表會議召開。會議要求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緊急動員起來，掀起興修農田水利、養豬積肥、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三大群眾運動。11月11日，市委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濟南市郊區委員會關于大力開展以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高潮的計劃》，要求“拿出足夠的勁頭，克服右傾保守思想，訂出既積極又可靠的計劃”。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市掀起了以興修水利、養豬積肥和改良土壤為中心的農業生產高潮。

　　1958年6月，時逢夏收，中央及各地報刊開始不斷報道糧食豐產“放衛星”的消息，“農業增產有限論”遭到批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錯誤口號逐漸流行起來。8月2日至9日，省委在壽張縣召開現場會，推廣壽張縣“年內實現全縣畝產萬斤糧、5至10萬斤紅薯指標和每畝密植40至50萬株”的做法，豎起了全省的所謂高產豐產典型。隨后，全省各地紛紛喊出“超壽張、趕壽張，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口號，山東省的“大躍進”、浮夸風達到白熱化。

　　與全國各地一樣，濟南市郊區也開始大搞豐產田，搞萬斤地瓜、五千斤谷子的高產指標，不斷放出所謂的“高產衛星”。西郊人民公社創出了所謂西紅柿單季畝產5000多公斤的記錄。在對外不斷創出“高產衛星”的同時，西郊地區的農業生產實際上陷入低谷：糧食生產急躁冒進、工作粗放，改種隨意性大，導致豐產不豐收，糧食嚴重不足。蔬菜生產瞎指揮，紛紛制訂冒進指標;受大煉鋼鐵影響，蔬菜生產無人過問，蔬菜大棚慘遭破壞。漁業生產只有少數村利用坑塘放養魚苗，因水源不穩，粗放養殖，收獲甚微。

　　與此同時，西郊人民公社還按照上級指示，在鄉、社干部中普遍開展了以反保守、創高產為中心內容的“插紅旗、拔白旗”運動，錯誤地批判了一些敢講真話、不追風的干部，撤換了一批堅持實事求是、反對弄虛作假的基層干部。

　　9月，山東省宣布已基本解決糧食問題，濟南市則認為不但可以放開計劃用糧、放開肚皮吃飯，而且還有余糧。實際上，1958年的糧食產量被不切實際的夸大了，西郊地區的糧食單產按畝計算只有155公斤，還達不到全市實際畝產糧食182公斤的平均水平。

　　在不斷放出“高產衛星”的同時，郊區還進行了興修農田水利和平整土地等工作。西郊人民公社根據緊鄰黃河、地勢較低、地下水位高、土地鹽堿澇洼嚴重的實際，確定了以防洪排澇為主和農田灌溉為輔的治水思路，開展了沿黃地段的水利建設。1957年前后，為了滿足沿黃農田灌溉用水，維持小清河枯水期的航運，改善黃河背河洼地和改良土壤，加固黃河堤防，在市城建局的大力支持下，西郊公社沿黃河先后修建了楊莊、曹圈、北店子3處虹吸管。虹吸管等農田水利建設，給灌溉區內擴大灌溉面積、土壤改良和實施“稻改”創造了條件，也為汛期防汛爭取主動發揮了巨大作用。1958年冬季，萬人會戰躍進湖水利工程開始;1959年1月29日，一期工程完工。1959年冬季，二期工程完工。躍進湖工程的建成，使周邊2萬畝土地受益。

　　三、各行各業全面“大躍進”

　　隨著“鋼鐵元帥升帳”，其他行業紛紛效仿跟進，各個領域全面“大躍進”的局面迅速形成。

　　(一)工業和手工業“大躍進”

　　工業“大躍進”主要表現在技術革命和廠礦企業擴建兩個方面。1958年4月，省、市提出試制更多新產品的要求，全區工廠企業迅速行動，試制出了一批所謂的新產品：建鋼機械廠成功試制了全省第二臺萬能拖拉機，文德機械廠創造了“萬能搓絲機”，印刷廠試制成功了印刷機和40馬力發電機等。6月底，全區積極開展了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活動和技術革新運動，各廠礦企業大搞技術革新，大搞技術革命，貫徹“苦干、實干、說干就干”和“邊鳴放、邊鑒定、邊試制”的精神，層層訂出“衛星上天”計劃，實現所謂的工具萬能化，工作機械化、半機械化，操作自動化目標。7月1日至8月4日，全區15559名職工提出革新建議36226條。至1958年底，據不完全統計，全區實施技術革新近萬件。這些所謂新產品和技術革新項目，除少數可以利用外，多數是簡單的技術改良，毫無科技含量和利用價值。

　　1958年下半年，受中央在山東建設若干大中型廠礦企業特別是建設濟南鋼鐵廠的鼓舞，槐蔭區決定將原有的區屬廠礦企業進行大規模擴建、改建，形成一批大的工業企業。擴建文德機器廠，計劃到1960年實現年產各種機床3500臺，1962年達到8400臺;將濟南鐵工廠改建為拖拉機制造廠，計劃到1960年實現年產拖拉機5000部，1962年達到15000部;將建鋼機械廠與汽車修配廠合建為汽車制造廠，計劃到1960年實現生產汽車2000部，1962年達到6000部;將大章機器修理廠改建為軸承廠，計劃到1960年實現年產軸承300萬套，1962年達到400萬套;在濟南磚瓦窯原有基礎上，新建一個水泥廠和一個陶瓷廠。廠礦企業的盲目擴建，致使建設過程中出現了設備不配套、工藝不完善、產品質量差等諸多問題，不少擴建、改建項目失敗，造成巨大損失。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全區手工業發展勢頭良好。1958年6月11日，為了加強對手工業的管理和推動手工業“大躍進”，區委發出《關于手工業合作社(組)調整機構適當集中生產的報告》，對手工業合作社(組)情況進行了全面的分析，針對當時同行業過于分散、相互競爭、試制新產品無時限、無管理等狀況，提出手工業合作社也要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大躍進”的新形勢進行“大躍進”，并對相關機構按照生產需要和可能進行調整和集中。通過區內合并、區外合并，最終將47個社(組)調整為27個，產品減少49種，手工業社員減少1102名。

　　過分“求大”的手工業“大躍進”，擠壓了部分領域的手工業門類，嚴重地削弱了手工業彌補工業產品不足的作用，破壞了原有的國民經濟結構，給人民群眾生活造成了極大不便，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不得不養豬養羊和種植蔬菜，解決生活保障問題。

　　(二)財貿工作“大躍進”

　　1958年5月6日，為了進一步加強工業及財貿工作領導，區委成立了計劃辦公室，作為區委領導工業及財貿工作的辦事機構，全面負責國營、地方國營、公私合營工商企業的生產分析，區辦工業規劃和手工業合作社、組的生產檢查督促。隨后，財貿系統提出了“工農業生產好比水，財貿工作好比船，要以水漲船高、乘風破狼的精神，同工農比干勁，為工農業生產服務，同工農業生產一同大躍進”的口號，并廣泛開展了勞動競賽。期間，許多商店改變營業時間，采取班前班后售貨窗、流動貨車等辦法，便利群眾、服務生產。為增加儲蓄，確保資金供應，全區要求家家開戶、人人儲蓄，支持工農業生產“大躍進”，人民儲蓄事業得到所謂較大發展。商業部門推行大購大銷的“大躍進”方針，收購了一些質次價高的產品，造成了較大的經濟損失。

　　(三)交通運輸“大躍進”

　　隨著各行各業“大躍進”的深入，交通運輸壓力劇增，貨物出現大量積壓。為解決這一問題，區委在交通運輸行業開展了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高了散車工人的覺悟;依法處理了封建把頭，加速了車輛周轉，加強了計劃運輸，提高了運輸效率。1958年，槐蔭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全黨全民辦交通運動，專業與民間運輸隊伍主體全面擴大。大煉鋼鐵建爐高潮運輸困難時期，全區干部、工人、社員、士兵、學生大力支援，采取手搬、肩挑、筐抬、小車推等形式，把材料送到爐前。以運輸礦粉為例，最高每日運輸量達到1600余噸，各種運輸車輛1400余部，運輸隊伍達到5600余人。由于片面追求運輸總量，忽視了運輸規律和運輸安全，疲勞開車、違規作業等情況屢有發生。

　　(四)教育文化“大躍進”

　　全面進行總路線宣傳。1958年6月3日，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全面傳達了市委關于貫徹八屆二次會議精神的意見，對貫徹落實八屆二次會議精神作出具體部署：(一)根據市委指示，立即大張旗鼓地開展總路線宣傳活動。(二)整風重點補課、“兩參一改”和當家作主教育三合一進行。在此基礎上，搞好反右、反破壞斗爭，搞好肅反。文教方面主要抓整風重點補課和交心運動。會后，歷時1個月的總路線宣傳活動全面展開，先后出動14萬人，55萬人次受到教育。

　　全力推進掃盲運動。1958年4月，按照省委“一年把山東變成文化省”的要求，槐蔭區發起了“宣傳、文教工作百日會戰”。“會戰”要求全區發揮掃盲協會作用，組織全部文盲半文盲入學，爭取百日內基本掃除全區文盲;大力舉辦民辦小學、民辦中學與民辦職業學校，爭取8月底普及中小學教育。6月25日，全區舉行“向文化革命進軍誓師大會”，將宣傳、文教躍進引向深入。8月底，文化躍進目標基本實現。全區13483個文盲半文盲，11469人入學，占文盲半文盲總數的88%。

　　廣泛開展群眾文化教育。在普及小學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普及中學教育，力求盡快建立完整的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體系。1958年11月，按照上級指示精神，區委要求各單位普遍建立紅專學校，放手發動機關、工廠、企業、街道辦學。至12月底，全區建立紅專學校67處，其中紅專大學29處，參加學員21206人，掃除文盲12258人; 5682名婦女走出家庭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

　　廣泛深入開展文藝普及運動。在全區范圍內，建成了星羅棋布的社會主義文化網，達到了廠廠有閱覽室、業余文工團和隊隊有俱樂部、圖書館的要求。大力開展群眾性的文藝創作運動，群眾的文娛活動十分活躍。到1958年6月中旬，全區建立群眾文藝俱樂部109個，劇團91個，歌詠隊269個，文藝骨干9400人，群眾文娛創作3484件。全區69個單位建立了體育協會組織，群眾體育得到較快發展。

　　(五)愛國衛生“大躍進”

　　在各行各業“大躍進”的推動下，全區進行了18次大規模的衛生突擊活動，組織了不隨地吐痰、不隨地大小便、不亂倒垃圾、不亂潑臟水、不隨地丟果皮碎紙、不在馬路兩旁曬放有礙衛生的東西等“六不”勸阻活動，開展了頗具聲勢的“除四害”運動。實行了環衛分片包干、專人負責、天天清掃、定期檢查評比制度，初步實現了愛國衛生經?；?、制度化，全區各工廠、機關、學校、街道的衛生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全區涌現了146個“五潔四無”單位，30個紅旗單位;槐蔭區被授予濟南市衛生先進區稱號。

　　確保生產飲食安全，對全區自由市場進行了重點監督管理，按地段成立了315個行政小組。加強了集體食堂的管理監督，培訓機關、工廠、學校等的食堂炊事員及食堂管理員496人次，食堂衛生有了較大的改善。加強婦幼保健工作，婦幼保健站協助各街道辦事處、機關團體、工廠企業單位建立托兒所、幼兒園百余處，舉辦了首次保教人員輪訓;針對10歲以下兒童易感麻疹的實際，加強了對易感兒童的保護。到1959年1月，用雷擊散預防麻疹30040人次，針灸預防5299人次。

　　與此同時，城市建設、街道社區等也圍繞工農業生產進行了“躍進”。城市建設方面，按照全市“一年綠化濟南”的部署和要求，全區積極開展庭院周邊植樹綠化活動，要求所有公、私庭院和道路、水塘、村落周邊等地區全部植樹綠化，當年突擊植樹4萬余株。同時，區人委積極引導居民在閑散空地種植蓖麻子、向日葵等油料作物，以增加生產和解決油料不足問題。街道社區方面，區委、區人委提出“苦戰百日實現七好區”的口號，在街道社區掀起了以社會主義覺悟好、勤儉節約好、安全守法好、“除四害”講衛生好、群眾自辦福利事業好、文化教育體育活動好、鄰里家庭和睦好為主要內容的“大躍進”高潮。同時，為解決鋼鐵生產和發展機械工業的用電需要，貫徹“全黨全民大搞群眾運動，大家一齊動手辦電”的方針，開展全民“辦電”運動，要求苦戰一個月，完成發電設備制造任務，實現用電自給。

　　四、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視察機床二廠

　　濟南第二機床廠始建于1937年，是當時全國18家重點機械企業之一。1953年4月20日，該廠研制成功了我國第一臺729型龍門刨床。

　　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后，中共中央對工業生產高度重視，中央領導紛紛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視察和指導工業生產。期間，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后到機床二廠視察指導工作。

　　1958年7月14日下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劉少奇在舒同等省、市領導陪同下，來到濟南第二機床廠進行視察。他與陪同人員仔細觀看了工人的操作，詳細詢問了龍門刨床的有關情況，鼓勵大家再接再厲，研制出更大的刨床。隨后，劉少奇詳細詢問了機床二廠的生產、管理、政治工作、學習、職工生活等方面的情況，對工人的勞動積極性特別贊許。他強調，要愛護群眾的勞動積極性，要特別關心群眾的生活。當聽到工人也參加工廠管理且效果很好時，劉少奇十分高興地說：“過去你是管理的，他是被管理的，分得很清楚;現在廠長也被管一下嘛!應該是不僅上級能管，群眾也能管。”

　　當天晚上，劉少奇邀請濟南機床二廠等工廠企業的負責人、勞動模范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座談，對于一人多藝、一物多用、廠辦學校、半工半讀、組織職工家屬參加社會生產等問題做了具體指示。

　　1959的4月11日下午3時，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副主席朱德來到第二機床廠視察。廠長姚周岐向朱德匯報了工廠的人員組成、日常生產、為外廠培訓學員等情況。期間，朱德不時提問，了解情況，作出指示。當姚周岐匯報到廠里人員組成情況時，朱德問道：“職工有些什么困難?女工生了孩子怎么辦?”當匯報到廠里生產情況時，朱德說：“你們要管好現有企業，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樣光靠單干不行，將來要搞‘托拉斯’，搞大協作。大企業帶動小企業，機械系統你們要當龍頭。”當匯報到工廠給長春機床廠培訓了部分學員時，朱德說：“你們不但要向外輸送機床，而且要輸送技術人員。”當匯報到還給朝鮮培訓了部分技術人員時，朱德說：“我們就是應該有國際主義精神，要與貧窮落后的國家聯合起來，才能對付帝國主義的封鎖。因此，你們要把技術認真傳授給他們，使他們回去就能干。”

　　隨后，朱德來到車間視察，在刨床車間，朱德看到我國第一臺729型龍門刨床時，不顧73歲高齡，執意登上刨床高臺，仔細查看龍門刨床，并連聲稱贊：“干得好!干得好!”

