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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編 從“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到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

               

                第三編 從“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到實現歷史的偉大轉折

                (1966年5月~1978年12月)

                實行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后,急于求成、急于過渡的錯誤雖然得到遏制,但“左”的思想在經濟工作指導上并沒有得到徹底糾正,在其他領域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仍在發展。毛澤東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的錯誤估計,認為黨內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只有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由此,一場禍及全國、給黨和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這場長達十年的政治浩劫中,槐蔭區與全國各地一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黨的建設,都遭受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但是,面對社會動亂的局面,全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群眾,仍與“左”的錯誤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使各項工作在困難中艱難前進。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標志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但是,十年浩劫留下了嚴重后果,許多遺留問題亟待澄清和解決,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各個領域撥亂反正,使黨和國家在危難中重新崛起。然而,“兩個凡是”指導方針的提出,使“左”的理論和方針繼續延續,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受到了制約和影響。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全國范圍內展開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首先實現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1978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為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作出了正確的歷史戰略抉擇,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開始與全面內亂

                1966年,正當全國國民經濟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隨著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文化領域的大批判運動全面開始,并很快演變成為一場禍及全國、給黨和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此后,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的發動以及造反組織奪取各級黨政領導權,與全國各地一樣,槐蔭區陷入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

                第一節 “文化大革命”開始

                最初在文化領域的大批判很快發展為席卷全國的政治風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面對日漸混亂的局面,區委、區政府采取各項控制措施,努力引導運動的有序開展,各項工作艱難運轉。

                一、從文化領域大批判到“文化大革命”發動

                1965年11月10日,上?!段膮R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點名批判,從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文章發表后,黨內堅持正確路線的力量給予了堅決抵制?!度嗣袢請蟆泛捅本└鞔髨蠹堅?0多天內沒有轉載,因此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1966年2月,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會議,制定并發出《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以約束文化領域日益膨脹的批判運動。但“二月提綱”很快被否定,批判范圍進一步擴大,從文化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演變成為矛頭指向黨的各級領導層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所謂“反黨錯誤”,并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16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立場,徹底批判文化領域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文化領域的領導權。會議宣布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由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為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自此,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大風暴在全國范圍內迅猛暴發。

                5月11日至6月11日,中共山東省委召開二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會議對省委委員、副省長余修進行了錯誤批判。隨后,《大眾日報》、《濟南晚報》開始大量刊載文章,掀起了批判“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及余修的高潮。批判活動很快波及槐蔭,全區各學校紛紛召開批判大會,宣稱對所謂“三家村”要“戳穿黑話,搞掉黑線,拔掉黑旗,打垮黑幫”,誣陷余修是“埋在我們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必須揭穿余修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同時,以批判單位內部的“黑線”、“黑幫”為名開始組織批判活動。

                5月25日,中共濟南市委召開全市17級以上黨員干部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部署開展“文化大革命”。要求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文化領域的領導權,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6月3日,槐蔭區委召開常委會議,傳達市委17級以上黨員干部擴大會議精神,研究部署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

                5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掃除一切牛鬼蛇神”。次日,山東各大院校學生紛紛張貼大字報,矛頭直指院校黨委。張貼大字報之風迅速波及槐蔭,不到10天的時間里,全區多數單位張貼了大字報,總數達到15000多張。雖然多數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態性大字報,但也出現了捏造事實進行人身攻擊的標語。有的學校則開始停課開展“文化大革命”,有的開始批判學校內部所謂的“黑幫”、“三反分子”和“牛鬼蛇神”。

                6月11日,歷時一個月的省委二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閉幕?;笔a區委連夜召開常委會議,傳達省委擴大會議精神,進一步研究部署開展“文化大革命”。6月15日,區委成立由7人組成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6月17日,區委召開全區黨員大會,傳達中央和省、市委關于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部署學習“五一六通知”,深入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繼續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三家村”,批判《大眾日報》刊載的“歷下漫畫”和各單位的“文藝黑線”。6月28日,區委制定下發《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放手發動群眾,深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見》,對于開展“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具體要求。隨后各單位相繼召開動員大會,部署開展“文化大革命”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活動。到8月10日,全區文教系統張貼大字報達到了13萬張,揭發批判所謂“牛鬼蛇神”和“重點人物”148人,文化教育領域開始出現混亂。

                面對日益狂熱的浮躁情緒和開始出現的混亂局面,為了避免運動朝著不健康的方向發展,中共槐蔭區委采取了多項控制措施。

                1966年6月10日晚,槐蔭區委連夜召開常委會議,在常委內部統一思想,試圖使“文化大革命”像以往的政治運動一樣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會議要求,正在開展“四清”的單位,要以“文革”的精神把“四清”運動搞好。文教方面,中學領導要積極領導;小學要嚴格控制,不要發動揭發批判斗爭,主要是組織學習文件提高。要注意貫徹政策,不打不罵,不戴高帽子,不吐唾沫,不搜宿舍,大字報不要貼到街上。對居民先不要發動張貼大字報,主要是教育提高。會議同時決定,充實區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加強對全區“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和指導;仿照中央和省、市委做法,以“四清”工作隊為骨干,進一步調整充實力量,抽調200余名干部組成10個工作隊,派駐文化、教育、衛生系統各單位,以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形式,指導各單位開展“文化大革命”。同時,區委還進一步強調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重要性,試圖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學習毛澤東著作上來,把運動的重點控制在文化教育系統。7月16日,區委發出《關于加強對學習毛主席著作領導的意見》,要求各單位深入思想發動,充分認識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確學習重點,狠抓活學活用;狠抓培養典型,不斷總結經驗;切實加強領導,把全區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群眾運動推向高潮。隨后,召開千人大會進行部署,先后組織不同規模的講用毛澤東著作會議300余場,組織17000多名群眾參加了毛澤東著作講用會議。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區委重視加強組織領導,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個別單位雖開始出現混亂,但全區基本還是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運動的重點也基本控制在了文化教育系統。然而,這種有序開展運動的狀況沒有維持多久,便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文化大革命”工作指導組的撤出而被打破,短暫有序的局面隨即結束。

                二、紅衛兵運動興起

                1966年8月1日至1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全會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同時強調,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重點是整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運動要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根據毛澤東臨時提議,全會還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兩個會議先后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以及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使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體領導。這些錯誤決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和國家以及各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

                紅衛兵運動是與“文化大革命”同時興起的。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部分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6月2日,他們貼出了第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紅衛兵組織開始公開亮相。8月1日,即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的當天,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表示支持他們的行動。從此,紅衛兵運動迅速遍及全國。

                8月上旬,槐蔭區開始出現紅衛兵組織,很快就遍及全區各中小學校。到8月底,全區已有紅衛兵組織18個,紅衛兵697人。起初建立的紅衛兵組織,多數由支持學校黨組織的師生組成,紅袖章上印著黑字。到9月中旬,又出現了反對學校黨組織的紅衛兵,紅袖章上印著黃字。印黑字的紅衛兵被稱為“黑字”紅衛兵,印黃字的紅衛兵被稱為“黃字”紅衛兵,兩派組織相互對立,分別隸屬濟南紅衛兵師和紅衛兵濟南指揮部。10月下旬,開始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濟南紅衛兵師及其下屬組織解體,其成員紛紛組成所謂“長征隊”奔赴全國各地進行串聯;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則不斷壯大,逐漸成為全省性紅衛兵組織,改名為紅衛兵山東指揮部(簡稱“紅山指”)。與此同時,各種名目的紅衛兵組織紛紛建立。這些紅衛兵組織名稱雖有不同,但都是口誅筆伐、相互對立的派別組織。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師生和紅衛兵。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動下,在“造反有理”的旗幟和口號下,倍受鼓舞的紅衛兵開始從學校“殺向社會”。他們把文物典籍、名勝古跡、宗教廟宇、民間習俗統統當作“四舊”加以掃蕩,燒的燒,砸的砸,毀的毀;他們“炮打”各級領導機關,肆意批斗所謂“走資派”和“牛鬼蛇神”,社會上開始出現混亂。

                8月23日,槐蔭的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破“四舊”。他們到處張貼大字報,散發倡議書,集會演說,宣布“向一切腐朽的意識形態宣戰!向一切含有毒素、腐蝕人們靈魂的街巷名稱、商店字號、商品牌號、櫥窗宣傳、奇裝異服、妖里妖氣的發式、難入眾目的裝飾打扮開火”。在“左”的思想的指導下和紅衛兵的沖擊下,許多所謂帶有“四舊”色彩的名稱改為具有“革命”意義的名稱。同日,槐蔭區改稱東風區;槐蔭區委、區人委改稱東風區委、區人委。隨后,各街道辦事處和絕大多數學校、商店等相繼改名。

                與此同時,紅衛兵還組織了大規模的沖擊教堂、沖擊個體商戶、搜家批斗、破壞古跡文物和焚燒字畫等活動。在紅衛兵的沖擊下,全區733戶個體商販被迫表示“與資本主義徹底決裂,拋棄單干,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到8月底,全區紅衛兵組織共更改街名34個,店名72個,學校21所;入戶搜家232戶,游街斗爭62人;收繳銀元316塊,金戒指56個,金元寶5個,銅元75公斤,棺材58口;查抄所謂黃色書刊89093本,黃色照片817張,字畫2611張;砸毀建筑物71處,搗毀清真寺教堂2處;懸掛毛主席像3830張,張貼毛主席語錄41845張,放置語錄牌1018個。