　　五、抗擊黃河特大洪峰

　　1958年7月17日24時，黃河花園口站出現了每秒22300立方的洪峰。這是1919年有水文實測記錄以來的最大洪水。面對這一險情，市委嚴密部署，要求全市緊急動員，以迎戰黃河大洪水為中心，一切服從防汛安排，洪峰情況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做好一切準備，保證隨叫隨到。機關、大專院校停止辦公、上課，積極行動起來急赴大堤參加抗洪搶險斗爭。

　　7月17日當晚，區委連夜召開常委會議，對防汛抗洪工作提出要求：(一)在群眾中做好思想工作，在干部、群眾中進行思想動員。(二)建立指揮機構，成立防汛領導小組，設立辦公室。(三)按照“三線”防汛標準，迅速做好準備工作。(四)貫徹全力以赴的精神，按照街道、文教、工業等方面，將能參加的人員都組織起來，準備參加抗洪搶險。(五)既不麻痹，也不驚慌，服從命令，萬眾一心。7月18日，槐蔭區成立了以區委書記為組長的防汛領導小組，加強對防汛工作的領導。21日至22日，區委先后4次召開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動員組織13374人連夜奔赴黃河大堤，奮戰5晝夜，運送土石方112762立方米，筑起寬3米、高1到1.5米、長4.5公里的防汛堤埝。23日晚，洪水安全通過濟南。濟南軍民艱苦奮戰幾晝夜，終于戰勝了建國以來的首次特大洪水。

　　第三節 人民公社化運動在槐蔭興起

　　生產發展上的高指標和浮夸風，推動著在生產關系方面急于向所謂更高級的形式過渡。黨內部分高層領導主觀地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就越高，也就越能促進生產，從而在全國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

　　一、人民公社化在槐蔭

　　1956年至1957年初，全國普遍大辦高級農業社，隨后出現了農業社規模偏大、平均主義嚴重和部分社員退社問題。為此，中共中央發出若干關于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指示，要求控制農業社的規模。然而，這個方針并沒有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認真執行。

　　1958年3月，成都會議提出要把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并為大型農業生產合作社。隨后，全國各地迅速開始了小社合并大社工作。

　　1958年8 月上旬，毛澤東在河北、河南、山東等地視察。期間，毛澤東盛贊“人民公社名字好”，提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8月9日至29日，為落實毛澤東指示，省委農村工作部召開人民公社座談會，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意義和方式。隨后，省委先后轉批了臨沂地委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請示報告和省委農村工作部關于人民公社座談會的報告，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滿腔熱情的對待人民公社化運動，確保運動健康發展。從此，全省各地紛紛開始籌建和試辦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稕Q議》提出，人民公社的組織規模一般是一鄉一社，兩千戶左右，全社實行統一核算和分配，鼓勵實行部分供給制。

　　北戴河會議之后，全市迅速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9月14日，現屬槐蔭的原段店、東方紅、一二五、五一、星火、火焰、紅光、先鋒、雙喜、晨光、黎明、四合、興林、燎原、梨園、七一、虹吸、太陽升、和平等20個高級農業合作社合并成立了西郊人民公社。9月21日，毛澤東再次視察濟南人民公社情況，出席了歷城縣三級干部大會，西郊人民公社參加會議的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

　　1960年6月，西郊人民公社劃歸槐蔭區，成立槐蔭人民公社西郊分社。1961年5月，西郊分社復歸歷城縣。1968年8月合并成立東方紅、太陽升2個公社。1972年4月，分別改稱西郊人民公社、吳家堡人民公社。

　　在農村人民公社高潮的影響下，城市也掀起了公社化熱潮。1958年8月15日，全國第一個城市人民公社——鄭州市管城區紅旗人民公社成立。1958年下半年，濟南市開始進行城市人民公社試點。其中，濟南機車工廠整體劃入槐蔭區中大槐樹街道，作為以工廠為主體的城市人民公社試點。此后，槐蔭區組織興辦生產組織45個，興辦托兒所62個，興辦街道食堂56處。

　　二、人民公社的特點

　　(一)政社合一

　　在建立人民公社過程中，根據國家農村基層政權機構同農民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合而為一的統一要求，為了有利于集中統一領導和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僅對集體所有制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管理，而且一度不合時宜地把農村原由國家管理的財政、糧食、金融、商業等機構和人員也下放給人民公社管理。政社合一的體制，導致了不講經濟效益、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講因地制宜、不講主客觀條件，千篇一律，一種模式，憑行政命令管理經濟，無視具體情況搞“一刀切”，一切管理、思想、生產等等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達，并采用發動政治運動的辦法來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二)“一大二公”

　　“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的組織規模大，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高。在建社初期，中央提出一般以一鄉一社或兩社為宜，后又提出可以數鄉并為一社，社員達到六七千戶，甚至提出萬戶或兩萬戶以上。受此影響，不少辦社干部錯誤的認為，人民公社越大越能體現共產主義，越能顯示公社的優越性，越有利于大兵團作戰?；笔a區由20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成立西郊人民公社就是實例。

　　(三)“一平二調”

　　在人民公社化過程中，到處刮起了“共產風”、浮夸風以及特殊化風、瞎指揮風和強迫命令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生產上在公社內部搞無償調撥和窮富拉平。“一平二調”的“共產風”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侵犯了集體和個人的經濟利益，不利于調動廣大社員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最終導致了對生產力的嚴重破壞。

　　(四)勞動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人民公社的勞動組織中必須既有紀律，又有民主。根據中央精神，人民公社初期的勞動力普遍按照軍隊編制，組成班、排、連、營、團，由公社統一領導、統一調動、統一指揮。在組織軍事化、生產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將幾十萬農民組成民兵組織，實行勞武結合，一邊生產勞動，一邊軍事訓練，還把青壯年組成基干民兵，成為生產中的突擊隊伍，到處都是一聲令下，成千上萬的勞動力以民兵組織形式出現，以日夜苦戰的辦法搞“大兵團”作戰的大突擊、大會戰。生活方面，人民公社內部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等，把社員生活都組織到集體生活中去。

　　人民公社是在“大躍進”浪潮推動下設計的中國農村社會的新模式，解決的是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問題，它勾勒出一幅相當完整的中國未來社會的圖景。但人民公社化運動忽視了生產關系變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試圖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依靠不斷擴大公有制，縮小商品生產，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制度，來迅速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并很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當時實行的所謂“一大二公”、具有共產主義因素的分配制度、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和商品交換、逐步取消社會分工等制度和措施，都說明了這一點。這種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僅企圖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企圖超越整個社會主義階段，是帶有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模式，它的實施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第四節 對“左”傾錯誤的初步糾正

　　1958年10月中旬，毛澤東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等地視察。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發現“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大量問題，主要是主觀主義和強迫命令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簡單，工作虛報浮夸現象不少，提出的口號不切實際等。11月2日、21日，中共中央相繼召開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強調要分清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須重視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遵守價值規律，批評了“共產風”和高指標、浮夸風。11月28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人民公社在現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性質，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批評了企圖過早的否定集體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批評了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躍入共產主義的認識，確定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體制，開始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左”的錯誤。從此全國各地開始了半年多時間的局部糾“左”。

　　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到河北、山東、河南等地調查研究，發現糾正“共產風”的精神并未貫徹好，“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嚴重。2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5月上旬到6月中旬，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于社員飼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關于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的緊急指示》和《中共中央關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要求正確總結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核定1958年工農業生產完成指標和1959年計劃指標。

　　1958年12月，中共山東省委召開四級干部會議，確定在全省進行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工作。1959年2月7日，山東省委發出《關于抓緊春耕大忙前后有利時機，切實做好調整人民公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2、3月份，對全省所有的農村人民公社進行一次認真整頓。

　　槐蔭區委認真貫徹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對人民公社進行調整，初步遏制了“左傾”錯誤的進一步發展。一是確立新的基本核算單位，建立“三級管理，隊為基礎”的公社管理體制;二是貫徹“按勞分配，等價交換”原則，認真解決算賬問題;三是落實社員自留地、鼓勵社員私人喂養家禽家畜、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閑的土地和時間、房前屋后零星樹木歸還社員私有等政策;四是解決社員的生活問題。

　　第五節 “反右傾”斗爭和繼續“大躍進”

　　1959年7、8月間，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合稱廬山會議)。會議初衷是要糾“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陳述意見，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指出“大躍進”以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隨后，張聞天、黃克誠等對彭德懷表示支持。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對彭德懷等人的不同意見進行了批駁，會議隨即由糾“左”變為反右。8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時機，鼓足干勁，堅決反對右傾思想，立即檢查和克服右傾思想和右傾情緒。此后，一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在全國范圍內并首先在黨員干部中迅速開展起來。

　　一、開展“反右傾”斗爭

　　8月9日，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山東省委發出《關于貫徹執行中央“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的通知》。8月12日，濟南市委召開全市黨員干部大會，傳達中共中央和省委批示，部署開展“反右傾”斗爭。

　　1959年8月20日，槐蔭區召開區委常委會議，討論中央和省、市委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一系列指示，研究貫徹執行的具體措施。21日，區委向各單位黨組織作了部署。此后，在邊學習、邊貫徹、邊檢查、邊總結的基礎上，區委又召開擴大會議，作出了《堅決貫徹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和省委擴大會議精神，高舉總路線紅旗，徹底反掉右傾，鼓足更大革命干勁，把增產節約運動推向更大高潮，為提前完成國民經濟計劃而斗爭》的總結報告。

　　9月17日至26日，區委召開擴大會議，集中傳達和學習了八中全會和省委擴大會議精神，檢查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和表現，明確了“反右傾”斗爭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深入學習，敞開思想，大鳴大放;第二階段摸底排隊，重點批評，專題辯論;第三階段認真搞好組織處理。10月7日，根據省、市委關于繼續深入學習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文件的指示，區委召開基層單位黨政工團領導干部會議，結合本區情況，對干部學習、群眾宣傳工作作了進一步的具體部署。至10月底，全區303名基層黨政工團領導干部中，被確定為重點批判對象的40人。至1959年底，全區共批判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75名，其中一類8名，二類19名，三類59名。

　　到1960年6月，全區參加這次“反右傾”斗爭的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共計191個，黨員、干部2267人;同時還吸收部分黨外干部參加了學習和討論。共揭發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9人，存有嚴重右傾思想和嚴重個人主義的31人，占全區領導骨干的3.22%。此外，還揭發出了一批動搖不堅定分子和個別問題上認識不清的人。

　　這次“反右傾”斗爭，嚴重背離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其打擊面之廣、上綱上線之高，比反右派、“整風補課”和“拔白旗”運動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政治上使黨內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使“左”傾錯誤得到助長和延續。1961年10月17日，根據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區委成立甄別工作領導小組，開展了甄別工作。大多數在“反右傾”斗爭中受到錯誤批斗和處分的干部群眾得到平反。其他被錯誤處理的人，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得到徹底糾正。

　　二、繼續“大躍進”

　　“反右傾”斗爭中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正確進程，使“左”的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1959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于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把第二次鄭州會議以來農村實行的“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工到戶、發展副業、停辦食堂等調整措施，說成是“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加以批判，要求在“反右傾”斗爭中揭發批判。此后到1960年10月，全國掀起了新的生產“躍進”高潮。

　　(一)經濟工作重提高指標

　　1959年9月，根據全市經濟工作新“躍進”要求，槐蔭區將1959年上半年有所降低的計劃指標重新提出進行辯論批判，要求工業、財貿各條戰線建立月月高、旬旬高、步步高的生產工作新常規，以月遞增20%以上的速度，在11月底之前超額完成全年任務，力爭全年產值計劃超額完成22%。10月，為配合運動的開展，槐蔭區召開“反右傾、鼓干勁，大鬧技術革命，奪取十一月大決戰全勝誓師大會”，要求全區再接再厲，鼓足干勁，敢想敢干，大鬧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把增產節約運動和技術革新結合起來，保證各項生產建設工作繼續高速發展。

　　在農村，繼續盲目要求加速發展社有經濟，再次刮起“一平二調”風，無償抽調生產隊的土地、勞力、耕畜、工具等，破壞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人民公社初期發生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等現象重新盛行。農業生產上瞎指揮、虛報產量、浮夸風又有所發展。

　　1959年至1960年初，按照市委確定的年度生產計劃，槐蔭區將1960年國民經濟發展定位為“繼續躍進”，提出了“日日紅”、“月月紅”、“旬旬紅”、“滿堂紅”的要求，并先后開展了產值翻番、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等運動，提出了年內基本實現手工操作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不切實際的口號。

　　(二)成立城市人民公社

　　1959年12月7日，經市委報經省委批準，濟南市調整行政區劃，決定撤銷市中區，將市中區所屬的8個街道辦事處和歷城縣的31個生產大隊劃歸槐蔭區管理。

　　196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積極態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4月，為推動全省城市實現人民公社化，山東省委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工作辦公室。根據中央和省委指示，濟南市委要求全黨全民立即動員，在全市掀起一個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大辦城市人民公社的群眾運動。

　　4月5日，槐蔭區委成立了人民公社領導小組。5月8日，經市委批準，成立了人民公社籌備委員會。6月初，市委決定恢復市中區，分別建立槐蔭、市中人民公社。

　　6月11日至13日，槐蔭、市中兩個人民公社同時成立，并聯合召開了第一屆社員代表大會。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槐蔭、市中人民公社實行章程(草案);分別選舉產生了公社管理委員會。諸葛士廉當選為槐蔭人民公社社長，王明亮、李新敏、術德盛、高勤文、樊家盛當選為副社長。隨后，槐蔭人民公社與市中人民公社又聯合召開了第一屆黨員代表大會。會后，槐蔭區所屬的7個分社黨委劃歸市中區。同時，為適應城市人民公社化的需要，區委決定調整基層黨組織，撤銷區屬15個街道辦事處黨總支，分別設立機車工廠、第二機床廠、振興街、經三路等11個分社黨委。此后至1963年2月，槐蔭人民公社黨委與槐蔭區委同時存在，合署辦公。當時為強化城市人民公社的職權，都以槐蔭人民公社黨委的名義開展工作。

　　槐蔭區城市人民公社化過程中，貫徹了“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圍繞“改造舊城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這一中心，按照“積極辦好，自愿參加”的原則，充分發動群眾，積極發展社辦企業和集體福利事業，逐步達到“三網” (食堂網、服務網、托兒網)“三化”(生產集體化、生活集體化、家務勞動社會化)的要求。到1960年6月，全區已有生產廠(組)87個，生產人員6616人，其中100人以上的工廠27個，另外還有197個分散的生產小組，生產人員4283人。1959年，社辦企業產值達到3034萬元，比上年增長2.42倍;1960年1到5月達到1887萬元，同比增長4.16倍，各種產品553種。同時依據群眾需要和自愿原則，舉辦了集體福利事業和服務事業。城區內各種食堂274處，就餐人員66000余人，占應就餐總人數的81.18%;托兒所、幼兒園128處，收托兒童11249人;生活服務站17處，服務小組180個，服務人員1513人。市中區恢復建制后，轄區內社辦廠(組)銳減。至1960年底，全區共有社辦廠(組)34處，生產人員4108人，生產的產品達到270種，其中小商品127種，分散的社辦工業生產小組173個，參加生產的人員4289人，社辦工業成為工業戰線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同時為支持糧食和鋼鐵生產，采取了“撤、并、停、改、擴”等方法對社辦工業進行了初步整合，節約出工人1928名。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以及生活服務站等也有所發展，其中公共食堂637處，就餐人數達到84000人;托兒所幼兒園294處，收托兒童8707名;生活服務站59處，下設服務小組191個，服務人員893人;成立敬老院6處，供養老人61人。

　　城市人民公社化過程中，全民所有制、社有集體制、社以下集體所有制同時并存，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體。城市人民公社以職工家屬及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吸收其他一切自愿參加的人。凡報名入社的都作為社員，社員分為掛名社員、實際參加集體生產社員、生活服務勞動社員。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其他被依法剝奪政治權利分子不得入社，必須被監督進行勞動改造。在政社關系上，區社一級，分社一級實行政社合一，摘掉街道辦事處牌子，凡以工廠、機關、學校為中心組織的分社，黨委書記、委員大多數由各工廠、機關、學校黨員負責同志兼任。

　　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城市居民的生活發生重大變化。正如當時的民謠所述：“毛主席領導翻了身，如今又把公社辦，若要吃飯進食堂，拆洗縫補服務站，小孩入了托兒所，老人進了敬老院，家務勞動社會化，一心一意搞生產。”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縮小，一切都在向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過渡。

　　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雖然在組織閑散勞動力、增加就業和居民收入、婦女走出家庭參加工作、發展公共服務事業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受 “左”的思想的影響，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城市管理的客觀需要，具有十分明顯的弊端。一是公社體制與城市管理不相適應，實際上是采用小農經濟形式來管理現代化大城市。公社成立后機構層次增多，工作人員增加，調度指揮失靈，通信渠道嚴重堵塞，原來形成的社會管理機制失效，社會矛盾大量增加，卻又無法得到有效解決。二是實行“一大二公”， 嚴重混淆了兩種所有制，損害了群眾利益。三是破壞了社辦工業發展的正常秩序，大合大并，小廠并大廠，集體轉全民，盲目貪大求洋，片面追求產值，忽視小商品生產，管理過于死板，企業生產缺乏靈活性，阻礙了社辦工業發展。四是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吃大鍋飯，不論盈虧，不講核算，企業與職工缺乏積極性。五是在大辦集體福利事業過程中要求過快過急，脫離實際，集體福利事業普遍出現服務質量下降、成本增多、出現虧本等現象。

　　1960年12月，中央發布《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開始對農村人民公社進行糾“左”，這成為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轉折點?！吨甘拘拧放u了公社化運動中急于過渡，搞平均主義，刮共產風，不聯系實際的錯誤做法。1961年2月，按照《指示信》要求，槐蔭區委連續召開常委會議和黨員干部會議，聯系轄區公社化實際進行了認真整改。1962年10月，對31個分社工業企業、1878人，采取轉向撤銷和分散生產的辦法，壓縮了公社勞動力。隨后，全區街道基層組織進行了整頓。12月18日，根據市委《關于調整市區部分組織機構通知》精神，區委決定撤銷區人民公社黨委和各分社黨委，恢復設立9個街道辦事處和黨總支，與分社一個機構兩個牌子。1963年1月，原槐蔭區城市人民公社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三、“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后果

　　“大躍進”是從良好的愿望出發，采取了錯誤的方法，而遭到嚴重挫折的一次失敗的嘗試。正如中共中央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違背了客觀的經濟規律。這種現象的出現，具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是廣大群眾在我國勝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革命熱情空前高漲，急于要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使偉大祖國繁榮富強的意愿在經濟建設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我們黨的領導在缺乏對社會主義的本質認識和建設經驗的情況下，把革命戰爭年代所熟悉的成功經驗，轉而用于社會主義建設，企圖用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把經濟建設很快搞上去的一次嘗試。