                紅衛兵的所謂破“四舊”行動得到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肯定和支持。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赴京紅衛兵大會上發表講話,對紅衛兵的破“四舊”行動給予大力支持和高度贊揚,稱贊紅衛兵的做法“紅得很”。隨后,紅衛兵沖擊破壞活動更加激烈。9月中旬,在全市紅衛兵大破所謂“四舊”的同時,東風區的紅衛兵組織在省、市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支持下,開始揪斗所謂“牛鬼蛇神”,對1100多戶所謂有問題的群眾和“五類分子”進行“抄、斗、挖、趕”,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身心摧殘和經濟損失。

                伴隨紅衛兵運動而興起的是全國性大串聯。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師生、中等學校革命師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由國家提供交通費和生活補助費。全國各地的師生蜂擁趕赴北京,而北京的紅衛兵則迅速散向各地,數以千萬計的全國性紅衛兵大串聯迅速興起。

                早在1966年8月,濟南就出現了“串聯熱”,并迅速發展成為“大串聯”高潮。在大中專院校的影響下,槐蔭的中小學師生也組成了各種名稱的“長征隊”,到北京、延安、井岡山、韶山等地徒步串聯。外地的師生紛紛到濟南、到槐蔭建立“聯絡站”,搞串聯“點火”,沖擊機關,揪斗所謂的“走資派”,無政府主義迅速泛濫。

                全國性的“大串聯”持續了7個月之久,給鐵路等交通運輸造成了嚴重混亂,導致大量貨物積壓待運。同時,校園內亂逐漸發展成社會內亂,各級黨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開始失去控制。

                三、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轟轟烈烈,但并沒有得到多數黨員干部的支持,黨政機關基本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1966年10月1日,《紅旗》雜志發表《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社論”認為少數人采取新形式對抗“十六條”,提出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既是對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提方針的無限上綱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觸情緒的領導干部施加的更大壓力。10月5日,根據林彪建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后由院校黨委領導的決定”。此后,“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開始泛濫。

                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上,林彪、陳伯達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是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隨后,全國迅速掀起了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

                11月15日,東風區召開全區基層領導干部大會,傳達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要求黨員干部站在運動的前列,當革命的促進派。少數人開始乘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機,強迫各級領導干部檢查、認罪和“靠邊站”,承認犯了方向性和路線性錯誤。有的還被掛牌批斗,游街示眾,全區形勢更加混亂。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簡稱“工業十條”)。12月9日,東風區開始貫徹“工業十條”,“文化大革命”開始由學校擴大到全區各工、基、交和財貿單位。從機關到基層,都打破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各種名目的造反組織紛紛建立。這些造反組織占山頭、拉隊伍,以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由,任意揪斗和批判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搞“踢開黨委鬧革命”。區委及各級黨組織被誣為在政治上執行了“壓制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組織上執行了“結黨營私”、“招降納叛”的修正主義路線,從而遭到嚴重沖擊。同時,造反組織還以對“文化大革命”運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為借口,對區委、區人委主要領導實行隔離“檢查”,強制“反思錯誤”,進行批斗。一批領導干部被扣上“走資派”和“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一批愛國人士、知識分子、勞動模范被當作“反動權威”和“修正主義苗子”,反復受到沖擊和批斗,甚至被抄家、坐牢。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簡稱“農村十條”)。“農村十條”發出后,濟南西郊農村地區(現段店鎮、吳家堡鎮)開始出現紅衛兵組織。他們實行“大民主”,開展“大串聯”,到處“破舊立新”,農村形勢陷入混亂。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指出1967年的政治任務是工廠、農村“抓革命、促生產”,大搞文化大革命;革命師生、知識分子到工廠、農村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充分發揚民主,繼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社論”精神的鼓舞下,成群結隊的紅衛兵深入到工廠、農村。自此,從城市到農村,從學校到機關,從街道到工廠,“文化大革命”逐步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全區絕大多數黨政主要領導干部“靠邊站”,各級黨組織陷入癱瘓,社會秩序陷入全面混亂。

                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開始后,由于“踢開黨委鬧革命”口號的支持,無政府主義開始泛濫。面對日益混亂的局面和異常艱難的環境,區委、區人委仍然堅持工作,反復強調抓好生產,并以抓基層抓生產為名疏散機關干部,千方百計地阻止紅衛兵到工廠和農村串聯,使各項工作在艱難中得到運行。

                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工農業生產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給各地的生產建設帶來了嚴重沖擊。但在運動初始階段,黨內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為限制“文化大革命”發動的范圍,竭力進行了正義斗爭。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確部署,區委多次專題研究和推進工農業生產。從1966年6月到8月兩個月時間,專題研究工農業生產的會議達到10次之多。6月10日,在傳達省委二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精神的常委會議上,區委要求農村要以抗旱為中心,城市要以文化革命為中心,同時抓好生產和其他工作。6月15日,區委常委會專題聽取工業生產情況匯報,再次強調要正確處理“文化大革命”與生產工作的關系。6月28日,區委關于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意見》指出:正確處理文化革命與生產經營和各項工作的關系;“文化大革命”是當前的中心政治任務,同時也要全面安排好其他各項工作,以革命促生產;全區各級黨組織要分工負責,兩條線作戰,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時,認真抓好工業生產、城市建設和區街工作等。7月5日,區委傳達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時提出:工交戰線要貫徹總方針,把生產搞好,完成今年的生產計劃。10月9日,區委、區人委召開聯系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工作,會議要求全區認真貫徹總方針、總路線,集中力量完成當年計劃,積極做好次年的生產準備工作;大力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促進思想革命化;統一思想認識,樹立旗幟思想,發揚革命精神;狠抓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反對資本主義傾向;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教育職工堅守崗位,搞好生產,搞好革新競賽活動;加強領導,從區委到單位統一安排,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成立兩個班子,真正把革命和建設抓好。

                由于采取了比較有效的控制措施,1966年全區工農業生產仍然保持了增長勢頭。1966年,全區實現工業生產總值1869.8萬元,比1965年增長137.2%。其中1至9月份,全區工業總產值完成1367萬元,占年計劃的137%,較上年同期增長157%;標準件、鑄管、塑料制品、瑪鋼等產品分別增長1.2倍、1.7倍、2.3倍、6.7倍;二極管、膠木制品、萬用電源等13個新產品實現了批量生產。

                從1966年5月到12月,區委始終試圖按照正常的步驟和方法領導“文化大革命”,并采取成立領導小組、派出工作隊等措施對運動進行領導和指導。然而,隨著“十六條”的發出、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造反組織的建立以及“踢開黨委鬧革命”口號的提出,全區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開始出現混亂,黨的領導開始被拋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想開始泛濫,全區面臨造反派掌權的全面內亂。

                第二節 “全面奪權”導致全面內亂

                隨著局勢的日益失控,東風區的造反組織先后三次奪權,全區黨政機關陷入癱瘓。之后,雖然駐濟部隊和武裝部按照中央指示派遣部隊干部進駐東風區,實行軍管,努力控制內亂局面的發展,但隨著“文攻武衛”和“反復舊”運動的開展,全區仍陷入社會災難最嚴重的時期。

                一、東風區造反組織三次奪權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身份到上海煽動策劃奪權。1月6日,王洪文奪了上海市的黨政財文大權。對此,毛澤東表示肯定和贊許?!都t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相繼發表社論,表示肯定和支持上海奪權。從此,全國范圍內立即掀起了奪取各級黨政領導權的“一月風暴”。

                1967年1月10日,《大眾日報》社的造反組織接管《大眾日報》。次日,“山東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發表《告讀者書》,宣布《大眾日報》社奪權。1月24日,“山工總”聯合9個造反派團體組織,組建“濟南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委員會”,在工農兵劇院(職工劇院)召開全市有線廣播大會,宣布奪了濟南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2月3日,王效禹在康生等人的支持下,聯合25個駐濟造反組織,組成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奪權委員會”(簡稱“大聯委”),奪了山東省的黨政大權。23日,根據中央指示,大聯委改稱山東省革命委員會。

                奪權之風迅速波及東風區。1967年1月25日晚上,東風區造反派組織“紅教工”負責人到區機關煽動奪權。在無人響應的情況下,他們決定踢開機關造反組織搞奪權。26日,10個造反組織組建了“奪權籌委會”。1月27日下午,“奪權籌委會”秘密召開會議,全面策劃奪權。1月28,他們闖入區委、區人委機關,掐斷電話線,查封辦公室,揪斗區委、區人委黨員干部,強迫交出公章,宣布奪了東風區的黨政財文大權。

                東風區“一·二八”奪權,沒有得到其他造反組織的認可。另一派造反組織隨即策劃進行“三·一”奪權。3月1日下午,在省、市造反組織的支持下,這一派造反組織在青年公園召開奪權大會,宣布成立由群眾組織代表、解放軍代表、革命干部代表37人組成的“三結合”的東風區革命委員會。

                “三·一”奪權之后,造反派組織以區革委的名義對區委、區人委組織機構進行改組,將原設部門進行了調整重組,以區革委代替區委、區人委實行所謂“一元化”領導,以群眾組織代替了黨的領導。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黨的領導層和廣大干部群眾中,始終存在著抵制和抗爭“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的正義洪流。1967年2月,在周恩來主持召開的懷仁堂政治局碰頭會和稍前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中央政治局成員和中央軍委領導人,怒斥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迫害老干部及亂黨、亂軍的行為。但是,他們的正義行動卻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趁機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對這些老同志多次進行批斗,并在全國范圍掀起了所謂“反擊復辟資本主義二月逆流”的惡潮。

                山東的造反派頭目王效禹高呼“反擊復辟逆流”的口號,在全省發動了所謂“粉碎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運動。

                4月4日,東風區革委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組織學習省、市革委所謂“反逆流”文件精神,通過了《關于痛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幾點意見》,對東風區的“反逆流”運動作出部署。

                王效禹發動“反逆流”運動后,一些受到沖擊的群眾組織開始聯合起來,社會上出現了觀點相互對立的眾多派別組織,致使全省各地的武斗事件頻頻發生并不斷升級。與全省一樣,東風區的局勢更加混亂,直至全區派別林立,派性膨脹,武斗事件頻繁發生。

                1967年7月,經過半年多的派別斗爭,在省、市革委會負責人王效禹、楊恩華等人的支持下,造反派組織聲稱區革委是假奪權,隨即煽動群眾占領區革委機關辦公室,取代區革委行使領導權,宣布再次“奪權”。

                1967年11月,以“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作戰部”為主,成立了東風區革委會籌備小組,開始進行重建東風區革命委員會的籌備。1968年2月8日,籌備小組向市革委提報了區革委組成人員名單。9日,市革委批準成立新的東風區革命委員會,群眾代表張凡金任區革委主任。同時,區革委將原區委、區人委工作部門全部予以撤銷,新設立了組織組、宣傳組、群工組、工交組、商業組、教育組、內務組、文體組等工作機構。原有的機關工作人員除少數被留用外,其余全部集中起來參加學習班,進行“斗私批修”,改造思想。隨后又被下放到工廠跟班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

                到3月17日,全區各基層單位都重新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區一片紅”。

                東風區造反派的三次奪權,都以打倒區委、區人委的老領導和爭奪黨政財文大權為目標,以致區委、區人委及基層黨政組織陷入癱瘓,黨的領導蕩然無存。造反組織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采取打、砸、搶、抓甚至武斗等非正常手段,徹底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生產秩序,全區陷入一片混亂。

                二、試圖控制內亂的努力

                (一)“三支兩軍”

                全國范圍“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引起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強烈不滿。1967年1月23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要求軍隊支持左派奪權斗爭。隨后,駐濟部隊和區武裝部奉命派出20多名解放軍指戰員進駐東風區“支左”,執行軍訓、軍管任務。不久又奉命“支農”、“支工”(統稱“三支兩軍”)。3月,由駐濟部隊干部戰士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進駐濟南西郊農村的吳家堡公社,建立生產指揮部,組織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動員開展春耕生產。到1973年9月結束,“三支兩軍”在東風區各級黨政組織處于癱瘓的情況下,對于穩定時局、恢復秩序、保護干部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由于“支左”執行的是“文化大革命”總的錯誤方針,也給東風區帶來了許多消極后果。

                (二)“復課鬧革命”

                1967年2月16日,《文匯報》發表《復課鬧革命》的社論。2月25日和27日,全區絕大多數中小學師生響應“社論”號召,先后參加全市小學、中學“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復課鬧革命誓師大會”,自覺回到學校,“復課鬧革命”。但仍有少部分因派性斗爭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沒有立即復課。3月8日,區革委發出《關于小學復課鬧革命的通告》,指出“凡是尚未開學的單位和尚未返校的教職工,都應響應黨中央號召,消除派別分歧,盡快返校復課”。同日,為了盡快恢復生產,區革委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告》,要求各單位盡快召回在外“鬧革命”的職工,返回單位“邊抓革命,邊搞生產”。兩個《通告》的發出,對于穩定形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派性的影響、運動的開展和各級黨政組織遭到破壞,學校教學秩序和工廠生產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性恢復。

                (三)制止武斗

                1967年5月5日,毛澤東批準北京市革委發布的《重要通告》,嚴禁打、砸、搶、抄、抓。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立即制止武斗》社論。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包括七項內容的通令,再次要求糾正武斗歪風。“五七”事件發生后,根據中央領導指示,為了穩定局勢和維護大局,濟南軍區采取多種措施制止武斗,使山東在較長時間內得以相對穩定。12月,中央發布《關于公安機關實行軍管的決定》。1968年1月,根據中央決定,全省各級公、檢、法機關實行軍管。2月9日,東風區公安機關軍管組成立,對公、檢、法及各派出所實行了軍管。軍管組的成立,對于制止武斗和穩定局勢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實行“革命大聯合”

                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發表重要講話,在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同時,反復強調“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走資派”是“一小撮”,號召實行“革命的大聯合”。9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進革命的大聯合》的社論,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指出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10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于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再次傳達毛澤東的意見,要求各工廠、學校、部門、企業單位實現革命大聯合。毛澤東指示發表后,東風區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市革委要求,按系統成立革命組織,先期在工交、財貿、文教衛生、基建等系統單位實現“革命大聯合”。隨后,采取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形式推動街道層面的工作。到1968年3月底,全區基本實現“革命大聯合”。與此同時,還按照毛澤東關于“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要擴大教育面”的指示,開始“解放”老干部工作。

                (五)派駐“工宣隊”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于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委會的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期分批進入各學校。8月28日,濟南市首批“工宣隊”分赴各中學和沒有搞好斗、批、改的單位,解決所謂“老大難”問題。同日,東風區成立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辦公室,首批“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10月4日,又抽調100名工人組成的第二批 “工宣隊”,分赴各個學校及公社醫院、交通站所等單位,領導“斗、批、改”運動。1968年7月15日,西郊公社和吳家堡公社(原屬歷城縣)成立;8月,西郊公社改稱東方紅公社,吳家堡公社改稱太陽升公社。1969年1月17日,由濟南市革委、歷城縣革委聯合組成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太陽升公社幫助搞“斗、批、改”。派駐“工宣隊”是在派性和武斗日益嚴重的情況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在當時條件下,雖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但對于穩定局勢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文攻武衛”與“反復舊”運動

                (一)“文攻武衛”

                1967年夏秋之際,全面奪權使派性斗爭愈演愈烈,造反派與造反派之間的矛盾沖突不斷,直至釀成了大量的武斗事件。江青、謝富治、王力等人乘機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和“文攻武衛”的口號。隨后,全國各地的武斗事件頻頻發生并且全面升級,以致此后幾個月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國家動亂最劇烈、社會災難最嚴重的時期。

                山東的“反逆流”運動表面上似乎以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組織的勝利而告終,但他們與支左部隊、其他派別群眾之間的矛盾并未解決,派別之間的權力爭奪也未結束。

                1968年3月25日至4月6日,東風區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先進集體和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期間,王效禹竄來東風區,接見與會代表,繼續煽動批斗所謂“王王莊反革命集團”和開展“文攻武衛”活動。隨后,區革委對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進行調整改組,大批干部被無故調離工作崗位,下放到工廠當工人,公、檢、法機關陷入癱瘓;基層單位也紛紛成立“文攻武衛”組織,80多人被定為所謂“王王莊”反革命集團在東風區的“黑線”成員而遭到批斗,一批黨員干部被開除黨籍、工籍。

                1969年1月25日,東風區“文攻武衛”指揮部在“徹底砸爛舊公、檢、法”的口號下,分別進駐區公安分局和各個派出所,趕走“支左”解放軍,實行所謂“群眾專政”。此后,公、檢、法機關被“文攻武衛”組織接管。

                (二)“反復舊”運動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會議批準了江青、康生、謝富治主持起草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以捏造的罪名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并再次作出批判所謂“二月逆流”的錯誤決定。

                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后,王效禹攻擊濟南軍區和省軍區主要領導人是山東“反革命逆流”的幕后支持者,濟南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搞“復舊”,將斗爭的矛頭指向了解放軍,指向了革委會,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廣大群眾,在全省范圍內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復舊”運動。

                11月15日,市革委、市級機關、市三大組織負責人會議之后,東風區革委立即召開常委會議,確定由常委帶領機關工作人員開展調查研究,分兩批解決汽車修理廠、木材加工廠、金屬加工廠、標準件廠、自行車零件廠和綠化隊的“復舊”問題。隨后“反復舊”范圍進一步擴大,區革委向38個工業交通單位、24個小學、9個街道派駐了29個調查組,調查解決所謂“復舊”問題。11月26日,區革委在原區委黨校舉辦區級機關及基層領導干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進行所謂反擊“二月逆流”的政治學習。11月28日,區革委作出對金屬加工廠、東風印刷廠、公社醫院、市交通局三團(山工總東風指揮部管理)處理決定,部分革委會成員“靠邊站”。不久,對交通運輸一站、二站、三站、四站、汽車修理廠、東風汽車隊等單位的革委會進行了調整。