　　“大躍進”、持續“大躍進”以及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困難時期，使國民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調，重工業高速躍進，農業持續大幅減產，輕工業生產倒退，經濟發展失衡;城市地區壓縮人均糧食定量，廣大群眾生活質量嚴重下滑，非正常死亡和外出逃荒現象蔓延，形勢非常嚴峻。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大躍進”運動逐漸停止。

　　“大躍進”運動期間，槐蔭區廣大人民群眾懷著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樸素而真摯的情感，以當時人們特有的精神風貌，在不怕苦、不怕死的拼搏精神鼓舞下，奮發圖強，艱苦奮斗，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工業上，特別是重工業得到了較快發展，冶金煉焦工業從無到有，基本工業的設備能力有了成倍增長，技術革新力量不斷加強，新型工業產品不斷涌現，勞動工具有了極大改善。農業方面大力興修水利，防汛抗災能力得到提升，土壤改良和農業種植結構調整取得初步成功。另外在學校教育、醫療衛生防疫、體育等方面的發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但是，在整個“大躍進”運動中，由于“左”的錯誤指導，過高估計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嚴重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各條戰線浮夸、弄虛作假和瞎指揮風氣盛行，給全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災難和教訓。

　　一是嚴重破壞了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在全民大煉鋼鐵運動中，全區人民不分工、農、商、學、兵都全力投入，集中了上萬的強壯勞動力。由于缺乏工業基礎，盡管全民動員，群眾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不分晝夜雨晴地勘礦采礦、采煤煉焦、伐樹煉炭、建爐煉鐵，但各種土爐根本達不到煉鐵要求，效率低下，成本巨大，事故不斷，生產出了大批廢渣，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浪費。與此同時，由于農民丟下農活“找礦”“煉鋼”，致使大量玉米、紅薯等秋糧和經濟作物無人收獲而爛在地里，或者草率收割大量拋撒，人為地造成了糧食豐產卻減收的情況，大煉鋼鐵運動，嚴重削弱了農業，沖擊了輕工業和其他事業，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二是過分強調高指標、高速度，浮夸風盛行。高指標、瞎指揮使全區人民在各種“大辦”中疲于奔命，沒日沒夜地做無用功，對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消耗達到了極限。與高指標緊密相伴的必然是浮夸風，從各級媒體對各地大放“衛星”競相報道開始，自欺欺人的浮夸風在全國彌漫。為了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有所交代，槐蔭區也出現了很多虛報產量的事情。高指標導致高估產，高估產又導致高核產，高核產就必然導致高征購。為完成任務指標，城區各產業部門不惜以降低生產質量為代價，滿足產量任務的要求，生產出大量不合格產品，有的為完成產值，還不計成本，只能依靠貸款支付工資。郊區農村由于年年虛報產量，使國家征購糧食額度嚴重超出實際產量的承受能力，最終導致農民留下的口糧少之又少。

　　三是糧食嚴重短缺，人民生活困難。“大躍進”運動的各種大“辦”，導致城市勞動力極度匱乏。為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全區從農村或外地大量征調勞動力，致使城市人口猛增。1957年槐蔭區城市人口138578人，到1959年猛增至318291人，在采取勸退返鄉、人口精簡等措施后，1960年城市人口依然有272615人，糧食供應極度緊缺，人均糧食定額一減再減。1960年，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全國提出了“低標準，瓜代菜”的口號，全區也一度喊出“以菜代糧”的口號，全區除了加大蔬菜種植，試制和生產人造肉精、小球藻外，還收集各種干菜、樹葉等代食品以解決糧食困難，人民的身體健康受到很大影響。同時，手工業生產受到沖擊和擠壓，市場供應大量減少。據1959年不完全統計，手工業產品較1957年減少163種，生活質量嚴重下降。

　　四是違背了客觀規律，打亂了正常的城市建設和生產管理秩序。運動期間，為了實現“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提出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大破大立”的口號，以往行之有效的生產秩序、規章制度被指責批判。原有的管理機制被廢除，新的規章制度建立不起來或殘缺不全，有章不循、無章可循的情況時有發生，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大大下降。運動期間，在“先生產，后生活”思想指導下，城市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為滿足區街工業大辦、城市涌入人群生活和解決城市糧食副食品供應等問題的需要，小型工廠、企業、養豬場、菜園等到處插建，城市建設和居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綜上所述，歷時3年的“大躍進”原本是希望廣大人民群眾快一些過上好日子，最后卻以嚴重的失誤給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以及人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破壞，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大躍進”期間，槐蔭區貫徹中央和省、市委關于“大躍進”工作的要求和部署，所犯錯誤是貫徹性的，在當時的情況下無法避免。“大躍進”告誡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不能光靠一腔熱血和沖天干勁，更要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遵循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堅持黨內民主，在貫徹執行上級指示時應當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正確結合起來，敢于按照客觀規律辦事。

　　“大躍進”期間，全區生產力雖然受到極大破壞，經濟建設不可避免地留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但在區委的領導下，全區人民仍為實現各項“躍進”指標進行了艱辛的努力，對槐蔭經濟建設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當時完成的很多建設工程至今仍在造福子孫后代。

　　第五章 國民經濟調整與社會主義建設繼續探索

　　“大躍進”期間，由于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以及“共產風”為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出現失誤，不僅沒有使經濟建設躍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反而使各項建設事業遭受了重大損失。加上自1959年起連續3年遭受自然災害，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中國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甚至全國人民連吃飯、穿衣都成了大問題。1960年初，中共中央面對現實、審時度勢，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國民經濟調整。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市委部署要求，槐蔭區認真回顧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開展生產救災運動的同時，進行了經濟和各方面調整，經濟建設和各項工作開始得到恢復。

　　第一節 貫徹“八字方針”與國民經濟調整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進，以及隨之而來的嚴重自然災害，導致了國內經濟的嚴重困難。為全面了解全國各地形勢，推動工農業生產，1960年4月28日，毛澤東在李先念、楊尚昆陪同下再次到全國各地視察。

　　5月2日清晨，毛澤東到達濟南。當天下午，毛澤東在濟南西郊鐵路專線同山東省負責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飛等人談話。時值山東遭受嚴重干旱，毛澤東第一句話就問山東的旱情，并提出要好好搞水利，要搞10年的計劃。當聽到有70%的農民需要依靠國家返銷糧度荒時。毛澤東面色凝重。

　　隨后，毛澤東在濟南接受了中外記者采訪，接見了拉丁美洲、非洲14個國家和地區的工會、婦女代表。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提出進行國民經濟調整。9月30日，中央批轉經周恩來審定的國家計委黨組《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提出了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1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指示，要求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以及浮夸風、瞎指揮等問題，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恢復農村集市貿易。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召開，正式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并決定在農村深入貫徹關于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十二條”。這次全會前后，毛澤東多次發表講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提出要“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八屆九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黨的指導思想開始出現重要轉變，表明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開始得到恢復，“大躍進”的錯誤得到糾正，國民經濟轉入調整軌道。

　　1960年10月20日至22日，中共山東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糾正了前段工作中的錯誤，對于全省形勢的好轉起到了重要作用。11月7日，省委發出開展生產救災運動的緊急指示，要求全省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以生產救災為中心，為實現保人、保牲畜、保夏收、保社會治安的目的而奮斗。

　　從1960年秋季開始，根據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槐蔭區在檢查糾正“大躍進”錯誤、開展生產救災運動、組織安排城鄉人民生活的同時，開始貫徹執行黨的“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了調整。

　　一、開展生產救災運動

　　1960年8月，根據中央和省、市委關于開展增產節約和抗災備荒、搶種秋菜的指示，區委開始部署突擊搶種秋菜工作。同時，抽調10余名干部組成檢查組，到基層單位進行調查，督促各單位在992.5畝空閑土地上全部種上秋菜。隨后，為了搞好秋收秋種，全區掀起了秋季農業生產運動的高潮。按照區委要求，廣大社員積極加強晚秋作物管理，確保秋季豐收;搞好復收復打，增加糧食產量;做到隨收隨耕隨種，積極搶種小麥和冬菜，共播種小麥4萬畝，種植冬菜1.1萬畝。

　　9月2日，根據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要求，區委研究具體措施，壓縮城市人口糧食定量標準。通過層層發動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根據不同行業、工種等，對非農業人口糧食定量標準做了相應壓縮，將節約出的糧食支援災區。其中，市、區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及大專院校學生，糧食定量由每人每日300克壓縮到275克。

　　11月1日，為加強對生產救災運動的領導，槐蔭區成立了生產救災指揮部，并連續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10月下旬省委擴大會議精神，部署開展生產救災運動，要求切實做好莊稼復收復打、糧食蔬菜種植、節約用糧、代食品制造、群眾生活安排、醫療防疫、耕畜農具保護、糧食物資調運、干部支援農業、治安保衛等工作，確保實現保人、保牲畜、保夏收、保社會治安的目標。同時強調，要把受災情況向群眾講清楚，發動群眾節約糧食，想辦法大搞生產;落實好代食品問題，搞好生產;突出對水腫等疾病治療，讓患者在最短時間內康復;搞好群眾生活，發動檢舉揭發糧食部門克扣糧食現象等。隨后，區委書記王壽春帶領區委和生產救災指揮部成員，深入農村和干部群眾，走家串戶，認真調查研究，精打細算，安排群眾生活。

　　圍繞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槐蔭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于緩解災情起到了一定作用。隨后，區委以《關于改進居民群眾糧食供應工作情況報告》為題，將糧食供應工作情況向市委寫出報告。11月21日，市委轉發這個《報告》并給予了充分肯定。但由于“大躍進”和連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緊缺，群眾生活依舊十分困難。調查發現，1960年郊區糧食產量比1959年減少36.9%，比1958年減少53.47%。1960年6月至1961年6月，災區人均口糧143.3公斤，到1960年10月底已吃掉大半;從1960年11月到翌年6月底，每人日均口糧僅有212.2克。小麥種植質量差，施肥不足，白茬地下種占30%。農村勞動力迅速減少，1958年以來西郊地區整、半勞力減少5579人，占原有整、半勞力的18%;耕畜減少1261頭，占原有數的24.8%;農具破壞情況也十分嚴重。水腫病、白喉病、麻疹病等不斷蔓延，部分人員因病死亡。城區機關、工廠、企業人員的糧食定量已經壓縮，但仍需從8個月的糧食中節約出1個月糧食支援災區。

　　1960年12月1日，為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生活困難，區委再次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進行研究。會議認為要發揚艱苦奮斗作風，大張旗鼓地開展一次以生產救災、艱苦奮斗為主要內容的群眾性思想教育運動;以食堂為重點，發動群眾，采集樹葉，打曬干菜，精心安排好群眾生活;做好群眾疾病治療工作;安排好群眾生活的同時，抓好生產。同時，會議還對搞好交通運輸、動員職工家屬返鄉等其他生產救災工作作出具體安排。根據區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區人大四屆一次會議進行了討論和研究，號召全區深入開展生產救災運動：(一)積極搞好農業生產。郊區社員群眾要積極加強小麥和越冬菜的田間管理，確保1961年夏季豐收;機關、學校、工廠等企事業單位要充分利用本單位的一切空地，干部職工每人至少種植1分至1分半地的蔬菜或糧食，確保寸土不空，力爭實現蔬菜自給;積極開展大種蔬菜、大種糧食、大搞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眾性運動。(二)妥善安排群眾生活。管好糧食，加強管理，辦好食堂;推行以分社為單位設立綜合商店、以居民委員會為單位設立綜合供應點的經驗，保證糧、煤、菜、鹽等生活日用必需品供應。(三)做好疾病醫療工作。以治療水腫病為重點，采取增加營養、適當休息和醫療結合、中西醫結合的辦法，盡快治好現有病人和防止新的發病;落實勞逸結合制度，郊區實行半日勞動半日休息制度，市區不許加班加點開展工作;注意保護和照顧慢性病人、老人、產孕婦等特殊群體;建立健全基層醫療預防網絡，加強飲食行業和公共食堂衛生管理，確保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四)大力開展支援農業生產運動。壓縮城市非農業人口，支援農業生產。(五)加強治安保衛和人民武裝力量。積極消除不安定因素，維護社會治安，保證生產救災順利進行。

　　隨后，為進一步節約糧食和減小糧食供應壓力，槐蔭區根據市委要求再次降低糧食定量標準，市區非農業人口糧食定量下調12%，糧食品種以地瓜面、玉米面等粗糧為主;肉、蛋、糖、糕點等實行憑票供應，且基本只有節日才能供應少許。為彌補口糧不足，區委遵照“低標準，瓜菜代”口號，要求實行按計劃分段用糧，提倡多吃蔬菜和糧菜混吃，同時發動職工群眾利用房前屋后開荒種菜種糧、養豬養雞，大搞代食品生產和熟食增量。期間，全區利用房前屋后空閑地搶種冬菜569畝，收集各種干菜樹葉等代食品125.5萬公斤。新沙王莊、南沙王莊、南吳家堡地區擴充菜地2000畝。在抓好生產的同時，抽調干部加強了公共食堂的管理。

　　為確保轄區少兒身體健康，區委組成5個檢查組，對全區85個幼兒園和托兒所進行了全面檢查。檢查發現，其中25個幼兒園、托兒所由于管理混亂和調劑生活問題突出，致使孩子營養不良，各種疾病不斷發生。針對這種情況，區委要求全區托幼單位進行了集中整頓。

　　1961年4月22日，市委、市人委發出緊急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強糧食管理，堵塞糧食管理工作中的漏洞。7月1日，按照市委、市人委指示精神，區委常委會議決定，成立領導小組，全面開展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工作。20日，區委召開各單位黨組織書記、黨員廠長、科長和負責糧食工作的黨員干部會議，對開展核定人口和核定糧食供應工作作出部署。此后到9月上旬，槐蔭區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工作基本結束，堵塞了糧食管理中的漏洞。同時，為了貫徹全市蔬菜產供銷代表會議精神，緩解蔬菜供應緊張的形勢，槐蔭區開放了昆侖街蔬菜市場，以便郊區蔬菜上市交易。

　　1962年1月，根據市委關于以食堂為中心全面安排群眾生活的指示精神，區委開始以困難戶為重點，以吃、穿、住為內容，采取統一領導、分工負責、發動群眾、自查互查相結合和聽、看、訪、議、幫的方法，抽調319名干部和509名積極分子，組成86個檢查組，對全區工業、財貿、文教、街道4個系統86個集體單位和全區的“三店一堂”(糧店、菜店、煤店和公社食堂)進行普遍檢查，對生活困難群眾進行了適當安排。年底，區委、區人委再次對入冬以來人民群眾生活問題進行了一次全面檢查，并形成了《關于當前群眾生活情況檢查報告》。市委認為槐蔭區這種邊檢查邊解決問題的辦法，有利于解決群眾生活問題，遂批轉全市各單位參考。

　　7月13日，濟南地區突降暴雨，6小時內市區降雨量達298.4毫米，西郊263毫米，溝道河渠發生溢漲漫延，房屋、道路、橋梁相繼被沖毀。暴雨天氣持續長達一月之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遭受到嚴重威脅。期間，全區因暴雨和山洪災害導致死亡3人，傷12人;倒塌房屋6069間，水泡危房3313間;沖壞路面10多萬平方米，沖毀涵洞8座;沖走糧食2750公斤、被服1300多件，毀壞家具3100多件。同時，大面積的糧田菜田被沖毀，15個工廠被迫停工，不少車間、商店、倉庫被沖淹，損失多達17.65萬元，給全區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了嚴重困難。面對這種形勢，區委立即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市委關于救災工作的指示，研究本區的災情和應采取的措施。決定抽調3256名機關和街道干部，分9個小組深入到基層搶險救災，將1432戶群眾從危房中遷出，分別安置到食堂、學校和禮堂;突擊搶修房屋，撥出糧食7900多斤，組織醫務人員進行了醫療搶救，及時解決了受災群眾的吃、穿、住、用和疾病醫療等問題，穩定了群眾情緒。同時，貫徹依靠集體、依靠生產自救方針，深入發動群眾，樹立生產自救、自力更生、互助互濟、克服困難思想，采取因陋就簡、集體和分散相結合的辦法，有領導有計劃地組織1649戶、2145名受災群眾參加了拆洗縫補等生產自救活動，緩解了受災群眾的生活困難。

　　到1962年底，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漸恢復發展，全區性的大規模生產救災運動基本結束。據統計，生產救災期間，全區先后發放社會救濟款76578元、救濟棉布110652尺、棉花8327公斤，救濟困難群眾4369戶、13171人;組織免費醫療324人次，減免醫療費7122元。加強烈軍屬工作，發放優撫款61603元;積極安置社會閑散勞動力，增加了居民群眾收入，救濟戶、困難戶的生活基本得到了妥善安置。經過全區上下的共同努力，全區人民最終度過了最嚴重的3年困難時期。

　　二、精簡職工和壓縮城市人口

　　1958年“大躍進”期間，各類建設項目大批上馬，城市勞動力嚴重緊缺，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城，國家財力負擔加重，給市場供應特別是商品糧和副食品供應帶來很大壓力。同時，農村勞動力大量減少，又給農業恢復和發展造成了影響。因此，精簡機構，裁減企業職工，壓縮非農業人口數量，成為調整國民經濟的有效重要措施。