                “反復舊”運動一直延續到1969年6月。經過半年多的“反復舊”,全區工、基、交系統和街道的54個基層革委會,39個被解剖、摧垮和改組,79名基層革委會干部被打倒了43名。尤其是在工、基、交系統,27個基層革委會中有23個被砸爛、改組,27位革委會主任全部被降職、停職檢查或批斗,有的還被拘留、逮捕和拷打、武斗。同時,一批帶有嚴重問題但擁護“反復舊”的人被拉進基層革委會甚至還派進區機關,部分要害部門的領導權被他們控制。全區50%以上的軍宣隊被趕走,多數單位的軍管機構受到沖擊。

                1967年,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奪權”風暴,并很快演變成了一場“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山東的造反派頭目王效禹奪取省委、省人委黨政財文大權后,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斗群眾,致使全省上下派別林立、矛盾重重,武斗事件頻頻發生,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空前泛濫。從1966年底到1969年夏,東風區與全國、全省一樣,成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內亂最為嚴重的時期。這一時期,由于極“左”思潮的泛濫,到處充斥著各種對立的組織和矛盾,武斗流血事件時常發生,黨的領導不復存在,經濟建設全面倒退,社會秩序蕩然無存。全區各項工作都由革委會“一元化”領導,事事都由造反群眾組織說了算,出現了“群眾組織領導黨”的極不正常的現象。1967年5月,東風區西部的位里、小金、擔山屯等村莊發生冰雹災害,莊稼、果樹受災嚴重,西瓜、蔬菜幾乎絕產,因當時各級黨組織陷入癱瘓,救災工作極其不力,群眾生活十分困難。

                第九章 中央著手解決山東問題與局勢暫時穩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九大結束后,中央開始解決山東問題,并作出解決山東問題的《批示》和《十條》。根據《批示》和《十條》精神,山東批判糾正了王效禹的極“左”錯誤,調整了領導機構,召開了中共山東省第三次代表大會,恢復成立了中共山東省委,楊得志、袁升平分別當選省委第一書記和第二書記;圍繞糾正“反復舊”錯誤,新一屆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按照中央《批示》、《十條》精神和省、市要求,東風區以糾正“反復舊”錯誤為主,全面整頓各級領導機構,批判資產階級派性,組織開展“斗、批、改”,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并抓住局勢暫時穩定機會召開了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在動亂中恢復了區委的領導。

                第一節 貫徹落實《批示》、《十條》

                王效禹發動的“反復舊”運動,不僅使山東的局面出現嚴重混亂,也影響到了周邊省份,影響到了中央精神在山東的貫徹,引起了中央的關注。九大一閉幕,中央就決定解決山東問題。5月4日至28日,根據中央要求,參加九大的山東省革委及濟南軍區的27名代表留京學習。5月24日,王效禹、楊得志、袁升平以報告的形式,向中央介紹了山東的情況,提出了解決山東問題的十條措施。

                《報告》指出,山東的“反復舊”運動犯有“四個指向”、“兩個干擾”、“一個破壞”的錯誤。在山東錯誤發動的“反復舊”運動,實質上是干擾清理階級隊伍,把矛頭指向了解放軍,指向了革委會,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廣大群眾,破壞了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

                《報告》提出了十條措施,主要包括:第一,進一步在全省掀起學習、宣傳、落實九大精神的高潮;第二,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第三,切實落實各項無產階級政策;第四,加強革命委員會的一元化領導;第五,充實加強省革委會的領導機構,進駐省革委的工宣隊,要迅速撤出;第六,相信和依靠解放軍,軍隊和地方群眾組織的文化大革命互不干涉、互不插手;第七,相信和依靠群眾,不再在群眾中劃分“革”與“保”,要實現革命群眾組織大聯合,進駐公、檢、法的“文攻武衛”要迅速撤出,繼續加強軍事管制”,撤銷“文攻武衛”組織,建立健全“三代會”(指紅衛兵、工人、貧下中農代表大會);第八,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數;第九,鞏固和發展各級革委會;第十,切實改進領導作風,堅決反對資產階級政客作風。

                5月25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批示,指出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后,由于山東個別領導同志違背了中央全會精神,在全省進行了所謂“反復舊”運動,犯了嚴重錯誤。中央希望山東省革委既要徹底糾正錯誤,又要顧全大局,努力穩定山東局勢。當時稱中央批示和十條措施為《批示》和《十條》。

                中央解決山東問題的《批示》和《十條》發出后,省革委常委會和濟南軍區黨委會召開聯席會議進行了傳達學習,批判了王效禹等人的嚴重錯誤。6月23日,中央批準建立中共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核心領導小組,王效禹任組長,楊得志、袁升平任副組長。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實行歸口大聯合。7月29日到8月8日,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和濟南軍區召開縣團以上干部聯席會議,要求消滅資產階級派性,狠狠打擊敵人,群眾組織“歸口大聯合”,抓革命、促生產。按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和部署,東風區按照自上而下、先骨干后群眾的步驟,采取層層召開會議和舉辦各類學習班的形式,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了傳達學習和貫徹落實。

                宣傳《批示》和《十條》精神。九大閉幕后,包括東風區在內,全市各種傳言很多,群眾思想混亂。針對這種情況,市革委要求重新傳達學習毛澤東在九大期間的重要講話和《批示》、《十條》精神。6月下旬,東風區召開全區基層干部大會,傳達《批示》和《十條》,下發關于學習、宣傳、貫徹《批示》和《十條》的《通知》。7月上旬,組織區革委成員、群眾組織代表和各單位負責人參加了為期10天的學習班。8月15日至20日,區革委召開“反復舊”前基層革委會成員、被解放的革命干部、“五七”干校干部等701人參加的會議,傳達貫徹省、市貫徹《批示》和《十條》會議精神,批判王效禹資產階級派性,下發《關于貫徹落實毛主席、黨中央〈批示〉和〈十條〉的基本情況及今后意見》。同時,大會總結了東風區在“反復舊”中的嚴重錯誤。

                充實和調整各級領導機構。1969年8月,區革委遵照《批示》和《十條》關于“在‘反復舊’運動以前的基礎上,適當充實和調整”革委會的精神,深入批判資產階級派性,要求群眾組織歸口大聯合,對于受“反復舊”影響大、派性嚴重的基層單位,采取指派干部進駐等形式進行了初步恢復。從9月20日起,在學習宣傳《批示》和《十條》的基礎上,區革委本著有利于團結和少下多上的原則,開始著手調整、充實區和基層革委會。9月23日,形成了關于調整區革委主任、副主任、常委的初步意見。10月16日,根據省、市指示精神,作出《關于區革委充實、調整意見的報告》,提請市革委適當充實軍代表和干部代表,對區革委中的群眾代表進行了調整。10月28日,經市革委批準,區革委發出《關于機關機構設置的通知》,區機關調整為“一室八組”,即辦公室、政工組、文教組、工交城建組、財稅工商管理組、商業組、勞工組、內務組、人民保衛組,基本恢復了“反復舊”前的組織機構。11月14日,作出《關于調整區革委主任、副主任的報告》,提請省、市革委對通過“反復舊”進入區革委的人員進行調整。12月15日,經市革委研究并報請省革委批準,東風區革命委員會成員名單對外公布,區革委由41人組成,區革委常委由17人組成。原區革委副主任、軍代表許士琪任主任;原區革委主任張凡金改任副主任,回原單位(濟南服裝五廠)工作;原區委書記于鏡海、副書記王文山充實進入區革委,任副主任。經山東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批準,成立中共濟南市東風區革命委員會核心領導小組,區革委會主任許士琪任組長。隨后,經市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批準,原區長趙熙洪充實進入區革委并任副主任。區革委還積極加強自身建設,于1969年12月26日通過了《關于加強自身革命化建設的決議》,對區革委委員作出了7項規定。同時,全區83個基層革委會完成了調整充實工作,并在部分單位建立了革委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

                恢復“三支兩軍”。按照中央《批示》、《十條》規定和有關指示精神,東風區撤銷了所有“文攻武衛”及類似組織;充實加強了區公安機關的軍管會領導,所有派出所相繼進駐了解放軍;對水、電、糧、油、交通運輸等要害部門,派駐軍宣隊實行軍管,穩定了局面,制止了武斗事件的發生。

                落實平反政策。根據《批示》和《十條》精神,東風區為54名在“反復舊”中受到非法拘押并被打成反革命的干部群眾進行了平反,恢復了名譽和職務;給停發工資的干部職工補發了工資。進一步解放老干部,于鏡海、王文山、趙熙洪等原區委、區人委老領導先后進入區革委并任副主任。

                整頓社會治安和交通秩序。“反逆流”、“反復舊”以來,特別是受“文攻武衛”的影響,群眾武斗事件頻頻發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混亂。1969年8月2日,根據全市統一部署,東風區發出關于當前加強社會治安管理工作的意見,決定成立社會治安大清查領導小組,要求按照九大和《批示》、《十條》精神,全面清查車站、碼頭、旅館、招待所、公園、山洞以及易于犯罪分子藏身的各類場所,嚴厲打擊各類慣盜、詐騙、流氓等犯罪分子,收容因受各種迫害流亡在外的人員,以加強社會治安管理。9月18日,按照全市整頓交通秩序會議精神,東風區成立領導小組,確定開展整頓交通秩序宣傳活動。20日,2500人組成的宣傳隊伍,分別上街和深入到機關、工廠、學校等開展交通宣傳活動,以維護正常交通秩序。