　　1960年8月，中央發出《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減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一線。1961年5月，中央再次召開工作會議，對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問題提出要求。隨后，省、市委先后召開會議，就節約備荒、節約度荒、降低糧食定量、節約糧食消費和壓縮城市人口作出安排部署。貫徹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市委要求，槐蔭區開始了壓縮城市人口等工作。

　　(一)動員干部職工家屬返鄉

　　1960年下半年，按照市委統一部署，區委多次召開會議，動員干部職工家屬返鄉。到年底，全區共有1329戶、3759名干部職工家屬返鄉參加農業生產。1961年10月，由于家在災區的干部職工家屬遷居市區度荒現象嚴重，造成城市生活日用品供應量迅速增加，區委向市委提交了《關于迅速勸阻和制止干部職工家屬盲目遷入城市的報告》，提請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控制。27日，市委批轉這個《報告》并轉發全市。按照市委批示精神，區委要求各單位對此加強教育，嚴格控制干部職工家屬涌入城市，并對家在災區的干部職工家屬給予關懷和幫助，對已來濟家屬迅速動員回鄉參加生產，使干部職工家屬來濟度荒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

　　(二)壓縮城市人口

　　1961年9月，根據中央和省、市委“關于壓縮城市人口，精減勞動力”的指示，區委開會部署精減城市人口工作。通過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當年完成精減城市人口6087人，超額完成原定精減6000人的計劃和任務。1962年，市委分配給槐蔭區精減城市人口的任務為1470人。截止到6月30日，經過各級黨組織的共同努力，全區實際精減城市人口4967人，超出計劃指標2.4倍。

　　(三)精減機構和干部職工

　　1960年10月，市委制定并發出《關于精減機構、整頓編制、下放干部的初步意見》，要求對全市國家機關、工礦企業等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作相應調整，合并撤銷一些重復機構，有些單位進行合署辦公。12月，槐蔭區五屆一次人代會提出，區級機關按照現有干部數精簡20%，并實行“二一一”制度，即50%的機關干部下放基層蹲點，25%的機關干部深入基層巡查，25%的機關干部留守機關;全區所有機關、工廠、學校的干部職工家屬以及市民群眾，有條件的都要自覺參加農業生產。1962年8月7日，區委按照上級“精兵簡政”的要求，決定撤銷區委工業部、財貿部、公社工作部，其工作職能分別移交區委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監察委員會和統戰部。

　　據統計，全區在生產救災期間共精減干部職工9902人，壓縮城鎮人口12488人，支援了農業生產，協調了工業和農業的關系，鞏固了工農聯盟，緩解了城市商品糧和物資供應的壓力。同時，妥善安置被減國家職工和社會閑散勞動力4391人。

　　三、經濟工作調整

　　進入1961年，遵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槐蔭區認真貫徹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精神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對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調整。

　　(一)工業與手工業調整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手工業三十五條”)。“手工業三十五條”規定，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手工業的主要所有制形式應是集體所有，前幾年已改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應恢復原來的手工業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組。個體手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和助手，應當積極發展城市家庭手工業，允許個體手工業者自產自銷，自由支配個人收入。9月，中央作出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強調必須當機立斷，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時發布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提出了整頓國營工業企業、改進和加強企業管理工作的指導原則。

　　1961年12月，根據中央關于國民經濟調整“八字方針”和“手工業三十五條”、“工業七十條”規定，槐蔭區委先期對全區分社工業企業情況進行調查。據統計，全區5個分社共有較成型的廠(組)24個、車間51個、生產小組106個，職工1962人，主要產品61種;有生產資金101.96萬元，其中流動資金7.48萬元，固定資金27.78萬元;主要機器設備518臺。

　　1962年9月8日，區委召開擴大會議，繼續深入貫徹國民經濟調整“八字方針”，圍繞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繼續精減城鎮人口、自由市場管理、社辦工業調整等方面提出了貫徹意見。10月8日，根據中央關于“分社工業基本上應當停辦”的要求和市委有關指示精神，區委本著“留、轉、退、減”的原則，有計劃地合并部分原料不足、產品質量差、管理不善、成本高、長期虧損的企業，調整“四服務”生產產品比重，對區屬手工業和社辦工業企業的經濟性質、組織規模和生產方向進行了調整。經過調整，駐區40個地方國營企業、公私合營企業和14個區屬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上交省、市歸口管理;確定暫時予以保留的分社企業11個，職工585人;轉為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20個，社員826人;轉為個體手工業者及小商販的98人;精簡回農村和從事家務勞動的165人。同時，本著“成熟一個，發展一個，集中力量，發展生產”的指導思想，先后將五金加工廠、鍛壓廠、機械廠、瑪鋼廠、化工廠、服裝廠等14個分社工業企業劃歸區管。

　　1962年的調整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工業生產規模得到調整和壓縮。到年底，全區還有公社直屬工業和分社直屬工業企業42家，職工2526人。工業總產值雖只完成505.8萬元，比1960年下降了90%，但產品比例趨于合理，突出了支援農業和日用工業品的生產。其中，為農業和供應市場提供服務的工業企業達到33個，占全區工業企業總數的78.3%;支援農業產品品種達74種，比1961年增加27種;小商品生產品種比1961年增加41種。

　　通過3年工業調整，全區工業內部及各方面之間的關系日益協調，工業生產趨于良性發展，工業經濟效益明顯提高。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加強了企業管理，廣泛深入地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增加了產品品種，提高了產品質量，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保證了生產計劃的完成。促進了技術革新工作，研制成功了新產品35種。根據41種產品質量檢查，13種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根據31種可比產品成本檢查，1962年比1961年降低生產成本7.1%;52種生產計劃中，43種完成和超額完成了全年計劃。同時，進行了清倉核資和企業挖潛工作，減少了浪費，改進了企業管理。全區企業管理費用降低16.5%。同時，交通運輸業也得到較快發展，1962年完成貨運量36.74萬噸公里，占全年計劃的104%。這些都是貫徹“八字方針”全面調整取得的積極成果。

　　(二)農村人民公社調整

　　農業是國民經濟調整的重點。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于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農業十二條”)和《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要求徹底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的瞎指揮風。12月，山東省委連續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和地市委書記會議，要求解決“五風”問題。1961年1月12日至13日，濟南市委召開常委整風會議，對市委兩年來關于農村工作領導方面存在的主要缺點和問題進行了檢查，對全市糾正“五風”和整頓人民公社提出要求。

　　1960年12月2日，槐蔭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中央“農業十二條”精神，研究農村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調”、管理體制、分配體制和社員生活等問題。12月11日，區委再次召開常委會議，傳達貫徹省委擴大會議精神，對落實“農業十二條”和“整風”“整社”作出規定：(一)通過各種大會和訓練班，認真學習中央“農業十二條”，深入總結經驗教訓，牢固樹立農業為基礎的思想;(二)廣泛宣傳中央“農業十二條”規定，徹底糾正以“一平二調”為主的“共產風”，解決好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分配體制和社員生活等問題;(三)深入檢查批判領導干部脫離群眾的“五風”現象，嚴肅處理營私舞弊、打人罵人問題;(四)整頓干部隊伍，繼續健全組織，加強黨的領導;(五)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認真總結經營管理經驗，加強制度管理。與此同時，按照市委要求，槐蔭區委作出了整風檢查報告，發動群眾揭發批判了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來出現的“五風”錯誤，較好地肅清了“五風”危害，認清了“五風”帶來的困難局面，堅定了生產救災的信心，為整頓人民公社打下了堅實基礎。

　　1961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對于解決農村人民公社普遍存在的平均分配問題、規模偏大問題、民主管理問題等提出了具體要求。1961年6月和1962年9月，中共中央根據各地執行情況，對“農業六十條”作出修改，取消了農民普遍反對的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規定農村人民公社實行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農業六十條”的發布對于穩定農民情緒、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成為促進農業發展、戰勝嚴重自然災害的重要轉折點。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濟南市及市轄各區對人民公社進行了調整。一是縮小了公社規模。1961年5月，槐蔭區所屬西郊人民公社共31個生產大隊劃歸歷城縣管理，改稱西郊區公所。7月，組建了段店、金莊、朱莊、鄭莊、吳家堡、王家莊6個人民公社，并設立公社黨委。1962年1月，從吳家堡公社劃出13個自然村，組建了西沙人民公社及其黨委。3月，增設田莊人民公社及其黨委。9月，各公社相繼召開第一次黨代會，選舉產生了公社黨委。與此同時，原聯村大隊建制撤銷，按照自然村建立生產大隊。西郊人民公社調整分設為8個公社。 二是理順了管理體制。1960年，按照中央關于建立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管理體制的要求，本著給予生產隊部分所有權和生產自主權的原則，多數人民公社將生產、管理、分配權下放到生產大隊。在此基礎上，1961年開始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在生產隊實行 “四固定”和“三包一獎”制度。在生產管理上，依據公社、生產大隊的計劃，由生產隊根據各自實際制定全年計劃和季節計劃，組織社員開展生產。這種“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管理體制一直持續沿用到1984年。三是解散了農村公共食堂。1961年上半年，農村公共食堂宣布解散。此后，又相繼恢復了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停建了徒勞無益的水利工程，撤銷了大批工副業項目，使農民得到休養生息;實行了“公養私養并舉，以私養為主”的方針，對向國家交售畜禽產品的農戶實行獎勵，畜牧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實行了“先留后購”的農產品收購政策，改統購包銷為大統小放(即70%交國家，30%自由銷售)，減輕了農民負擔;落實了農產品獎售換購辦法，提高了糧、棉、油和畜禽產品收購價格，增加了農民群眾的收入;逐步恢復了農村集貿市場，開放了南辛莊、北大槐樹糧食市場，增加了農產品供應。

　　農村人民公社調整措施的實施，使廣大農民被挫傷的積極性重新調動起來，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集市貿易重新興起，家庭副業逐漸活躍。1963年，全區農業生產開始回升。此后，按照中央繼續調整政策和省、市委部署要求，區委通過選派機關干部支援農業，推廣先進種植技術，有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

　　(三)商貿流通業調整

　　196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簡稱“商業四十條”)。“商業四十條”規定，國營商業、供銷合作社商業和農村集市貿易，是我國現階段商品流通的三條渠道。要把過去撤消或合并的農村供銷合作社恢復起來，把過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恢復起來;同時，要有領導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

　　從1961年下半年起，槐蔭區認真貫徹中央“商業四十條”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當年平衡，略有回籠”、“為政治、為生產、為群眾服務”的方針，采取一系列措施對商貿流通業進行了調整。一是加強了生產資料和生活物資供應。結合生產自救運動，有計劃地組織工農業生產資料和城鄉人民生活物資的供應，基本上滿足了工農業生產需要和人民群眾生活急需。1962年，全區社會商品零售額完成2431萬元，商業進貨計劃完成112%，銷貨計劃完成116%，對促進工農業生產、穩定市場、安排人民生活發揮了積極作用。二是恢復了部分合作商店和集市貿易。1961年，恢復合作商店，部分合作商店從國營商店析出。1962年，全區合作網點增至148個;另有社辦商店28個、門市部31個。同時，恢復了西市場、昆侖街兩處集貿市場。三是扶持發展個體工商業戶。1962年，根據有利于生產和方便群眾的原則，調整增設了7處修理服務網點;批準1330名從事修理服務業的手工業者實行個體經營，進一步方便了群眾。到年底，全區個體商戶增至1527戶。其中商業995戶，服務業106戶，飲食業426戶。四是加強了市場管理。在堅持國營商業領導的前提下，在活躍商貿流通業的同時，加強了市場監管。1962年，在西市場、昆侖街2處集貿市場建立了管理所，并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亂”的要求實施管理，促進了集市貿易的健康發展;在合作商店中建立政治指導員制度，加強對小商販的改造;積極調整集貿市場布局，撤銷了11處比較集中的零星市場。針對集貿市場沖擊計劃市場、滋長投機倒把等消極作用，采取正面教育、經濟措施和行政管理相結合的辦法，開展了打擊投機倒把、販賣票證活動，要求集體單位到市場購買副食品須經市場管理委員會批準，禁止了私商經營糧、油、棉等統銷物資，取締了票證買賣和工業品非法交易，同投機倒把行為進行了斗爭，打擊了違犯國家法令、破壞市場秩序的不法分子，保護了合法經營和正當交易。商貿流通業調整，對于促進生產和城鄉物資交流、恢復發展工農業生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財政金融方面，通過管緊現金、管緊貸款，逐步減少了貨幣投放，增加了貨幣回籠。及時發放必須貸款，收回不合理貸款，促進了企業的經營管理。1962年，全區貨幣回籠比1961年增加150%。同時，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銀行儲蓄逐步上升。加強了稅收稽征管理，保證了財政稅收的完成。1962年完成各項稅收1731.78萬元，占全市核定計劃的108.24%。

　　1962年的工業調整雖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全國范圍內某些工商企業虧損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工業內部特別是重工業內部比例關系失調問題還比較突出，產品不對路、質量差等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為此，中共中央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當時的經濟形勢，決定從1963年開始，再用3年時間，繼續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作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到第三個五年計劃之間的過渡階段。

　　從1963年起，按照中央指示，槐蔭區繼續貫徹工業調整方針。1963年，區委作出決定，調整區街工業企業歸屬，街辦工廠(含10個社會福利工廠)全部歸區管理，區直屬廠主要從事服務性生產，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不再組織生產。同時，將31個分社工業企業調整為11個社辦工業企業和5個生產合作社。1964年，投資89萬元，對區直工業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了企業生產能力，相繼開發出標準件、瑪鋼件、鑄管等新產品。同年，17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交市歸口管理。1965年，按照“家家搞生產，戶戶無閑人”的要求，成立了區勞動服務總站、區勞動服務大隊，組織社會閑散勞動力從事生產。1966年上半年，全區已有生產組77個，生產服務項目56種，參加人員4861人。

　　經過3年的繼續調整，全區工業經濟得到快速發展。1965年，全區工業總產值完成全年計劃的128%，比1964年提高62%;產品質量比1964年有大幅提高，其中鑄管增長79%，瓷管增長78%，絕大多數產品趕上先進水平;全員勞動生產率比1964年提高42%;可比產品總成本比1964年下降13%;企業利潤比1964年提高75%。

　　第二節 社會政治關系與文化政策的調整

　　隨著國民經濟調整的全面展開，意識形態領域的調整也擺上重要議事日程。貫徹中央和省、市委決定，槐蔭區積極進行干部甄別平反、政治社會關系調整等工作，為戰勝嚴重困難、推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政治保證。

　　一、開展甄別平反工作

　　1957年至1961年初，由于“左”傾思想的影響，不少干部群眾在整風反右和“大躍進”運動中因為被“拔白旗”、錯劃右派等受到了錯誤批判和處理，給黨的事業帶來了損失。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槐蔭區委在認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同時，為受到錯誤批判和錯誤處理的干部群眾進行了甄別平反工作。

　　1961年6月7日至16日，市委召開整風工作會議，對“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初步總結，檢查了市委在經濟領域、城市工作、領導作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同時決定，從6月份開始，在全市分三批開展干部整風運動。按照市委要求，槐蔭區委多次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進行研究討論，開展整風鳴放，深刻檢查了“大躍進”以來的突出問題。同時，根據基層干部群眾提出的意見，積極進行整改，調整工作思路和領導方式，改進了工作作風。

　　7月20日，市委部署開展甄別工作，確定對在“整風補課”、“拔白旗”、“反右傾”、“反瞞產私分”、“民主改革補課”等運動中受到錯誤批判的同志予以平反。25日，市委召開全市黨員干部會議，傳達貫徹省委三級干部會議精神。會議要求：甄別平反問題，全錯的要全改，部分錯的部分改;要轉變領導作風，堅持群眾路線，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發揚黨內民主，從實際出發，提倡說真話辦真事。10月17日，槐蔭區委成立甄別工作領導小組，抽調部分干部組成專門班子，并確定對1957年以來包括1959年“反右傾”拔白旗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干部，實事求是地開始甄別工作。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7000人參加的工作會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對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提出要求。隨后，市委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甄別工作的意見》。5月8日，市委批轉了甄別領導小組《關于前一段甄別工作的部署總結和今后意見的報告》。7月16日，槐蔭區委召開基層干部會議，傳達貫徹上級指示精神，對繼續開展甄別工作進行動員部署。

　　到1962年底，全區黨員干部甄別工作基本結束。期間，對159名受到批判處理的黨員干部進行了甄別。通過甄別，受到錯判或基本錯判予以平反的52名，部分錯誤部分平反的63名，原結論正確或基本正確不予平反的44名。一批受到批判斗爭、戴了各種政治帽子和受到處分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得到了甄別平反。受“左”的思想影響，仍有部分被錯誤處理的干部、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未予平反，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得到徹底糾正。