                通過貫徹落實《批示》和《十條》,批判、糾正了王效禹的極“左”錯誤和資產階級派性影響,進一步解放了老干部,清除了各級革委會班子中犯有嚴重錯誤的“群眾代表”,解散了部分群眾組織,對受到非法迫害的干部群眾予以平反。特別是全區各級革委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的成立,恢復了黨的統一領導,使“反復舊”運動造成的各種問題從思想和組織上得到了扭轉。

                第二節 全面開展“斗、批、改”

                “斗、批、改”最初是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規定:“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這段話簡稱 “斗、批、改”。1968年9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傳達毛澤東的意見,“斗、批、改”任務被具體化。九大之后,“斗、批、改”在全國全面展開。

                一、“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

                1968年1月16日,山東省革委、濟南軍區機關、山東省軍區作出《關于向全省每戶貧下中農贈發〈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的決定》。8月1日,省革委發出通知,要求通過“三忠于”活動,進一步促進“革命大批判”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精兵簡政、清理階級隊伍等任務的完成。隨后,“三忠于”活動更加廣泛地開展起來。直到毛澤東對此提出批評,全國范圍內的“三忠于”活動才告停止。

                “文化大革命”初期,與全國絕大多數地區一樣,東風區廣大干部群眾也是滿懷對毛澤東主席的無限崇拜投身運動的。林彪發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運動后,東風區迅速掀起了人人學“老三篇”、人人用“老三篇”、人人讀《毛主席語錄》、人人唱“語錄歌”、人人跳“忠字舞”的高潮。一時間,家家掛毛主席像,處處有“毛主席語錄牌”,全區一片“紅海洋”。為滿足人民群眾對毛主席像章、語錄牌和著作的需求,東風塑料制品廠、搪瓷廠等相繼轉產制作毛主席像章和語錄牌,印制《毛主席語錄》。

                全區各機關、學校、街道、工廠、商店等單位,除按規定的時間和內容學習毛澤東著作外,還利用上下班前后、會議前后的時間讀《毛主席語錄》。從機關到學校,從工廠到街道,從白發蒼蒼的老人到剛剛入學的兒童,《毛主席語錄》隨身帶,認真學,認真用。多數單位做到了“天天讀雷打不動,學習日堅持進行,學習班層層舉辦,講用會經常進行”。從1970年到1971年2月,全區舉辦各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2400多期,參加干部群眾達85000多人次。與此同時,還多次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介紹交流“活學活用”經驗,選出了一大批“活學活用”積極分子。

                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與清查“五一六”運動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發表元旦社論,提出要徹底清查混進革命隊伍的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沒有改造好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等。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要求全國各地區、各單位“有步驟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

                1968年6月,東風區部署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0月,結合貫徹落實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通過開展“一學、二訴、三批、四抓、五帶”活動,即“學習毛主席有關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論述、最新指示”,“控訴舊社會和資反路線的迫害,憶苦思甜”,“批判劉少奇的‘階級斗爭熄滅論’”,“狠抓發動群眾,大打人民戰爭”,“培養典型,總結經驗,帶動一般,指導運動”,在全區掀起了群眾性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到年底,全區共收集所謂揭發檢舉材料7000多份,挖出所謂階級敵人259人,經過外查內調批準揪斗的87人。

                由于清理階級隊伍逐漸“清”到了王效禹等人身上,王效禹等人宣稱清理階級隊伍是在搞“復舊”,采取政治上大造輿論、組織上搞反奪權、策略上以攻為守的方式,干擾破壞清理階級隊伍工作。

                1969年8月,出于糾正王效禹極“左”錯誤的目的,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召開全省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會議,檢查前段工作,部署進一步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東風區在全省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會議上作了交流發言。10月15日,市革委提出《關于繼續搞好清理階級隊伍工作的意見》,要求領導帶頭,層層發動,帶領廣大群眾,進一步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

                省、市革委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清理階級隊伍是在剝削階級已經消滅、階級斗爭強調過火、最基本的民主與法制被破壞、人權沒有保障的背景下進行的,在整個過程中錯誤執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使清理階級隊伍繼續朝著“左”的方向發展,階級斗爭被無限擴大,一時間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所謂“叛徒”和“特務”,不少干部群眾慘遭毒打和關押,有的還被迫害致殘、致死,制造了多起冤假錯案。

                11月21日,東風區成立區清理階級隊伍辦公室,要求全區“以戰備促清隊、以清隊促戰備”,采取分口(工交、街道、小學、財貿、公安、機關和五七干校)領導、專向負責、分類指導,要求在全區繼續搞好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到1970年1月10日,全區83個基層單位有82個單位進行了“清隊”工作,2個單位完成定案處理;挖出所謂叛徒、特務、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和現行反革命233人;報批揪斗對象93人,批準26人。中央部署開展打擊反革命分子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運動以后,東風區的清理階級隊伍與“一打三反”運動同步進行。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要求“放手發動群眾”,“對反革命分子檢舉、揭發、清查、批判,從而把隱藏的敵人挖出來”;“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清敵我,區別輕重。”2月5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指出,要開展一場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群眾運動,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違法犯罪事件。要掀起一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通過這場斗爭,認真整頓財貿隊伍。同日,中共中央還發布了《關于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此后,全國范圍內一場以打擊反革命分子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為主要內容的“一打三反”運動全面展開。

                2月11日,東風區革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省、市革委要求,召開由基層革委會成員、全體黨員參加的大會,傳達學習中央《關于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會議要求,要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清查、大批判“四大”活動,迅速掀起檢舉揭發高潮,打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會后,以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人員為骨干,組成了3000人的對敵斗爭隊伍,并召開會議進行了培訓。此后,“一打三反”運動在東風區全面開始。

                2月21日,東風區召開18000余人參加的對敵斗爭大會,對4名所謂階級敵人進行了寬大處理,在全區掀起了大檢舉、大揭發、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此后,各單位采取政策攻心、發動群眾揭發等形式,對所謂階級敵人和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人員進行了檢舉揭發。3月9日,區革委召開基層單位領導成員和骨干人員會議,傳達中央《關于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于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精神,對開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運動進行部署。隨后,為了營造聲勢,東風區又連續召開掀起“四大”新高潮動員大會、對敵斗爭經驗交流會等會議,進一步動員全區開展大檢舉、大揭發、大清查、大批判。

                1970年7月15日,區革委召開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定案處理工作會議。會議傳達了全市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定案處理工作會議精神,東風瑪鋼廠等7個單位介紹了經驗,對搞好定案處理工作進行安排。8月24日至29日,區革委召開基層單位革委會負責人會議。會議指出,要認真落實無產階級政策,搞好“一學、二擺、三查”。“一學”即學習無產階級政策和北京六廠二校經驗;“二擺”即大擺“一打三反”的輝煌戰果,大擺“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的鞏固發展;“三查”即查有無“寧左勿右”、“寧嚴勿寬”的錯誤思想,查定性定案是否準確,查對待受蒙蔽犯錯誤群眾的態度。會議要求,對定性不準、處理不當的要予以糾正,對生活出路安排不當的要妥善解決,隔離、批斗要經區革委批準,嚴禁打、罵、罰、逼、供、信。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受蒙蔽犯錯誤的群眾,要按人民內部矛盾對待,通過舉辦學習班促使他們改正。隨后,“一打三反”辦公室對已定案件進行了全面復查。

                “一打三反”運動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運動中仍然出現了刑訊逼供現象,造成了一些冤假錯案。到1972年3月,全區挖出所謂階級敵人和重點人物787人,其中207人被定為歷史反革命,148人被定為現行反革命,88人被認定為未改造好的“五類分子”,344人被認定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經過定案處理,18人被判刑,12人被實施管制,52人被戴帽處理。

                在“斗、批、改”過程中,還開展了所謂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原指北京一個名為“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極“左”組織。1967年5月,這個組織散發誹謗攻擊周恩來的反動傳單和標語。毛澤東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增加內容指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作者,是“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這個組織很快就被摧毀。然而,林彪、江青等人借機擴大,要求開展所謂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把許多反對他們的干部群眾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1971年5月31日,濟南市在東風區、紅衛區、歷城縣設立分會場,同時召開公判“五一六”分子大會。東風區組織萬余名群眾參加,對9起所謂“五一六”反革命事件(其中東風區3起)進行了公判。8月24日,區委召開黨員干部會議,指出要統一安排、分類指導,迅速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群眾運動的高潮;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把革命大批判貫徹運動始終;抓住重點,集中力量,突破大事件;認真做好知情人的工作,促使犯錯誤的人揭發、交代問題;搞好調查研究,整理好有關材料;認真注意政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一步解決領導干部思想認識問題,加強對運動的領導;密切注意階級斗爭新動向,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清查“五一六”運動,歷經思想發動、大批判、揭發檢舉和專案審查四個階段,到1973年7月基本結束。期間,全區對347人舉辦學習班進行了隔離審查。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響,運動中出現了“以人劃線”現象,使部分無辜干部群眾受到了錯誤批判,加重了干部與干部、群眾與群眾之間的對立情緒。同年8月,根據上級指示,東風區開始糾正擴大化錯誤。隨后,區委召開基層領導干部會議,提出了具體糾正意見。會后,由區委常委分頭找受害人談話,當面進行平反,燒毀材料,消除不良影響。1974年11月到1975年5月,全部退還了被審查人員的檢查交代材料,同時向被錯誤審查人員及其家屬賠禮道歉。

                三、干部下放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文章“按語”同時傳達了毛澤東指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此后,黨政機關紛紛舉辦五七干校,大批機關干部、教師、專家、文藝工作者等被下放到五七干?;蜣r村參加生產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8年10月,遵照毛澤東指示,東風區革委初步精簡機構,下放部分機關干部。11月2日,東風區召開歡送會,歡送來自區機關、工交城建、財貿、教育等系統的300余名干部、教師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1969年2月,東風區革委會經與向陽區協商,接收萬靈山、臘山兩處果園,作為東風區“五七”干校校址。26日,東風區機關“五七”干校正式成立。原東風區機關工作人員除少數被留用外,大部分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改造思想。

                大批機關干部和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五七”干校參加生產勞動,雖然得到了鍛煉,增加了對農村的了解,但由于長時期被排除在業務工作和研究之外,不僅耽擱了他們深入學習和研究的寶貴時間,也嚴重影響了各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很大損失。直到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五七”干校才陸續停辦。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由于大學停止招生,工廠、商店停止招工,大批初、高中畢業生找不到工作。1968年12月22日,為了解決社會青年就業問題,也是出于對知識分子“左”的估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號召發出,全國立即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

                東風區積極響應毛澤東號召,進行了層層發動。許多家長動員自己的子女到農村安家落戶,廣大青年懷著“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革命激情報名上山下鄉,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高潮。從1968年到1971年,全區先后分3批共動員5800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其中赴肥城、齊河、新泰、萊蕪下鄉插隊2842名。1972年以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轉向支援邊疆和生產建設兵團,轄區又有1825名知識青年分赴山東生產建設兵團和內蒙、甘肅等地。1974年10月15日,區委成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領導小組。全區從機關到基層,紛紛開展動員工作,越來越多的知識青年自覺報名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自此到改革開放前夕,全區又有3111名知識青年分赴東平、平陰、歷城等農村插隊。

                同時,轄區的東方紅(今段店鎮)、太陽升(今吳家堡鎮)兩個公社,還先后接收安置了5批、2500余名到該社插隊安家落戶的知識青年。

                作為極“左”思潮的產物,“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應當否定。但廣大知識青年及其家長為國家和社會所作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他們幾年、十幾年、幾十年生活工作在農村,用青春年華無私地支援祖國邊疆和農村建設,涌現出了大批優秀青年。

                四、整黨建黨與整團建團

                1967年10月,毛澤東對青海省黨的核心小組報告作出批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50個字被稱為“確定了整黨建黨的政治方向”,又叫“五十字建黨大綱”。此外,毛澤東還有一條關于“吐故納新”的批示:“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這段論述被稱是“講出了黨內矛盾的辯證法”。1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的指示,要求全黨要以這兩個“批示”為“最根本的原則”,“用毛澤東思想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整黨工作正式開始。

                1967年12月20日,省革委發出《執行中共中央〈關于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的意見》,要求凡是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或領導小組)并被上級革命委員會批準的單位,可以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建立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同時決定將省直、濟南和青島作為整黨建黨試點單位。1968年2月,濟南市的試點工作全面展開。到11月底,全市有188個單位轉入了集中整黨階段。1969年1月,濟南市舉辦了整黨建黨學習班。1970年5月15日,市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根據中央和省革委指示,提出了關于進一步搞好整黨建黨的意見。

                1970年6月22日,根據市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要求,東風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召開全區黨員大會,傳達了省、市整黨建黨工作會議精神,部署開展整黨建黨工作,并確定整黨建黨先從區革委機關開始。會后,舉辦了為期6天的首批整黨建黨單位負責人學習班。25日,區革委機關整黨建黨工作開始,203名黨員參加了這次整黨建黨活動。期間,按照整黨建黨總體要求,區革委機關通過圍繞政權建設憶苦思甜、立足實際檢查問題、突出思想進行整頓等活動,進行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整頓。7月7日,東風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發出《關于整黨建黨工作意見》,提出在全區分三批開展整黨建黨和逐步恢復黨員組織生活的計劃,要求各單位以北京“六廠二校”為榜樣,狠抓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把思想整頓放在首位,切實搞好組織整頓。同時提出,要搞好黨員吐故納新工作,深入開展大批判活動,實行開門整黨。為搞好整黨建黨,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親自深入到試點單位總結經驗,以指導全區的整黨建黨工作。隨后,各街道和公社革委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相繼成立。10月20日,因原區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許士琪調回部隊,經市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批準,由軍代表李明鏡任東風區革委會主任和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11月,東風標準件廠黨支部恢復建立。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黨員停止黨的組織生活后,全區恢復建立的第一個基層黨支部。到1971年2月,整黨建黨工作基本結束,全區83個單位有81個恢復建立了黨組織,842名黨員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到1971年底,全區恢復建立黨總支12個、支部70個,有黨員1099名,其中當年發展新黨員96名。

                這次整黨建黨,雖受到了“左”的影響,部分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繼續受到不公正對待,不能參加正常組織生活,但畢竟恢復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絕大多數黨員恢復了組織生活,對于穩定全區局勢和發展生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根據上級指示精神,東風區還開展了整團建團和加強工會等工作。1970年11月2日,東風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發出了《關于整團建團工作的意見》,整團建團全面展開。1971年7月5日,召開了東風區第四次團代會,選舉產生了共青團東風區第四屆委員會。到1971年底,大部分基層單位恢復建立了團支部。1970年2月2日至3日,召開了東風區首屆工人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區工代會委員會。

                五、開展“教育革命”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寫信給林彪(簡稱“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既能學習又能生產自給的“大學校”。“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教育革命”運動。

                1968年10月23日,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小學教師侯振民、王慶余發出《建議所有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信,建議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教育經費,不再給教師發放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11月14日,《人民日報》刊載了這一“建議”,并加“編者按”以求展開討論。與此同時,山東許多地區開始推行這一建議。1968年底,不顧可能出現的區域師資力量嚴重不平衡現象,濟南市各縣農村公辦小學教師全部“下放”回原籍。1969年11月,全省中小學教育會議召開,要求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實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教師待遇改為“工分加補貼”;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學制要縮短”。同年,東風區轄區中學改“三三制”(初中、高中各三年)為四年一貫制;1971年,全區小學學制全部改為五年。與此同時,還將槐蔭工讀學校與濟南第四工讀中學合并,改為普通中學;部分小學開設“戴帽”初中班;教師層層選拔進入更高一級的學校;以朝農(遼寧朝陽學院)為榜樣,實行“開門辦學”,與工廠、農村生產隊掛鉤,建立各類基地33處,開展學工、學農、學軍活動,嚴重影響了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

                九大以后,東風區以“斗、批、改”為主要形式的“左”的錯誤雖然繼續發展,造成了一些冤假錯案,但隨著中央解決山東問題的《批示》和《十條》的貫徹落實,全區各級黨團組織相繼恢復,政治局勢和社會秩序逐漸穩定。

                第三節 中共東風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與局勢暫時穩定

                按照中央基層黨組織整頓和建設的要求,東風區第二次黨代大會召開,區委得以恢復并迅速開展工作,全區局勢出現了暫時的穩定。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使全區國民生產得到恢復。

                一、中共東風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與區委恢復

                1970年前后普遍成立的革委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是在各級黨組織被摧毀的情況下成立的臨時領導機構。隨著整黨建黨工作的不斷深入,基層黨組織相繼恢復,召開各級黨代會并恢復建立各級黨委,便成了當時最現實、最緊迫的問題。

                1970年8月11日,山東省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轉發中共榮成縣委《關于召開黨代會、建立新縣委的情況報告》的通知?!锻ㄖ分赋?,隨著整黨運動的深入發展,召開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建立新黨委的問題,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不久,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地方各級黨代表大會的通知》,要求一方面要狠抓基層黨組織的整頓和建設,一方面要及時召開各級黨代表大會并建立各級黨委。

                1970年11月,遵照中共中央通知精神和省、市要求,中共東風區革委核心領導小組在進一步抓緊抓好整黨建黨和基層組織建設的同時,開始籌備召開黨代會和建立新區委工作。12月19日,東風區革委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關于召開區黨代大會、建立新區委的方案》向全區公布?!斗桨浮诽岢?,從12月下旬起,開始召開區黨代大會、建立新區委的籌備工作。要求搞好思想發動,重點圍繞為什么要建立新區委、建立什么樣的新區委、怎樣建立新區委等問題,在全區范圍內開展一個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要搞好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的思想整頓,在舉辦學習班的基礎上,廣泛征求基層干部群眾的意見,發動核心領導小組成員“斗私批修”,進行“開門整風”;加快整黨建黨步伐,建好配好基層黨組織班子,組織開展好黨代表人選和區委委員人選的考察摸底;成立黨代會籌備辦公室,設立組織審查組、宣傳教育組、秘書組和行政組,搞好黨代會的籌備。同時,《方案》還對黨代會代表的條件、名額分配比例、產生辦法以及區委委員的構成比例、候選人的產生程序、黨代會日程安排等提出了意見。