　　二、社會事業領域的調整

　　社會事業領域的調整是從制定科研、高教、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開始的。1961年6月至1962年3月，中央先后圍繞加強科學研究、高等學校、文化藝術等制訂出臺了一系列工作條例，明確了應該如何看待“紅”與“專”和堅持“雙百”方針關系問題，明確了科研、高教、文藝工作的根本任務。按照中央要求，槐蔭區對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進行了調整。

　　(一)教育工作

　　認真貫徹落實“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進一步提高了教育質量，擴大了辦學規模。到1963年6月，全區擴建小學2處，增加教學班24個，小學總數達到33處，教學班508個，在校學生23830人。其中，在校學生比1960年增長13.5%，比1957年增長63.1%。積極提倡群眾辦學，興辦職業學校和文化補習學校各1處，整頓擴大了原有民辦中學，解決了部分社會青年的學習問題，對于普及文化教育、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發揮了積極作用。

　　1960年，全區96個單位設立職工教育委員會，32個單位設立職工教育辦公室，實行業余、半工半讀、脫產學習相結合，“區校”(區工會職工業余學校)與“廠校”相結合，廠辦與車間辦相結合，單位辦與聯辦相結合的形式，由過去單一的文化學習，發展為以政治學習為中心，以技術教育為主要內容的教育。全區學習人數達40426人，其中掃盲班190人、高小班16180人、初技班11686人、中專班7959人、大專班323人、科學研究班118人、政治理論班973人、老工人特別班89人。

　　(二)文化工作

　　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推陳出新”的文化藝術工作方針，積極圍繞中心工作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活躍了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1960年，濟南市曲藝團曲劇隊下放歸區，成立槐蔭曲劇團(團址設在振成舞臺)，為全國兩個曲劇團之一。隨后，積極開展寫新、說新、唱新活動，全區各廠礦企業、學校、機關等的職工群眾創作了大量反映現代生活和歌頌新人新事的作品。

　　(三)體育工作

　　貫徹“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方針，不斷加強體育工作。1960年4月，召開了全區第二屆運動會。要求基層各單位普遍建立體育協會，成立籃球隊、田徑隊、足球隊。到1963年，全區基層單位成立體育協會80多個，并組織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群眾性體育活動，增強了職工群眾的體質。繼1959年機車工廠職工張興運獲得全國馬拉松比賽運動健將稱號后，輪胎翻新廠職工黃凌華于1960年獲得全國摔跤比賽第二名。

　　(四)衛生工作

　　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大力進行疾病防治工作，深入開展了以“除四害、講衛生”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初步防止了一些疾病的傳染，有效的保護了人民的身體健康。全區醫療機構逐年得到加強，充實了醫務人員，增加了醫療設備，醫療條件不斷改善，積極預防和減少了季節性的傳染病和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白喉、傷寒、麻疹的發病率顯著下降。

　　第三節 社會主義建設新探索

　　1961年至1965年，是社會主義建設探索逐漸回到原有軌道并取得新成就的時期。期間，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全國各地繼續積極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新成就，積累了新經驗。按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槐蔭區立足自身實際，積極借鑒外地經驗，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

　　一、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為了團結和帶領全區人民戰勝災害，更好地貫徹落實黨的經濟調整政策，槐蔭區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定期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堅持了區人委議事決策制度，加強了街道基層組織建設，為開展生產救災運動和國民經濟調整提供了政治保證。

　　(一)定期召開人民代表會議

　　1960年12月7日至8日，槐蔭區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到會代表205人。會議聽取了區人委和區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肯定了全區在生產救災、工農業生產、文教衛生、政法等工作取得的成績，指出了因工作失誤對工農業生產帶來的不利影響，制定了生產救災的具體任務。會議選舉產生了18人組成的第四屆區人民委員會;諸葛士廉當選區長，王明亮、術德盛、李新敏(女)、高勤文、樊家盛當選副區長。選舉孫立厚為區人民法院院長。同時還選舉產生了68名出席濟南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1963年5月27日至30日，槐蔭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到會代表187人。會議聽取審議了區人委和區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肯定了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指導下，全區各項工作出現的新變化。號召全區人民大力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做好集體經濟調整，促進經濟發展。會議選舉產生了第五屆區人民委員會委員21人;趙熙洪當選區長，禹心田、魏德宸、殷龍山當選副區長。孫立厚當選區人民法院院長。同時，會議還選舉產生了69名出席濟南市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1963年至1965年，槐蔭區第五屆人大先后召開了5次會議，先后圍繞落實工業為主導的國民經濟方針、“工業學大慶”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突出政治”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等進行了討論，并轉化成為全區人民的行動。

　　(二)落實區人委議事決策制度

　　認真貫徹執行人民民主制度，進一步活躍民主生活，定期召開區人民委員會議。堅持重大問題由人民委員會議討論決定，政府部門認真執行人民代表大會決議?；謴土藚^長定期接待人民代表制度，認真處理人民來信來訪，進一步密切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

　　(三)加強街道基層組織建設

　　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加強了街道基層組織建設。1962年10月10日，全區基層組織整頓工作在西市場分社進行試點。在試點取得經驗的基礎上，整頓工作全面展開。到10月底，全區71個居民委員會、1081個居民小組調整為88個居民委員會、1326個居民小組。同時，在各居委會普遍設立了生產服務、治安保衛、文教衛生、優救福利、民事調解等業務委員會，有力地推動了街道工作。

　　此外，還加強了征兵、民兵和民族工作，開展了法制教育宣傳。

　　二、增產節約與“工業學大慶”

　　1963年3月23日，區委召開基層黨員干部會議，傳達學習中央和省、市委有關指示精神，部署繼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號召各基層單位比先進，找差距，掀起生產新高潮。

　　5月27日，區人大五屆一次會議指出：以“五好”為內容的增產節約運動已經取得初步成效，但不少單位仍存在效率低、消耗多、質量差、成本高、資金周轉慢、浪費大的問題。要充分發動群眾，切實轉變領導作風，克服官僚主義，通過反浪費、比先進、算細賬、堵漏洞，把增產節約運動更廣泛、更深入地開展起來。(一)厲行節約，扭轉虧損，增加盈利。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抓好降低生產成本、降低建設安裝造價、降低疏通費用的工作，爭取盡可能地增加盈利，減少和消滅企業虧損，增加社會主義積累。(二)努力提高質量。堅持把提高產品質量放在生產工作第一位，切實加強技術管理工作，嚴格質量檢驗制度。生產和建設要按照主管部門規定的技術標準進行。商業部門要提高服務質量，切實保證出售商品的質量，特別是定量供應商品的質量。(三)增加品種，增加產量。加強新產品試制工作，增加產品的品種和規格。企業增產計劃，要報經主管部門批準。主管部門要對試制新產品創造基礎條件。(四)加強企業管理。無論是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力管理、物資管理、財務管理，還是政治工作、職工生活、組織領導，都要根據中央關于國營工業企業、手工業和國營商業等條例規定，把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完善起來。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采取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相結合的辦法，認真研究解決。(五)開展增產節約勞動競賽。充分發動群眾，討論落實生產計劃，發揮全體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繼續開展以辦“五好”企業、做“五好”工人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隨后，全區各廠礦企業深入開展了以“五好”為目標的比、學、趕、幫增產節約運動。

　　1963年底，石油戰線上傳出捷報。經過3年艱苦奮戰，大慶油田開發出油，結束了中國石油主要依靠進口的歷史。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傳達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號召工業戰線學習大慶經驗。大慶成為中國工業戰線上的一面旗幟。

　　3月6日至9日，槐蔭區委召開全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相互學習，克服驕傲自滿，固步自封的指示》，部署開展學習人民解放軍、學習大慶活動。會議全面介紹了解放軍和大慶油田的經驗，組織與會人員認真學習討論，并聯系各自實際制訂了落實措施。17日至21日，區人大五屆三次會議組織與會代表聽取了關于大慶油田的情況報告和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的報告，同時作出關于學解放軍、學大慶的決定，號召全區人民以解放軍和大慶油田為榜樣，踏踏實實做好工作，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1964年的國民經濟計劃。4月7日，區委召開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表彰“五好”先進集體和個人，推選出席全市“五好”代表大會的代表。同時號召全區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深入開展以爭創“五好”和比、學、趕、幫、超為內容的增產節約運動。此后，全區“工業學大慶”運動掀起高潮。

　　1963年到1965年，增產節約運動和“工業學大慶”運動的開展，有力地推動了工業企業的發展。1965年，全區工業總產值完成年計劃的128%，比1964年增長62%;主要產品產量和產品質量穩定提高;全員勞動生產率比1964年提高42%;可比產品總成本比1964年降低13%;企業利潤提高75%。各廠礦企業先后學習先進地區經驗418條，落實336條。企業職工提出革新建議500多條，落實300多條;試制成功示波器、壓力表等新產品9種。利用廢舊物材成功研制出了擠塑機、“流動鋸床”、混砂機、擴眼機、攻絲機等新機器，提高了生產效率，節約了國家資金。全區節約用煤600噸、鋼材70噸、木材560多方。

　　三、農業學大寨與西郊“稻改”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的一個貧窮山村。農業合作化以后，陳永貴等帶領大寨人戰天斗地，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上建起層層梯田，通過艱苦勞動實現了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大寨事跡并發表《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號召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大寨成為中國農業戰線的光輝榜樣，全國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

　　2月4日至3月16日，山東省委召開四級干部會議，對全省學大慶、學大寨問題提出了要求和意見。5月23日，市委對農業學大寨作出部署。要求治山治水，改變自然面貌;改良土壤，培養地力，逐步實現山區梯田化、郊區園田化和治黃稻田化;改革農業技術，實行精工細作;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發展多種經營，壯大集體經濟。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要求，槐蔭區深入開展了改良土壤、種植管理、品種改良以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業機械化等工作，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的高潮。

　　由于西郊農村地處沿黃地帶，地勢低洼，多屬鹽堿土地，土壤濕涼板結，糧食產量很低。新中國成立以來，沿黃各村曾采取起土改堿、“刮堿”、“洼地筑臺田”等方法，試圖改良土壤，提高糧食產量，但都未取得好的效果，部分村莊仍然需要國家返銷供應糧食。在黨和政府的帶領下，根據沿黃地區土壤現狀和水資源豐富的實際，部分村莊開始試種水稻。1957年，藥西鄉(今屬吳家堡鎮)黨委請來種稻能手推廣種稻技術，興林農業合作社共產黨員梁培慶首先在150畝的澇洼地里試種水稻，當年畝產達到164公斤，比上年畝產糧食增加114公斤，初次“稻改”試種獲得成功。9月，陳賡大將視察興林農業合作社的“稻改”情況，給予充分肯定。1958年“大躍進”開始后，當地村隊盲目推廣水稻種植，種植面積高達2萬畝。但由于灌溉水源、農業機械等問題未能解決，大片整好的稻田因為缺少灌溉條件而荒蕪，僅有零星洼地獲得豐收，水稻種植計劃破產。

　　1964年農業學大寨運動開始后，七里鋪大隊把提高糧食產量作為農業學大寨的重中之重，從睦里閘放引玉符河水試種700畝水稻喜獲豐收，決定劃出700畝土地再次進行水稻試種，實現畝產水稻200公斤。當年，七里鋪村實現了由吃8萬斤國家統銷糧到上交10萬斤國家公糧的轉變。七里鋪村的“稻改”試驗引起了市、區兩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關注和大力支持。隨后，濟南市開始在全市范圍內推廣實施“稻改”。

　　1964年冬，西郊區委成立“稻改”指揮部，大規模平整土地，指導開展“稻改”。同時，撥?？?04萬元進行“稻改”所需的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機械購置，派出專業技術員全程進行技術指導，以西郊地區的周官屯村為中心，大面積推廣水稻種植。1965年，西郊地區水稻種植面積達18000余畝，平均畝產160公斤，大規模“稻改”取得成功。此后又逐步推行稻麥兩作，達到了一年兩熟，實現了穩產高產，農民群眾徹底摘掉了種地靠貸款、吃飯靠統銷、生活靠救濟的“三靠”帽子。七里鋪村因此成為全省農業學大寨的一面旗幟，先后接待美、英、法、荷蘭等32個國家和地區的58個代表團前來參觀學習。

　　與此同時，西郊地區積極推廣蔬菜生產上的塑料薄膜應用技術和馬鈴薯與玉米間作技術，蔬菜種植面積不斷擴大，產品種類不斷增加，成為全市重要的蔬菜基地;南部地勢較高地區則積極平整土地，挖溝治堿，逐步推行小麥、玉米輪作新技術，改一年一作、二年三作為一年兩作，糧食產量逐年提高。

　　農業學大寨運動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1966年，全區平均畝產糧食達到210公斤，比1958年增長35.5%。此后，沿黃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落后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改變，成為遠近聞名的優質大米出產區。

　　四、搞好市政建設和管理

　　1963年1月15日至2月3日，市委召開全市城市管理工作會議，制定并發出了《市容管理暫行辦法》、《房屋管理暫行辦法》及城市建設、市容、市場、衛生、交通等21個暫行辦法草案。5月27日，區委書記召開會議指出，要認真貫徹市委關于加強城市管理和整頓城市秩序的指示，采取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相結合的辦法，在全區范圍內廣泛深入地進行以“愛勞動、有禮貌、講衛生、守秩序、愛公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教育。要集中力量抓好維修養護工作，力爭盡快把市政設施失修和房屋失修的局面扭轉過來，并使維修保養工作走上經?；?、制度化軌道。本著“少花錢、多辦事”精神，有計劃有重點地搞好市政建設和公用事業建設，特別要抓緊解決防洪排洪和排水排污問題。建立健全城市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規范城市管理。

　　1964年初，市委召開地區工作會議，發出“用自己的雙手建設和管理好自己的城市”的號召，要求發動人民群眾，搞好城市建設和管理?；笔a區積極響應號召，積極探索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道路，發動全區人民群眾學習大寨精神，發揚自力更生、勤儉創業的優良傳統，組織15萬人次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極大地改善了城區面貌。

　　1963年到1965年底，全區整修街巷150條、10萬平方米;新建下水道27條、7600米;新挖排水溝渠3300米;修繕房屋29000多間;植樹8萬多株。其中，重點整修了道德街、北大槐樹、中大槐樹、西市商場的路面和下水道，改造了平安里的居民住宅。為了解決路面坎坷不平、雨季房屋被淹問題，北大槐樹街居民自己動手進行了道路整修綠化和排洪改造，修建了1000多米的防洪護坡，種植了800多株柳樹，使整個街道煥然一新。居民群眾編成歌謠唱道：“北大街，換新貌，石頭護坡修得好;既防水，又美觀，兩旁楊柳如一線;下雨不怕淹，雨后不踩泥，從心眼里感謝毛主席!”