                根據《方案》要求,全區采取報告會、學習班、上黨課等形式,開展了大學習、大宣傳、大發動、大批判活動,使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普遍受到了一次現實的路線教育,為黨代會的召開打下了堅實思想基礎。與此同時,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通過召開座談會、進行談心等形式,廣泛聽取基層群眾的批評意見。1971年1月4日至6日,核心領導小組召開區革委全體會議,進一步征求革委委員意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和“斗私批修”,進行“開門整風”。通過宣傳發動和“開門整風”,對于進一步加強團結、開好第二次黨代會、恢復黨組織活動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2月19日至21日,東風區第二次黨代會預備會議召開。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再次進行“斗私批修”,全體代表圍繞核心領導小組執行路線方面的重點要害問題,提出了批評意見;本著弄清思想、團結同志的精神,實事求是、誠懇耐心地幫助分析提高,不僅促進了核心領導小組的整改提高,也使全體代表受到了深刻教育。

                1971年2月22日至23日,中共濟南市東風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區革委禮堂(西市場內)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229人,列席代表28人。大會以中共九大精神和毛澤東建黨思想為指導,全面總結了區第一次黨代會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所謂“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教訓,討論確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務。李明鏡代表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向大會作了題為《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乘勝前進》的工作報告?!秷蟾妗分赋?,全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要更廣泛、更深入地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認真搞好斗、批、改,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大學解放軍,繼續深入開展四好運動;深入進行戰備教育,進一步加強戰備工作;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努力實現工業生產的全面躍進;狠抓領導班子革命化建設,把各級黨組織建設成為無限忠于毛主席的戰斗堡壘。經過全體代表審議,大會通過了李明鏡代表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所作的《工作報告》。

                2月23日,按照新黨章的規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反復醞釀的基礎上,選舉產生了由21名委員組成的中共濟南市東風區第二屆委員會。新當選的區委委員中,解放軍代表、干部代表、基層一線黨員代表各占7名,其中有婦女代表4名;從年齡結構上,25歲至35歲的6名,36歲至54歲的14名,55歲以上的1名,充分體現了軍、干、群和老、中、青“三結合”。

                2月24日至25日,中共濟南市東風區二屆一次全委會議召開。24日上午,區委委員首先在英雄山王盡美烈士墓前集體宣誓并進行“憶苦思權”活動,然后選舉產生了由李明鏡、王文山、郭清河、宋協聚、曹守恭、秦樹才、曲明、寧福祥、董傳忠等9人組成的區委常委會。李明鏡當選區委書記,王文山、郭清河當選副書記。下午,研究制定了加強自身思想革命化建設的初步意見。25日,區委全體委員到防空干道工程參加了一天的勞動。此后,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隨即撤銷,區革命委員會改為地方行政機構。

                新一屆區委建立以后,立即領導全區投入到繼續落實《批示》和《十條》、開展“斗批改”運動和恢復發展生產之中。在新一屆區委的領導下,基層各單位黨組織相繼恢復建立,一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同時組織召開了全區計劃工作會議、“三代會”、支援“工業抗旱”動員會、政治工作會議等,批準召開了區第四次團代會,有力地促進了各項工作的恢復。1971年9月10日,經過半年多的實踐,區委修訂出臺了關于加強自身思想革命化的《試行意見》,要求區委委員必須認真看書學習,努力改造世界觀,提高“路線斗爭覺悟”,進一步增強執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自覺性,密切聯系群眾,注意工作方法,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对囆幸庖姟返闹贫?,標志著黨的領導與工作在東風區重新恢復并步入正常。

                中共濟南市東風區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是全區黨的建設的新的起點。大會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繼續貫徹了九大錯誤方針,對“文化大革命”和奪權給予了肯定,但同時也強調要發揮老干部作用和搞好工農業生產。特別是中共東風區第二屆委員會的建立,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這一特定時期的特殊組織形式,對于各級黨組織的恢復和促進局勢穩定、經濟建設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國民經濟恢復性增長

                政治局勢的相對穩定,為恢復社會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1969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結束了1967年到1968年連續兩年下降的局面,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恢復性增長。但由于對這種恢復性增長缺乏客觀冷靜的認識,以為“抓革命”就能“促生產”。于是在1970年初全國計劃會議擬定的《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案)》中,對鋼產量等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目標和任務。

                1970年1月28日至2月3日,市革委在“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上提出,以革命統帥生產,實現工農業生產新躍進,要求各級革委會放手發動群眾,深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競賽運動,走大慶、大寨政治建廠、政治建隊道路,開展“四好”、“五好”運動,奪取1970年工農業生產的更大勝利。4月,市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要求“立即掀起增產節約運動新高潮”。

                1970年初,東風區革委下發《關于當前工作的安排意見》?!兑庖姟分赋觯?ldquo;要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大力挖掘生產潛力,多快好省地完成第一季度國家計劃”;“革委會成員要明確分工,大膽管理,切實加強對生產的領導,克服生產上的無政府狀態”;“要放手發動群眾,討論制定1970年和第一季度的生產計劃,特別對第一季度的生產計劃要切實落實到車間、班組和個人”;“要狠抓軍工產品,在人、物、財力上大力支援,保證提前或超額完成任務”;“要大力開展技術革新活動,用人的思想革命化帶動技術革新”。同時,對全區街道生產廠組生產情況進行分析,研究提出了相關措施,要求盡快把街道生產搞上去。

                4月15日,東風區革委召開全區基層干部大會,部署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會議作了《立即掀起增產節約運動新高潮》的動員報告,對全區的“抓革命促生產”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作出部署,提出了1970年增產節約的總任務,即“堅決實現‘三個突破’,保證打好‘五個硬仗’”目標。

                “三個突破”:突破全年工業總產值4000萬元大關;突破產品產量國家計劃指標,全面完成31種國家計劃產品任務;突破產品質量歷史最高水平,努力趕超先進地區的產品質量水平。

                “五個硬仗”:打好省、市會戰任務的硬仗,瑪鋼廠完成高炮配件任務,鑄鐵管廠完成4000噸鑄管任務,輪胎廠完成4000條輪胎任務;打好新產品盡早投產的硬仗,“硝酸堿”、“保險粉”、“低壓電磁”、“乙氯醋酸”、“電極板”等五種新產品要在6月底前批量生產;打好自制設備的硬仗,自制生產C620車床20臺、立鉆10臺、2T電葫蘆10臺;打好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硬仗,要求各工廠選擇1至2項技術革新項目,開展技術攻關;打好交通運輸機械化的硬仗,交通運輸機械化水平由60%提高到80%,力爭完成運輸總量330萬噸公里的任務。

                4月22日,區革委召開工、交、財貿、街道等基層革委會全體成員及部分廠企單位班組長、老工人參加的大會。會上,鍋爐廠等5個單位介紹了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增產節約的經驗。會后,各單位紛紛制定或修訂了各自的增產節約措施和計劃。

                8月24日至29日,區革委召開基層單位革委會負責人會議。會后,形成了《東風區各基層單位革委會負責人會議紀要》?!都o要》指出,要“掀起生產躍進的新高潮”,“以最大的決心,最大的干勁,最快的速度,提前超額完成全年計劃,為實現‘四五’規劃做好準備。”會議要求“提前兩個月完成全年工業總產值計劃3000萬元,確保突破3500萬元,力爭達到3900萬元”;“要大搞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綜合利用,修舊利廢,增加產量和品種,提高質量和工效”;“要發動群眾討論,落實今年生產躍進計劃的各項指標,充分做好明年的生產準備工作。”通過各種措施的落實和增產節約運動的開展,促進了全區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工業生產。

                1970年,全區完成工業總產值4197.2萬元,提前65天完成國家計劃;試制投產新產品36種,完成技術革新項目133個。

                進入1971年,在新一屆區委的領導下,全區“抓革命、促生產”取得了新進展。1971年2月,根據全區統一要求,各街道辦事處革委會建立生產辦公室,作為街道革委會領導下管理街道生產的辦事機構,負責街道生產的組織領導。3月26日,剛剛恢復建立的中共東風區委召開全區黨員干部和部分職工群眾參加的計劃工作會議。會議傳達了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講話、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紀要以及省、市計劃工作會議精神,動員全區廣大黨員干部職工,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和嚴格的科學態度搞好生產,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此后,全區上下繼續深入開展增產節約、技術革新等運動,工農業生產實現了快速恢復性增長。

                1971年,全區完成工業總產值6114.2萬元;試制投產新產品40種,自制各種設備94臺;清倉查庫收集各種物資價值720萬元。6個單位20多種產品成本較1970年降低9%。工業總產值、交通運輸周轉量提前45天完成計劃?;A建設投資完成234萬元。

                與此同時,東風區還響應中央和省、市委號召,開展了工業支援農業、支援“工業抗旱”等工作。1970年12月4日,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召開擴大會議,總結了1970年的工業支援農業情況,安排部署了1971年的工業支農工作。據統計,1970年全區完成工業支農產值418萬元,較1966年增長4.6倍;支農產品達到69種,較1966年增長3.1倍。1971年8月4日,區委召開全區收集廢舊鋼鐵、支援“工業抗旱”動員大會。會后,各單位按照區委要求,書記掛帥,全民動員,突擊回收廢舊鋼鐵,以支援國家工業生產。到1971年底,全區采取多種措施收集廢舊鋼鐵1027噸。