　　通過人民城市人民建活動，不僅節約了國家資金，改善了城市環境面貌，同時進一步增強了群眾的主人翁責任感和關心愛護城市的自覺性，探索出了一條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的新路子。

　　五、備戰、備荒、為人民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日益嚴峻，中共中央意識到在我國周邊地區隨時都有爆發戰爭的可能。為預防突發戰事，全國上下有計劃地開始了備戰工作。同時，面對3年自然災害的嚴酷事實，備荒工作也被提上議事日程。

　　從1962年起，槐蔭區開始在上級的指示下積極開展備戰工作。1962年7月，設立了區人民防空領導小組，65個駐區單位和9個街道分社分別成立了人防戰備領導小組。同時，設立了11個配有高炮、輕重機槍的對空射擊隊;建立了通訊、防化中隊，健全了指揮系統和通訊警報制度，完善了設施;成立了336個消防、救護、搶修、運輸和治安糾察隊，隊員4332人。同時，全區有步驟地開始了防空掩體修筑工作。1962年至1964年，全區共構筑各類簡易防空掩體1.09萬平方米，修建地下防空指揮部149平方米，修建地下通道136平方米。是年，全區建立了4個民兵師，轄16個團、43個營、294個連。

　　1964年5月，由于蘇、美加緊了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中共中央對國民經濟進行了一次重大的區域性布局調整。此后，隨著越南戰爭的蔓延入，戰火燒到了中國的南大門，國際形勢愈發緊張，全國范圍內有組織地展開了抗美聲援活動。8月10日下午5時，濟南市委在中山公園召開萬人大會，聲援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斗爭，槐蔭區設立了示威游行指揮所，229個單位的52000余名群眾參加了示威游行。11月15日，省、市委在珍珠泉禮堂召開聲援巴拿馬人民反美斗爭大會，并組織了10萬人大游行?；笔a區25000余人參加了這次游行示威活動。

　　1965年5月4日，全區召開了有800多名黨員干部參加的形勢備戰問題討論會。通過傳達上級精神，結合學習毛澤東有關指示，廣大黨員干部進一步明確了形勢任務，提高了警惕，增強了戰爭觀念。

　　1965年8月，毛澤東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對這一戰略方針加以概括。10月，區委認真傳達貫徹中央“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指示精神，并強調要以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為綱，以備戰為動力，以生產為中心，抓革命，促生產，大力支援農業，深入開展比、學、趕幫、超的群眾運動。在備戰方面，進一步抓好形勢教育，提高革命警惕;迅速健全備戰防空領導組織，以基干民兵為主，落實治安糾察、消防、戰地搶救、搶修等各種專業隊伍，搞好民兵政審，進行專業訓練;做好人口疏散的調查，制定疏散方案。同時，加強對敵斗爭，嚴密掌握敵情動態，切實做好危險分子的調查控制工作，打擊和防范敵人的現行破壞活動。

　　1966年2月下旬，全區開始進行修筑防空掩體試點工作，確定了8個試點單位。按照計劃，上半年為試點階段，下半年分期分批逐步展開。到4月初，全區完成4805個工作日，挖修防空掩體12個，總長度達到325米，面積412平方米，可容納1000余人。4月，區委貫徹市委工作會議精神，發出“大力突出政治，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戰勝一切”的號召，發動全區人民從有利于逐步縮小“三個差別”的根本方向出發，深入開展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加強戰備，支援農業，支持國家重點建設;進行系統戰備教育，充分做好粉碎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一切準備。同時，要求依靠發動群眾，堅持自力更生，按照“四防”要求和“提高認識，結合生產，勤儉節約，安全適用”的原則，挖修防空掩體;認真做好疏散人口準備工作;繼續抓好民兵工作“三落實”，整頓民兵組織，搞好軍事訓練，積極搞好生產，隨時準備參軍參戰。要求工業企業努力增產，大抓節約，大反浪費，挖掘企業潛力，出新產品，推新技術，把支援農業和支援國家重點建設作為政治任務。5月26日，槐蔭區軍事野營指導委員會成立。此后，備戰、備荒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

　　“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口號后來多與“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聯在一起，成為冷戰時期我國戰略防御構思的總概括。

　　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新中國成立以后，城鎮中小學畢業生日益增多卻不能及時就業，廣大農村地區和邊疆地區急需大量有知識的人才。為迅速改變農村和邊疆地區經濟落后、人才匱乏的局面，中央開始著手動員城市知識青年支援農村和邊疆建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在城鎮就業壓力日益增大、農村和邊疆地區急需大批人才的情況下逐步興起的，是當時條件下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積極探索。

　　1955年8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要求各地青年組織積極幫助青年人到農村參加生產和工作。9月，毛澤東指出：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

　　1959年，槐蔭區積極響應中央號召，開始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支援農村和邊疆建設。當年，全區首批140名知識青年到黑龍江參加生產建設。

　　這個時期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初級階段，重在輿論倡導，以期形成新的社會風尚，到農村去的城鎮知識青年并不算多，但其實際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下鄉人數本身。

　　20世紀60年代初，為調整“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局面，精簡了相當數量的職工，每年又有大量新生勞動力需要安置，城市勞動就業面臨巨大壓力。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6月2日，省委、省人委發出《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下鄉的指示》。6月4日，市委召開會議，部署開展動員知識青年和閑散勞動力下鄉工作。

　　1964年起，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槐蔭區廣泛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農村和邊疆社會主義建設。經過大力宣傳和深入發動，“到農村去”、“到邊疆去”成為廣大知識青年的自覺行動，涌現出了許多父母動員子女、子女說服父母、兄弟姐妹同下鄉的感人事跡。到1965年底，槐蔭區有1118名知識青年到青海、甘肅及省內農村參加生產建設。此外，還動員2873名閑散勞動力回鄉參加農業生產。

　　從城市到農村，從學生到農民，廣大知識青年通過上山下鄉，經歷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和思想意志、身心體能的艱苦磨煉，從而產生了強烈的改變農村面貌的責任感和主人翁精神，把大好青春年華無私地奉獻給了祖國邊疆和農村的生產建設。

　　七、文教衛生事業的發展

　　教育事業方面，貫徹“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實現了較快發展。1963年到1965年期間，全區新建、擴建小學12處，在校學生達到31000多人，比1963年增長15%;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3%。根據中央關于推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指示，新建了1處工讀中學，在校學生達400多人。深入開展教育革命，加強了師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勞動教育;實行“啟發式”教學方法，克服和糾正了片面追求升學率和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提高了教育教學質量和辦學水平。

　　文藝工作方面，貫徹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大演革命現代戲，大力發展群眾業余文化活動。1963年到1965年期間，全區培養業余文藝積極分子3000多名，共創作劇本45個、文藝作品133件，編排演出反映新生活的文藝節目502個，豐富了廣大職工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激發了生產積極性，傳播了革命思想，占領了社會主義思想陣地。

　　體育工作方面，貫徹了為生產、為國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進一步開展了群眾性的體育活動，進一步增強了人民體質，有力地促進了生產。1964年，建成了占地面積達6000平方米的槐蔭區游泳館。深入開展了籃球賽、乒乓球賽、游泳比賽等群眾性體育活動，培養了一批業余體育人才。

　　醫療衛生工作，廣泛深入地開展以預防腸道傳染病為中心和以“三管”“兩滅”為重點的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大力發展紅十字衛生站，加強了各項防疫措施，衛生工作水平有了較大提高，蚊蠅密度顯著下降，較好地控制住了傳染病的流行。積極開展醫學研究，改革醫療制度，轉變工作作風，提高醫療質量，保障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深入開展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實行計劃生育的人越來越多，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1965年，全區人口出生率為16.9‰，比1964年降低34.65‰，比1963年降低62.85‰。

　　按照中央關于進行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指示，槐蔭區開展了第二次人口普查工作。1964年5月3日，槐蔭區人口普查辦公室成立。5月上旬，區委在五里溝街道辦事處進行試點，總結經驗，訓練骨干。整個人口普查工作，按照上級統一部署進行，到7月15日圓滿結束。根據普查統計，截止1964年6月30日24時，全區實有人口164497人，其中男性85324人，女性79173人。

　　到1965年，全區勝利完成了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走上了比較正常的發展軌道，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顯提高，積極投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事業和滿懷信心迎接新的發展的熱情進一步高漲。

　　第六章 開展“社教”和“四清”運動

　　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后，經過國民經濟調整，全國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得到緩解，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是，“左”的指導思想并沒有從根本上得以糾正，“左”的錯誤在政治和思想領域仍然存在并有所發展。同時，世界局勢仍然動蕩，中蘇分歧不斷擴大，中美之間斗爭加劇，中印邊界發生嚴重武裝沖突。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由于國內極少數反動分子妄圖“變天”，部分干部群眾也因為生活困難表現出一些不滿情緒，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作出了不切實際的估計。他告誡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同時，還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隨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在全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展開，隨著運動的深入，社教運動的目標發展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四個方面，也稱為“四清”。

　　第一節 “社教”運動的發動與開始

　　1963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教”運動經驗，提出了“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口號。隨后，區委根據上級的工作部署，在全區逐步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一、“社教”運動的發動

　　1962年10月11日至11月7日，中共山東省委一屆十六次全委(擴大)會議召開。會議傳達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精神，著重討論了形勢和教育部署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糧食、冬春工作安排和1963年生產計劃等問題。會后，省委在轄區大金村開展了清工分、清財務等“小四清”試點。

　　與此同時，濟南市委開始領導全市干部群眾學習貫徹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學習毛澤東指示以及中央“農業六十條”等重要文件，揭開了以階級、形勢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五反”運動的序幕。從1962年底到1964年秋，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槐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進行了思想發動、培訓骨干和試點工作。

　　1962年12月中旬，槐蔭區委結合學習貫徹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對黨員干部教育、職工群眾社會主義教育、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等作出安排。隨后全區教育運動的前期準備全面鋪開。在黨員干部教育方面，按照先骨干后一般、先黨內后黨外的原則，通過召開700人的區委擴大會議，系統傳達學習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和省、市委擴大會議精神，利用半年時間，分6期對全區879名基層黨政領導干部進行了輪訓，使廣大黨員干部明確了階級觀點，劃清了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界限，理解了中央提出的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的重要意義。在群眾教育方面，首先對257名社居主任進行培訓，再以社為單位對廣大職工、社員群眾、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街道居民等進行了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為即將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思想上和輿論上做了準備。

　　1963年3月23日至29日，為認真貫徹中央《關于厲行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精神，區委召開基層黨員干部會議，部署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會議傳達了中央批轉的湖南省委《關于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的報告》、山東省委《關于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市委《關于在城市中開展增產節約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意見》。會議提出，按照“五反”運動的總要求，要深入進行階級教育，使廣大干部社員劃清界線，明確方向，提高覺悟;各級領導干部要“洗手”、“洗澡”、“放包袱”，自覺把官僚主義、分散主義等思想徹底反透，揭露和阻止反動勢力的破壞活動，抓好各項生產建設。同時，考慮到實際工作中的規?？刂茊栴}，區委要求在居民干部中不提“放包袱”，改為學習討論，實行正面教育，不搞批判斗爭。

　　4月，區委確定在五里溝分社進行街道面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試點工作中，通過對分社情況的監督和檢查，了解了五里溝分社干部和居民的思想狀況，對干部群眾進行了社會主義和階級教育。通過訓練骨干的方式，逐步在分社中傳達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和精神，揭開了階級斗爭的蓋子，劃清了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界限。在此基礎上，開展了以勤儉持家為主要內容的街道“五好”活動。與此同時，區委還在服務區店、軸承社、電器社、機械廠、皮革社進行了企業面上的“五反”運動試點。試點取得經驗后，工業、交通、財貿系統56個單位的“五反”運動相繼開始。

　　到1963年5月，全區共訓練骨干和積極分子2106人，4168名干部職工參加了這一階段的“社教”運動。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大大提高，新道德、新風尚得到進一步樹立和發揚。在全區黨政機關、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中開展的“五反”運動和在企事業單位、街道中開展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絕大多數干部自覺檢查了多吃多占、私分、走后門、立場模糊、生活享樂、鋪張浪費等問題。

　　二、貫徹“社教”運動《雙十條》

　　1963年5月2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工作會議，發出《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對國內政治形勢作出了更為嚴重的錯誤估計，認為當時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而“四清”和“五反”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作出《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后十條”)，提出階級斗爭是運動應抓住的最基本的要點，要求各地訓練干部，進行試點，為大規模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做準備。“后十條”在肯定“前十條”的基礎上，明確提出要“以階級斗爭為綱”，把“四清”和“五反”運動作為國內反修防修、挖修正主義根子的一個重大戰略措施和比土地改革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雙十條”實際成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性文件。

　　7月11日，槐蔭區委召開常委會議，學習討論中央和省、市委有關會議精神，宣講“前十條”內容，對重新訓練干部、進行試點等作出部署，為大規模的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準備。8月2日，區委再次召開常委會議，研究部署機關“五反”和整改問題。要求機關“五反”運動分四步進行：第一步學習文件“洗手”、“洗澡”;第二步查上當“放包袱”;第三步反貪污盜竊;第四步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參加的范圍包括區委、區人委、政法、稅務分局、糧食分局機關、工商聯和街道辦事處機關，重點是區委、 區人委領導干部，對一般干部主要是正面教育。重點解決5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領導干部學文件提高認識;二是提高自覺，“洗澡”、“放包袱”輕裝上陣，把官僚主義反透;三是正面教育克服不良傾向;四是徹底揭斗爭蓋子反貪污盜竊;五是干部參加勞動轉變作風。會后，槐蔭區成立了“五反”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負責日常的具體工作。

　　1963年12月7日和1964年1月5日，市委發出關于傳達學習“雙十條”的通知和《關于廣泛、迅速、深入宣傳中央兩個十條的部署意見》，要求到春節前，在全市范圍內，開展一次大張旗鼓的宣傳中央“雙十條”運動，以推動“社教”運動深入開展。

　　1964年1月10日到30日，槐蔭區開展了“雙十條”宣傳活動。1月10日至15日，根據市委關于迅速廣泛深入地宣傳中央“雙十條”的指示，區委和各分社黨委選派、培養報告員178人，訓練黨團員和基層骨干積極分子3164人，研究制定了具體宣傳方案。隨后，以木器社、振興街四居為基點，向社員、居民宣講了“雙十條”。至2月初，區屬205個單位的44690名職工群眾全部接受了宣傳教育，基本實現了家喻戶曉。

　　1963年10月到1964年2月，區委在第二鍛壓廠開展了新一輪“五反”試點工作。區委工作組試點人員與工人實行“三同”(同學習、同勞動、同生活)，先后進行了憶苦思甜、階級教育、摸底排查、發動群眾、揭發批判和組織處理等工作，挖出了部分貪污分子。鍛壓廠工人積極響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隨后區委將試點經驗在全區推廣。1963年11月，五里溝分社三居、鍛壓廠、蔬菜區店、服務區店等單位也被確定為試點單位，并提出了增加工業生產、支持農業生產、改進經營管理、協調比例關系等要求。

　　1964年初，區機關“五反”中的前“三反”基本結束。1月24日，區委召開支部委員以上黨員干部會議，針對前“三反”中退賠進度遲緩的問題作出分析，對退賠退贓問題提出具體意見，要求采取逐個登記的辦法，摸清需退賠退贓人員情況;退賠退贓人員要制定退賠計劃，并按照計劃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退賠退贓的形式包括現金、票證、實物和公物還家。在此基礎上，后“兩反”繼續推進。3月9日，區委成立了社會主義教育“五反”運動辦公室和“五反”運動經濟退賠領導小組。4月16日，在全區機關干部會議上，區委對機關“五反”進行階段總結，并對第四階段(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工作進行了部署。要求在思想建設方面，繼續深入開展黨課教育，加強思想革命化;在組織建設方面，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把機關民主生活活躍起來，同時開展好黨員干部思想鑒定工作;在制度建設方面，對前“三反”暴露的問題和學解放軍、學大寨找到的差距進行全面分析，系統整改，建立工作制度，制定部門工作條例。5月中旬，機關“五反”基本結束。

　　4月7日，街道“社教”運動全面展開。主要內容是深入宣傳“雙十條”，深入學習解放軍精神，以階級教育為綱，采取發現、挑選、培養積極分子、回憶對比、聯系實際、訴苦對比、階級教育等方式，進行對比教育、兩條道路斗爭和新道德、新風尚教育。5月11日至6月2日，根據社教運動的試點經驗，區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引導全區干部進一步學習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針政策，深入開展階級教育和回憶對比，自覺 “洗手”、“ 洗澡”，放下包袱，檢查在思想、作風和工作上存在的問題。

　　7月，小學面上的“社教”運動展開。中旬，區委常委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對小學教師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兑庖姟氛J為：小學教師隊伍的階級關系、政治歷史情況極為復雜，階級斗爭在小學方面的反映也相當尖銳，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必然會反映到學校內部來，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不少學校領導干部非政治化傾向有了增長，階級立場模糊，政治上麻木不仁，對階級斗爭在學校里的反映“看不見，嗅不出，抓不住”，嚴重地影響到了工作的開展。在小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使廣大教師受到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和階級教育，團結95%以上的干部和群眾，打擊學校中牛鬼蛇神的破壞活動，剎住歪風，促進學校更加革命化。運動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準備工作階段，主要進行調查研究，摸底排隊，挑選訓練骨干，選擇培養好典型，準備報告材料，編組培訓;第二階段為進行社會主義自我教育階段，主要是學習中央文件，憶苦思甜，算賬對比，激發階級感情，進行自我教育，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促進革命化;第三階段是思想建設與組織建設階段，主要通過充實調整學校領導骨干，大力培養新生力量，建立健全學校政治工作制度，健全學校工作秩序，做好整黨、整團工作，整頓教師隊伍。8月3日，區委成立小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領導小組。從8月9日至14日，在緯十路小學等10處公立小學、2處民辦小學的424名教職員工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12月9日，教育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區26處小學、1處民辦中學全面展開，參加運動的教職員工1017人。按照區委要求，各學校和廣大教職員工積極揭開學校階級斗爭蓋子，明確階級斗爭的嚴重性，提高了教師自我革命自覺性;動員干部、教師自覺“洗手”、“洗澡”，提高認識，劃清界限;研究制定了整改規劃和實現革命化的具體措施，深入開展了比、學、趕、幫運動。

　　三、肅反“內清”同時開展

　　1963年，隨著“社教”運動的深入和“四清”運動的試點啟動，審干、肅反工作轉入內部中層清理階段(簡稱“內清”)。

　　1963年7月，根據省、市委關于繼續完成中內層(內部中層)肅反(清理)工作意見的指示精神，區委成立了7人“內清”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同時建立了直屬區委領導的支部委員會。“內清”領導小組成立后，根據肅反為“五反”服務的原則，采取檔案翻身、普遍過濾、重點審查的辦法，從歷史到現實對相關人員進行逐個排隊清查。至9月底，對全區已開展“五反”運動的11個全民所有制單位、1個集體所有制單位共3063人進行了摸底，確認肅反對象46人。

　　10月，結合“五反”運動的開展，區委對“內清”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一是對已經開展“五反”運動的單位，結合查上當“放包袱”，促使當事人主動交代歷史問題證明人。二是對沒有開展“五反”運動的單位，在逐個排隊的基礎上，根據具體表現分別對待。即確實有問題的采取面對面談話、側面了解、走訪群眾等形式進行調查;調查沒有結果的，等待“五反”運動開始后再進行談話，既要找出問題的證明人又不影響肅反對象。三是對已經開展“五反”的單位的重點人物抓緊查實，以便與“五反”運動緊密結合。

　　1964年2月27日，市委政法領導小組研究下發了《關于內部清理工作中執行案件審批權限和有關制度的幾點具體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批準清理對象和甄別定案處理的權限。3月20日，區委對結合“五反”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內清”作出部署，要求內部清理工作與“五反”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分期分批進行。在“五反”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開始，進行人員排隊，再根據任務的大小，確定專人組織調查、核實工作。結合“五反”運動，抓住揭階級斗爭蓋子的時機，深入發動群眾，既放經濟包袱，又放政治包袱。要在不驚動“內清”對象的前提下，召開小型知情人座談會，搜集敵情材料。調查線索中斷需詢問清理對象時，必須經區委同意，不準逼供誘供。

　　截止7月初，全區建立清理班子9個，清理單位18個(全民所有單位15個，集體所有制單位3個)，確認肅反對象48人。隨后，槐蔭區還在小學教師和木瓦社社員中集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和凈化黨內成分工作。

　　從1962年秋到1964年秋，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進行了試點工作。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初步清理了各種經濟問題，進一步落實和鞏固了農村現行經濟體制和政策，完善了財務管理制度和勞動制度，提高了社隊干部管理水平，糾正了黨員干部中存在的各種歪風。在城市加強了組織領導，改進了工作方法，活躍了民主生活，密切了黨群關系。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取得成效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現為：政治上片面地強調階級成分，一定程度上人為地擴大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經濟上采取了廢止包工包產責任制、自留地上農產品的自由買賣和取消企業獎金福利待遇等“左”的政策和措施，使一些有益的探索被迫中斷，妨礙了生產和經濟恢復發展的進程，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

　　第二節 “四清”運動形成高潮

　　從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討論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中的一些過左做法。同時，“二十三條”將“四清”的內容規定擴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更加錯誤的觀點。自此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槐蔭區委根據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采取點、面結合的方法，開展了“社教”和“四清”運動。

　　1965年1月23日，區委召開全委會議，傳達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紀要“二十三條”，要求全體干部在提高覺悟的基礎上，“洗手”“洗澡”“下樓”，自覺投入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來。3月12日，全區1288名干部參加了市委召開的以學習“二十三條”、干部“洗手”“洗澡”、制定退賠改正計劃為內容的三級干部會議。會議期間，槐蔭區684名干部全程出席會議，308名干部交代了“四不清”問題，交代大小“包袱”452個。會后，槐蔭區的“四清”工作全面展開。

　　3月25日，區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重溫了全市三級干部會議精神，對“社教”和深入宣傳“二十三條”進行部署。會議要求，在全市三級干部會議上放下“包袱”的同志要搞好生產，將功補過;沒有放下“包袱”有“四不清”問題的要繼續“洗手”“洗澡”“放包袱”。“洗手”“洗澡”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經濟上“不清”，包括經濟手續不清，財產賬目不清，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二是政治上“不清”，包括隱瞞出身成分，政治歷史，重要社會關系，封建把頭，階級界限不清，敵我不分，用人不問政治革命等;三是嚴重作假，騙取榮譽，欺騙國家等。會議強調，要采取大中小會結合、會內會外結合、小組會談、個別交代等方式，既可以直接找組織談，也可以采用開賬單的辦法交代，可以邊學習邊準備，邊醞釀交談邊“放包袱”。會議同時要求，立即向全體職工群眾宣傳好“二十三條”，采取試點的方式，引導職工群眾“放包袱”，但不作硬性要求。

　　5月至6月中旬，區委多次召開組織處理會議。據統計，全區共有“四不清”干部職工660人，占全區干部職工總數的6.24%。其中干部491人，占干部總數的22.63%。初步排隊可以解放的563人，占“四不清”干部的83.41%;對不能解放的干部，按照上級政策指示進行了組織處理。到6月18日，全區應當解放的563名同志全部解放。對不能解放的干部，分別作出了開除黨籍、記大過、調離工作、下放勞動或免予處分的處理。

　　10月25日，區委召開全區干部會議，進一步強調做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要性。會議指出，全市的“四清”運動已經在較大范圍內展開，全區暫不開展運動的單位要按照“二十三條”的精神，抓好面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一是領導干部要按照革命化的要求，檢查改進在政治思想工作、服務到班組、發揚民主、參加勞動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二是針對干部職工群眾的思想問題，經常有計劃地進行階級教育、形勢教育、新道德新風尚和守秩序教育;認真貫徹重在表現的階級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三是對少數犯有錯誤尚未交代或沒有改正的人，要繼續教育，促其主動檢查改正，將功補過，不要消極等待。四是堅決按照黨的方針政策辦事，反對資本主義經營思想和行為。

　　11月9日，區委對面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進行再部署，要求全區進一步學習文件和上級指示精神，解決思想問題。在此基礎上，以小整風的方法，檢查思想和工作實際，堅持邊學習，邊座談，邊檢查，邊改正。11月14日，面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印刷廠開始試點。試點工作分為三步：第一步學習文件進行教育，通過輔導報告、開展座談討論、自學等方式，學習中央文件，樹立革命思想;第二步總結檢查工作，動員群眾鳴放，召開支部擴大會，結合檢查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研究整改意見;第三步掀起整改高潮。從16日開始，全區面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工交、財貿、文教、街道辦事處等陸續展開，并逐漸形成高潮，到年底告一段落。

　　1966年，全市中央、省、市屬工廠企業和財貿系統的糧食百貨行業以及農村第一批“四清”工作逐漸進入高潮。6月3日，按照全市文教系統先搞文化革命再搞“四清”的部署，槐蔭區開始進行小學文化革命和“四清”運動的準備。一是進行思想、人員摸底;二是準備充實文教隊伍的新力量;三是準備工作隊，原則上按照教職工數的10%左右進行配備。

　　6月中旬，省、市先后召開會議，要求以文化革命的精神搞好“四清”工作。按照省、市委要求，槐蔭區對文教方面的文化革命和“四清”作出部署。要求中學要堅持蹲點在前，積極領導。小學要嚴格控制，組織學習文件，提高認識，不發動揭發批判斗爭;小學教員可以搞揭發批判。工作上不怕亂，不要有清規戒律。領導上注意貫徹政策，不打不罵，不戴高帽子，不上街。“四清”運動和文化革命的結合部署，實際上標志著工作重點逐步轉向文化革命。隨后，“文化大革命”開始，計劃中的“四清”運動也隨之終止。

　　到1966年上半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基本結束。歷時3年多的城鄉“社教”和“四清”運動，對于糾正干部多吃多占、強迫命令、欺壓群眾等作風和集體經濟經營管理方面的許多缺點，剎住封建迷信等歪風邪氣和打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堅持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錯誤地打擊了許多干部和群眾。一些正確的經濟政策和措施被指責為“資本主義傾向”和“資本主義尾巴”受到批判并被否定。這次運動還只是在局部地區展開，沒有發展成為全局性錯誤。然而，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的錯誤批判和斗爭，使“左”的錯誤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生。

　　第七章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

　　適應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形勢，槐蔭區進行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探索，重點開展了認真學習毛澤東著作、健全和完善基層黨的組織、加強群團組織建設等項工作。同時，為適應建立人民公社的需要，還成立了人民公社黨委，召開了人民公社黨員代表大會，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基礎和保證。

　　第一節 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

　　思想作風建設是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基礎和保證。這一時期，區委積極引導廣大干部群眾，通過學習毛澤東著作、向英模學習等活動，加強思想作風建設，強化集體領導，對于改進領導作風、密切黨群干群關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深入學習毛澤東著作

　　學習革命理論，用革命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是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奪取了政權，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工作重心由農村到城市、由摧毀舊世界到建設新社會轉變的新形勢，中共中央要求全黨要進一步學好毛澤東著作。學習毛澤東著作成為當時的重要政治任務并逐漸掀起高潮。

　　1957年至1959年，槐蔭區委組織各級干部認真學習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及其在山東省省級機關黨員干部大會上所作的《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的報告。同時，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認真通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兩本書。1959年2月5日，為了進一步加強黨員的系統教育，區委決定建立槐蔭區委黨校。此后，區委黨校成為全區黨員教育的主陣地。

　　1960年2月17日至19日，省委宣傳部召開學習毛澤東思想動員大會，作出《關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決定》。3月6日至9日，市委召開各縣(市)及廠礦企業的文教書記會議，對進一步在全市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作出部署。按照省、市委部署，區委對開展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進行了全面發動。到5月，全區成立學習組3580個，41499人參加學習;建立輔導組246個，選派輔導員和講師3094名，組織宣傳隊339個，演出文藝節目1100場，受教育群眾達到40萬人次。

　　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輪訓干部的決定》，開始對全黨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干部，采取短期訓練的方式，普遍進行輪訓。按照中央《決定》要求，1961年9月至1962年11月，槐蔭區委在黨校先后舉辦7期黨員領導干部輪訓班，輪訓干部897名，重點組織了對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建設兩個方面內容的學習。通過學習，廣大黨員干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進一步認識和掌握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增強了黨性，活躍了黨內民主生活，對促進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1964年3月，區委召開全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相互學習，克服驕傲自滿，固步自封的指示》，部署開展學習人民解放軍及大慶油田的經驗。隨后各單位進一步進行了學習討論，聯系實際，對照檢查，制訂措施，推進工作。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解放軍，學習大慶油田經驗，在全區掀起高潮。

　　1965年4月12日，區委轉批了宣教部《關于更廣泛深入地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意見報告》?！秷蟾妗氛J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理論新的概括和發展，是當代馬列主義的最高峰;廣泛開展群眾性的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運動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區要反反復復、經常不斷的做好思想發動，提高認識和自覺性，加強組織領導，迅速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熱潮。隨后，全區先后組織了領導干部會、經驗介紹會和動員會，運用各種有效宣傳工具，采取定期更換黑板報，開展有線廣播，組織收聽有關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廣播節目，廣泛張貼毛主席語錄，組織駐區電影院、文化館配合放映幻燈等形式進行了廣泛宣傳，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迅速發展。至6月底，全區80%以上的職工參加了學習，參加人數達到10752人，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

　　7月31日，區委根據市委《關于學習辯證唯物主義，提高改進領導作風的若干規定》的指示精神，研究制定了具體執行意見?！兑庖姟芬?，各級領導干部都要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4篇哲學著作及其他文章，做到“讀、看、議、比、改”，著重強化一分為二的觀點、實踐的觀點、階級的觀點、群眾的觀點、徹底革命的觀點等5個方面的認識;領導干部要深入蹲點，參加勞動，努力實現革命化，區級機關常年要有一半以上的干部輪流到基層蹲點;領導干部要加強集體領導觀念，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學會運用辯證唯物論和一分為二的觀點，認真檢查工作，吸取經驗教訓，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同時，反對煩瑣哲學，克服會議多、頭緒多等“五多”現象。

　　1966年，全區學習毛澤東思想活動進一步升級。對于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基本著作，區委要求每個同志必須天天學、月月學、年年學，干到老、學到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行動，把學習、傳播和貫徹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此后，由于林彪所謂“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的推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開始興起，學習毛澤東著作逐漸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二、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

　　在組織廣大黨員干部深入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同時，圍繞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和紀檢監察工作，槐蔭區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進了領導作風的轉變，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

　　1960年5月25日，區委作出《克服官僚主義，改進領導作風的規定》?！兑幎ā分赋?，自“大躍進”以來，全區各級領導干部的命令主義、官僚主義作風相當嚴重，主要表現是會議多、文件多、報表多、臨時機構多、蹲點在上面多。區委要求各單位認真學習中央關于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發動群眾大鳴大放提意見，控制和減少不必要的會議、文件、報表，整頓臨時機構，停止借用干部。同時，開展了以改造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活動。到9月，據39個單位統計，全區2117名干部中實現“四同”的達到964名，占干部總數的45.5%。廣大干部深入生產一線，及時發現和解決了一些問題，密切了干群關系，激發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作出國民經濟調整的同時，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2月，區委先后召開常委會議和黨員干部會議，傳達貫徹八屆九中全會和省、市委工作會議精神，要求基層各單位必須按照實事求是的精神，檢查“大躍進”以來的工作，安排部署新的生產工作任務。

　　1963年3月1日，區委制定下發了《關于防止和糾正特殊化的意見》，要求廣大干部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市委關于“厲行節約”的指示精神，處處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和平等的精神要求自己;模范遵守關于糾正干部特殊化的有關規定，不準多吃多占，不準“走后門”，不準鋪張浪費，不準利用職務違反制度;監督所屬部門健全各項制度，堵塞一切漏洞;加強常委內部和上下左右的互相監督;發現各種違反政策、法令、制度及特殊化行為并及時糾正。11月1日，區委對《關于防止和糾正特殊化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制定了《關于防止和克服干部特殊化問題的暫行規定》?！兑幎ā芬?，所有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堅決執行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繼續防止和糾正政治上、生活上的特殊化;切實做到“不準多吃多占，不準鋪張浪費，不準挪用公款，不準貪污盜竊，不準投機倒把，不準打罵群眾，不準違法亂紀”;嚴格禁止請客送禮，鋪張浪費;干部調進調出和單位之間接洽公務，不準請客送禮;生產單位不準以處理殘次品或送樣品為名，互相送禮和向領導機關送禮;黨員干部凡遇婚、喪、嫁、娶、生孩子、過生日和過年，不準借機受禮;嚴格禁止虛報冒領，亂搞協作;嚴格禁止私分多占，走后門;嚴格禁止挪用公款和變公物為私有，干部住機關宿舍的，必須照章按時繳納房租，干部調動工作不得帶走公物;嚴格禁止生活特殊，非分享受?！兑幎ā窂娬{，對那些屢教不改邊反邊犯的，要從嚴處理，不得姑息;對檢舉揭發各種錯誤行為和特殊化的，不準打擊報復。

　　1964年，在深入進行“五反”運動的工作中，區監委提出了一快(調查研究弄清問題要快)、二高(結案效率高、工作質量高)、三滿意(組織滿意、群眾滿意、受處分者本人滿意)的工作要求，并在工作中積極落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與此同時，區委還高度重視民主集中制建設。1963年8月9日，區委作出《關于進一步加強集體領導，健全黨委制，轉變工作作風，改進工作方法等問題試行意見》?！兑庖姟分赋觯阂訌婞h委集體領導，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實行領導分工負責，充分發揮黨的組織作用;處理和控制減少不必要的文件報表;進一步活躍黨內民主生活，增強黨的團結，轉變作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不斷改進工作方法等。12月30日，區委向市委寫出《關于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情況報告》?！秷蟾妗氛J為：通過學習上級指示精神，進一步加強了黨委的集體領導;充分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活躍了黨內民主生活;認真執行了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指導基層工作注意了民主集中制原則。

　　三、向英雄模范學習

　　20世紀60年代前期，是中國承受內外壓力與黨和人民經受各種嚴峻考驗的時期，也是優秀的民族精神得到發揚光大，各類英雄模范和先進人物輩出，人們紛紛學習和效仿，在精神和物質諸方面不斷取得收獲的時期。這期間，槐蔭區委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先后開展了向雷鋒、王杰、焦裕祿等英雄模范人物學習的活動，對統一干部群眾的思想，堅定戰勝困難的信念和決心，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后，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活動。3月下旬，根據省、市委的統一部署，區委召開會議作了專題研究，確定在全區深入開展向雷鋒同志學習活動。從此，學習雷鋒活動在全區范圍內全面開展起來。與此同時，還開展了以愛勞動、講衛生、有禮貌、守秩序、愛護公物為主要內容的整頓城市管理秩序和發揚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宣傳教育活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5月，學習雷鋒活動在全區展開后，區糧食分局的楊芝英、陳桂蘭、楊承桂、張麗珍、李可新率先做出榜樣，被人們譽為學雷鋒活動中的“五朵金花”。她們發揚“一分錢”精神，勤儉節約，艱苦奮斗;悉心鉆研業務，對工作精益求精，熱情為國。業余時間拉糧、送糧、挖廁所，在助人為樂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績?；笔a區及時抓住這個典型，總結推廣，推動了學雷鋒活動的開展。“五朵金花”小組多次被評為市、區學雷鋒的典型。

　　1965年11月，全區開展向王杰同志學習活動。10日，區委召開“向王杰同志學習”大會，號召全區人民立即掀起向為救護民兵而英勇獻身的王杰同志學習的熱潮。要求全區人民以王杰同志為榜樣，努力做好各項工作。

　　1966年2月，《人民日報》報道了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的事跡，引起了很大反響。按照省、市委統一部署，槐蔭區委在省委黨校禮堂召開學習焦裕祿動員大會，聽取關于焦裕祿事跡報告，號召全區深入學習焦裕祿“心里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崇高共產主義精神，掀起了學習焦裕祿的熱潮。

　　第二節 加強黨的組織和隊伍建設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根據上級指示和工作的需要，區委領導機構和相關部門進行了調整。

　　1957年7月19日，市委組織部通知，經省委常委批準，市委常委崔子厚兼任槐蔭區委第一書記(4月份到職)，原區委第一書記李玉敏改任副書記。12月，根據市委指示，區委設立政法部，主要任務是加強法制教育，強化人民民主專政，協調區公、檢、法三方面開展工作。1958年5月5日，區委將7個街道辦事處黨支部改建為黨總支。6月初，接市委通知，區委第一、第二、第三書記的職務名稱改為書記、副書記。8月2日，根據市委指示，區委設立政法委員會黨組。11月，根據濟南軍分區決定，恢復設立中國人民解放軍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武裝部。12月，根據上級指示，區委決定把文教部并入宣傳部，原文教部工作由宣傳部接管。1959年2月5日，設立了中共槐蔭區委黨校。同月，經省委批準，孫若波任槐蔭區區長。5月，槐蔭區科學技術委員會和科學技術協會成立。同月16日至19日，區工商業聯合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第一屆執委會。9月，根據市委指示，區委決定成立街道工作部，主要負責管理區屬街道方面的工作。12月14日，區委書記崔子厚調市委工作，王壽春任中共槐蔭區委書記。同月，區委決定建立區級機關黨委，負責區級機關黨的工作。1960年1月15日，區委決定成立區廣播站。同日，根據市委指示，區委決定撤銷政法部，成立政法領導小組。3月2日，區委決定成立區委技術革新、技術革命辦公室。4月28日，經省委批準，區委副書記于鏡海兼任區長。1961年1月18日，根據市委決定，建立中共槐蔭區人民公社監察委員會。4月25日，為加強區屬財貿系統政治思想和政策業務工作的領導，經區委常委研究并報市委批準，設立槐蔭區委財政貿易辦公室。10月25日，經區委研究決定，撤銷區委街道工作部，建立區委公社工作部，負責公社工業、手工業和各分社企事業單位黨的工作。12月25日，原區委書記王壽春調市委工作，經省委批準，諸葛士廉任中共槐蔭區委書記。1962年3月15日，區委決定，成立槐蔭區人民武裝委員會。12月18日，經市委報經省委批準，王炳琴任區長。同月，根據市委指示精神，設立區委工業黨委和商業糧食黨委，作為區委的派出機構;設立區運輸合作社總支部，負責管理交通運輸方面黨的工作。1963年9月26日，根據市委的決定，撤銷中共槐蔭區委監察委員會，設立中共濟南市委監委派駐槐蔭區委監察組。12月3日，成立槐蔭區對臺宣傳領導小組。1964年5月，為加強文化、教育工作的領導，區委決定將宣傳部改為宣傳文教部。6月2日，原區委書記諸葛士廉工作調動，經省委批準，于鏡海任區委書記。8月13日，區委研究決定，建立槐蔭區民兵師，趙熙洪任師長，于鏡海任政委，張曉光任參謀長。9月9日，為學習運用大慶油田和人民解放軍經驗，區委決定撤銷商業糧食黨委，設立財政貿易政治部。10月16日，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區委成立區退休職工工作委員會。1965年1月3日，根據市委決定，飲食、服務、蔬菜、食品、煙酒糖茶區店黨的領導關系劃歸濟南市第二商業局黨委;煤炭區店黨的領導關系劃歸濟南市第一商業局黨委;土特廢品區店黨的領導關系，劃歸濟南市供銷合作社黨委。1月17日，根據大慶油田和人民解放軍經驗，區委撤銷工業黨委，建立工交政治部。1966年2月21日，區委研究決定，設立街道政治工作部與街道工作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個牌子，合署辦公。

　　這一時期，區委一直十分重視黨員隊伍建設。1956年，根據中央“積極、慎重”的建黨方針，全區開始在合營企業、學校、手工業等單位發展黨員。到1957年，全區設有黨總支12個、支部117個，有黨員2724名。1958年，全區發展新黨員470人，設黨委4個、總支7個，有黨員3244名。1959年到1960年，黨員發展工作中出現了層層下達指標和盲目追求數量的偏向，加上區劃調整等因素，到1960年底，全區黨委猛增到20個、總支37個、支部345個，黨員7049名。1961年以后，隨著市中區的復建、部分企業上交省市歸口管理和貫徹上級黨委控制接受新黨員的指示，到1962年全區共有10個黨委、15個總支和42個支部，黨員1259名。至1965年底，全區共有黨員1040名。

　　1959年1月28日至29日，區委召開有各黨委、總支、支部書記以上領導干部參加的組織工作會議。會議傳達了中組部工作報告和市委組織工作會議精神，部署了1959年干部和黨建工作計劃。2月14日至18日，區委召開黨員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會議傳達了上級精神，作了《繼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沿著1958年勝利道路，為1959年更大更好全面地躍進而奮斗》的工作報告。期間，區委領導及全體代表共同參加了義務積肥活動。1963年1月，根據中央組織部《關于重新登記黨員試點工作的意見》，省、市委開始在槐蔭區服務區店進行黨員登記試點工作。試點過程中，服務區店的93名黨員接受了審查，經支部大會討論決定，準予登記81人;問題尚難結論，暫不登記的1人;延長黨員預備期的1人;暫緩登記的4人;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的1人;準予退黨的2人;不予登記的3人。10月6日，試點工作結束。2月5日至13日，區委召開機關各部門黨員負責人和各基層黨組織全體委員440余人參加的黨建工作會議。會議傳達學習了全省市、地、縣委書記和組、宣、監負責人會議精神，著重研究討論了加強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會議要求各單位要以整風的精神，聯系各自思想和工作實際對照檢查，針對黨的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制定改進措施，加強黨的組織建設，貫徹民主集中制，發揚民主;加強黨的監察工作，教育干部、黨員加強組織性、紀律性，切實改進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三節 中共濟南市槐蔭、市中人民公社第一屆黨員代表大會召開

　　1960年6月，為適應建立人民公社的需要，市委決定恢復市中區，建立槐蔭、市中兩個人民公社。6月19日至21日，濟南市槐蔭人民公社和市中人民公社在實驗中學禮堂聯合召開第一屆黨員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代表共275名，列席代表56人。王壽春代表槐蔭區委向大會做工作報告。大會討論通過了區委工作報告，分別選舉產生了槐蔭、市中兩個人民公社的黨委(區委)和出席濟南市第二次黨代會的代表。

　　會議認為，自1956年槐蔭區第一屆黨員代表大會召開以來，在黨中央、毛主席和省、市委的正確領導下，經過1957年反右斗爭和1958年大煉鋼鐵運動，堅決地貫徹執行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深入開展了以“反右傾”為中心內容的整風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掀起了以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高潮，在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戰線上取得了連續大躍進的勝利，全區政治、經濟面貌發生了深刻的巨大變化。

　　會議認為，槐蔭區今后的主要任務是：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確定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優先發展工業和迅速發展農業相結合，以及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全面安排的方針，更好的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高速度的發展工業生產，大力發展糧食、蔬菜和副食品生產，進一步加強財貿工作，更加廣泛深入的開展以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迅速掀起規模更大的工業支援農業高潮，深入開展以掃除文盲和教育革命為中心的文化革命，促進人民公社不斷鞏固、發展和提高。同時，圍繞中心，做好各項工作，確保1960年國民經濟各項事業在連續大躍進的基礎上，取得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躍進。

　　為了實現上述任務，會議認為，公社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逐步學會用毛澤東思想解決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迅速提高黨的馬列主義思想水平，不斷抵制資產階級思想，徹底批判修正主義反動論點，肅清修正主義思想影響，劃清思想界限，捍衛馬列主義。

　　會議還就如何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組織的執政能力提出了要求：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健全各級領導核心，純潔黨的組織，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工作。深入開展反官僚主義運動，迅速組織開展農村“三反”運動，認真改進領導，轉變作風，發揚黨的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貫徹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會后，為扭轉經濟困難局面，槐蔭區委貫徹執行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調整八字方針，努力糾正“大躍進”時期“左”的指導方針導致的嚴重失誤。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65年底，全區的工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國民經濟重新走上了健康協調發展的軌道。

　　第四節 領導群團組織投身社會主義建設

　　群團組織是各級黨組織開展工作的得力助手，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笔a區委積極領導和依靠群團組織，充分發揮組織作用，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為全區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

　　1959年5月，濟南市工會聯合會槐蔭區辦事處改稱濟南市總工會槐蔭區辦事處，為市總工會派出機構。是年，全區有基層工會委員會98個，會員2.19萬人。在黨的領導下，全區工會組織帶領廣大工人群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做出了突出貢獻。

　　依靠工人階級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為更好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發展生產，區委根據勞資雙方實際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贖買政策再教育，教育職工樹立以廠為家的主人翁思想，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和民主管理委員會，加強民主管理，辦好企業。同時，各級工會組織協助政府在公私合營企業中進行工資改革;發動職工開展技術革新活動。是年，355人提出發明、技術改進建議401條，實施228條。

　　發動職工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1958年，全區首批6個200人以上企業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制，發動職工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勞動競賽要求廣大職工學先進、比先進、趕先進、幫后進，大宣傳、大動員、大抓先進、大插紅旗、大樹目標，使廣大職工學有目標、比有內容、趕有方向。1963年，為配合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全區在廣大職工中開展了比、學、趕、幫競賽，以辦“五好”社、廠(企)，做“五好”工人、社員為目標，以班組競賽為主要形式，發動群眾在企業內外比先進，擬定趕幫合同，抓“五好”班組創建，開展技術革新，鼓舞人人爭先進，人人爭上游。1963年11月，開展了學上海、趕先進，解決質次價高向物美價廉進軍的勞動競賽。1963年到1966年，全區掀起工業學大慶的高潮，開展增產節約、社會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

　　不斷提高廣大職工的技術水平。50年代末，面對“大躍進”、“大煉鋼鐵”等一系列工農業發展的艱巨任務，生產水平低下、工藝技術落后的現象日漸突出。1957年開始，全區開展了以技術革新為主要內容的技術革命運動。區委在提出技術革新目標的同時，要求各單位普遍建立干部、技術人員、老工人三結合的技術研究組(或委員會)，定期組織職工、社員進行業余技術學習，積極組織各種專業業余技術訓練班，組織職工參加各級專業業余技術學習，并組織行業技術交流會，采取訂立師徒合同的方式和師傅帶徒弟包教包會的辦法，系統地培養技術人才和新生力量?？偨Y老技工、老工匠、老藝人的技術操作經驗，制訂和修訂質量標準和技術操作規程。

　　開展群眾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活動。廣泛發動群眾，貫徹土洋并舉、大中小結合的方針和自力更生、因陋就簡的原則，多快好省地推動技術革新。1959年，全區提出革新建議33145件，實現10967件，其中重大革新498件。這些革新項目實現后，分別提高工效1到5600倍。工程師王長信，1959年、1960年兩年革新技術88項，和工友共同發明制造了18種機器，節約工時90萬個，相當于1個普通工人368年的工作量。王長信出席了1959年的全國群英會，成為了全區學習的榜樣。

　　提高職工教育水平。1959年11月3日，槐蔭區成立了職工教育領導小組。1959年11月，區委召開職工教育會議，總結職工教育情況。據統計，1959年全區掃除文盲6997人，使文盲、半文盲由解放初期占職工總數的80%，下降到21%。有11個單位建立了職工教育委員會，74個工廠、合作社建立了職工學校，在校學員18751人，其中文盲班4099人，高小班6851人，初中班7298人，高中班472人，大專班31人。1959年12月3日，區委印發職工教育領導小組擬定的《槐蔭區1959～1968年職工教育規劃》，要求各單位把職工教育列入黨委議事日程，一手抓生產，一手抓教育。1960年12月，為提高職工的文化素質，建立了區工會職工業余學校，辦公地點設在緯八路小學，下設6個授課點，首批學員1000名。

　　激勵廣大職工投身社會主義建設。1959年，全區涌現出先進單位674個，先進生產者10949人，其中出席全國群英會的先進單位3個，先進生產者6人;出席省群英會的先進集體12個，先進生產者49人;出席市群英會的先進單位16個，先進生產者118人。是年，濟南食品廠工人張世蘭和槐蔭搬運合作社工人馬圣金、侯智耕被評為山東省先進生產者。1960年，北小辛莊小學教師于秀蘭被評為山東省先進生產者。1962年1月23日至25日，區委召開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會議表彰獎勵了各條戰線上涌現出來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號召全區干部職工鼓干勁、爬山頭，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1963年2月13日至15日，全區召開1962年度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會議總結交流了經驗，表揚鼓勵了先進，通過了給全區職工的一封信。1964年4月7日，全區召開了1963年度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工作)者代表會議。會議聽取了區委書記的報告，交流了經驗，表揚了先進，選舉產生了54名出席全市“五好”集體和“五好”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

　　二、積極教育引導，發揮團員青年的生力軍作用

　　從1956年上半年開始，槐蔭區各街道相繼建立了團組織。1957年5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區委隨之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濟南市槐蔭區委員會。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各級共青團組織積極教育引導，使廣大團員青年迸發出高漲的革命和建設熱情，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成為一只生機勃勃、充滿激情、勇挑重擔的隊伍。

　　加強對團員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廣大團員青年情緒高漲，斗志昂揚。但是，他們在思想政治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如缺乏明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不能以主人翁的態度對待工作，不能正確對待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有些團員熱愛組織，但承擔義務的觀念薄弱，不能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有些團員不能嚴格要求自己，在實際斗爭中不能以身作則和團結帶動群眾;個別團員階級立場模糊，是非界限不清。1957年，為切實解決這些問題，團區委在全區廣大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中開展了“怎樣做一個共青團員”教育活動。通過業務學習、傳達工作意見、基層干部座談等形式，對團員干部進行了教育;通過報告會、黑板報、故事會、朗誦會、團課以及“怎樣發揮團員的模范作用”等主題討論會和主題筆談會等形式，對全體團員青年進行了教育，提高了全體團員的共產主義自覺性。

　　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1964年，團區委在全區團員青年中積極開展創造“四好” (政治思想工作好，三好活動開展好，組織生活健全好，聯系群眾生活好)團支部活動，使團的工作落實到了基層，活躍了團的工作，有效調動了基層團員的積極性和戰斗力，加強了機關和干部作風的革命化，推動了團內比、學、趕、幫革命競賽。此后，全區團員青年的革命熱情持續高漲。1965年4、5月間，全區有1700余名青年參加了市政建設勞動和黃河歲修工程，完成工作日25000多個，土石18萬方。與此同時，各級團組織還開展了動員團員青年上山下鄉支援農村和邊疆建設工作。

　　三、更新觀念，激發廣大勞動婦女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面確立后，全區廣大勞動婦女沖破封建思想束縛，在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下，學知識、學文化，勇敢的走出家門，積極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充分發揮了“半邊天”的作用。

　　不斷加強婦女組織建設。1956年10月9日至11日，全區召開第三次婦女代表大會。到會代表165人。大會選舉產生了槐蔭區第三屆民主婦女聯合會組成人員。1958年4月，根據上級指示精神，槐蔭區民主婦女聯合會改為槐蔭區婦女聯合會。自1958年10月開始，各街道辦事處相繼建立婦聯組織，至年底共有婦聯分會7個，婦代會80個。1962年，區婦聯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運動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選拔到各級婦聯領導崗位，加強了婦女干部隊伍建設。1964年7月8日至10日，槐蔭區召開第四次婦女代表大會。出席大會代表184人，列席代表15人，特邀代表1人。區委領導作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大學解放軍和一切先進經驗，促進婦女工作革命化》的報告?？偨Y回顧了區三屆婦代會以來的工作，表彰了先進，提出了全區婦女工作的主要任務，選舉產生了槐蔭區第四屆婦女聯合會組成人員和出席濟南市第五屆婦代會的代表。本屆區婦聯由33名委員組成。

　　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時，全區75800名婦女參加田間勞動，成為農業戰線上的“生力軍”。1956年，全區婦女在居、院、家庭中開展了以“熱愛集體，遵紀守法好;勞動致富，勤儉持家好;計劃生育，教育子女好;團結互助，家庭和睦好;講究衛生，文明禮貌好”為主題的爭創“五好”活動。1960年“農業學大寨”，郊區廣大婦女以大寨姐妹為榜樣，積極參與修水庫、建梯田;在城區，93個單位的10330名婦女開展了以學、趕、超曲淑姿、馬麗珍、王桂英為主要內容的“心紅手巧”活動，先后成立“曲淑姿”突擊隊、“三八”門市部等集體107個，提出革新建議5377件，實施1410件，工效提高1到3倍。1963年，557名婦女參加了黃河堤壩搶修。

　　從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這10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10年。期間，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遇到了一些挫折，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這些成就與挫折、正確與錯誤，在槐蔭區黨組織領導社會主義建設與實踐中都有體現。但無論是成就還是失誤，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獲得和發生的，都是黨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