                三、加強戰備

                1969年春,前蘇聯軍隊四次侵入我國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制造了嚴重流血事件,加重了黨內對國際形勢日益嚴重、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錯誤估計。1969年8月27日,中央決定成立各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以加強人民防空工作。9月24日,中共濟南市革委核心領導小組決定成立市人民防空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作為辦事機構。

                10月30日至31日,根據全省戰備工作會議精神和市革委要求,東風區召開基層革委會成員和區機關全體工作人員參加的戰備工作會議。會上,區革委負責人傳達了省、市戰備工作會議精神,部署加強戰備工作的意見。11月2日,為了迅速落實應付突然襲擊的各項措施,加強城市人民防空工作,成立了區防空戰備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隨后,在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東風區在全區范圍內開展了戰備教育,加強了防空訓練和征兵、民兵等工作。11月4日,下發了《關于開展群眾性的挖洞運動的意見》,要求各機關、學校、工廠、企事業單位全面挖掘防空洞。至11月10日,僅街道層面就開挖防空洞口4696個。此后又以區防空戰備領導小組名義,下發了《關于當前挖修防空工事進展情況與今后意見》,要求把人民防空作為首要備戰工作;各級要加強對防空備戰工作的領導;全面完成挖修防空工事任務。戰備動員之后,從黨員干部到普通職工,從工人到學生,從老人到學齡前兒童,甚至連原來足不出戶的婦女,都投入到了這場全民動員的挖洞運動中。與此同時,還加強了民兵工作,分批進行了野營、軍訓。

                到1970年8月25日,全區已有各種防空設施808處、48000平方米;挖修防空主支干道3300米。到1971年底,全區不僅構筑了大量地下干道和群眾性防空工事,還構筑了一些小型地下車間、醫院等戰備設施。

                與此同時,東風區的城市建設及防洪防汛等工作也得到了發展。1970年1月28日,黃河凌洪暴發,地處灘區的東方紅公社北八里、由李、筐李、謝屯、麻溝等5個大隊遭受凌洪襲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省革委、濟南部隊、省軍區和市、縣革委會負責同志聞訊后,立即趕赴現場,組織廣大軍民奮力抗擊凌洪,取得了最終勝利。10月,根據市革委統一部署,對小清河進行了疏浚,增強了城市防洪能力。12月24日,緯十二路北端公鐵立交橋建成通車,實現了京滬鐵路與緯十二路南北公路暢通無阻,方便了群眾,支援了國家建設。1971年4月19日,吳家堡公社的北店子引黃站和七里鋪大隊對外開放,接待了第一批國外友人。丹麥的胡姆隆教授及其夫人參觀了北店子引黃灌溉發展水稻種植情況。7月8日,區革委成立區抗旱防汛指揮部。8月26日,建立東風區城市建設革委會,領導轄區的養護綠化、市政建設和私房管理工作。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的號召下,東風區先后開展了增產節約、支援“工業抗旱”、工業支援農業、防空戰備等群眾運動,“農業學大寨”運動不斷向縱深發展。雖然這個時期的社會生產帶有明顯的“躍進”性質和“冒進”傾向,但客觀上也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使“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嚴重摧殘的國民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

                第十章 從“批林整風”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

                九大以后,林彪一伙鼓吹“天才論”,加緊了搶班奪權的步伐。毛澤東識破其陰謀,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隨后,“批林整風”運動在全國展開。周恩來也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糾正極“左”思潮。東風區根據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開展了“批林整風”和糾正極“左”思潮工作,各方面工作得到了一定恢復,槐蔭區也恢復名稱。十大以后,江青等人結成了“四人幫”,批判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在“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破壞下被迫停止,“批林揭袁”、“批林批孔”運動相繼展開,全區經濟遭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全面整頓時期,槐蔭區貫徹中央和省市精神,基本扭轉了“批林批孔”運動造成混亂局面,但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開始,全區再度陷入混亂,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第一節 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與江青集團出場

                廬山會議上“天才論”的提出,進一步暴露了林彪集團的野心。毛澤東揭穿騙局,掀起了“批陳整風”運動,挫敗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隨后,全區按照上級部署要求開始批判極“左”思潮,生產有所恢復。但隨之而來的“批林揭袁”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干擾,使全區經濟遭受了嚴重沖擊。

                一、“批陳整風”運動與林彪反革命集團覆亡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期間,林彪、陳伯達等在不同的場合盛贊毛澤東是“天才”,為林彪搶班奪權制造輿論。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揭穿了林彪、陳伯達等人的“天才論”騙局。全會同時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同時號召高級干部要讀幾本哲學書。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揭露了陳伯達反黨罪行以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的面目,號召全黨全國人民進行檢舉和揭發。一場集中揭批陳伯達并開始波及林彪死黨的“批陳整風”運動自上而下地開始了。

                “批陳整風”是與“學哲學”運動同時進行的。1970年11月6日,中央發出《關于高級干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建議先學習《共產黨宣言》等6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書和《實踐論》等5篇毛澤東的文章。從1970年底到1971年上半年,全國各地開始了大規模的學哲學、批先驗論和路線教育運動。1970年11月17日,市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提出《關于執行中共山東省革委核心領導小組〈關于縣以上領導干部學習問題的通知〉的意見》,部署全市學哲學工作。

                1970年11月26日,東風區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制定并發出關于領導干部學習問題的意見,要求區革委機關干部和基層一般干部,至少拿出1個月的時間,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5篇文章;一般職工群眾主要是遵照毛澤東“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的指示,由各單位自行安排。要求切實做到“四個必須”、“四個克服”、“四個結合”,即必須提高學習自覺性,克服“讀書無用”、“以干帶學”的錯誤態度;必須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革命學風,克服學做脫節、只講形式不重實效的偏向;必須做到領導干部帶頭學,克服領導落后于群眾的現象;必須堅持每周二、四、六下午和二、四晚上學習制度,克服重工作輕學習、坐不下的現象。要把學習與進行路線教育、革命大批判、改造世界觀、各項工作任務結合起來,使看書學習的群眾運動更加深入扎實、更有成效。同時成立了東風區學習領導小組,建立了學習制度。隨后,全區掀起了“學哲學”的熱潮。

                1970年12月22日,按照毛澤東提議,周恩來主持召開華北會議,揭發批判陳伯達的罪行。1971年2月,中央發出《關于擴大傳達反黨分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同時轉發了毛澤東關于“批陳整風”的批示和指示。3月5日到4月4日,市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連續舉辦了三期“批陳整風”黨員干部學習班。4月29日,中央又發出《關于把批陳整風運動推向縱深發展的通知》。

                1971年5月9日,區委召開全體黨員干部大會,傳達中共中央《關于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發出《關于貫徹中央〈關于把批陳整風運動推向縱深發展的通知〉的意見》,成立了東風區“批陳整風”領導小組及辦公室,部署開展“批陳整風”運動。從5月11日開始到7月29日,東風區先后舉辦兩期有264名中層以上領導干部參加的“批陳整風”學習班。學習班貫徹“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的方針,按照傳達學習文件、批判“黑四論”(先驗論、唯生產力論、資產階級人性論、階級斗爭熄滅論)、自我斗私批修三個階段,以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和中央有關文件為武器,深刻揭批了陳伯達的謠言、詭辯和反動實質。

                隨著“批陳整風”運動的開展,林彪等人感到形勢對他們十分不利,于是決定鋌而走險,密謀策劃武裝政變。1971年3月,林彪、葉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馳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571工程”紀要》,企圖密謀殺害毛澤東,以“奪取全國政權”。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澤東南巡期間多次發表談話,宣稱有人急于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于奪權。獲悉毛澤東談話內容后,林彪決定立即采取行動,發動武裝政變。由于事先對林彪的反常行動有所察覺,林彪集團武裝政變的陰謀破產。眼見陰謀敗露,林彪等人于9月13日凌晨倉皇乘機外逃叛國,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林彪反革命集團覆亡。

                二、批判極“左”思潮與“槐蔭”復稱

                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覆滅,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它雖未改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從而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卻使他覺察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問題,認為有必要在一定范圍內予以糾正。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因勢利導,采取一系列措施展開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實干部政策以及經濟、科技、教育等領域的整頓。

                (一)著力改變企業管理混亂狀況

                20世紀70年代初,針對無政府主義思潮對經濟工作的影響,周恩來指示國務院提出了整頓企業的措施。1971年10月,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全國計劃會議籌備工作情況匯報時指出,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全國計劃會議結束后,國務院主持起草的《會議紀要》指出:要加強統一計劃,整頓企業管理,落實黨對干部、工人、技術人員的政策,反對無政府主義,把產品質量放到第一位;恢復和健全企業的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管理與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制度,抓好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綜合利用等七項指標。由于張春橋的反對,《會議紀要》未能通過,但基本精神卻為與會人員所接受和傳播,對于恢復發展生產起到了積極實踐作用。

                1972年春,按照上級要求,市、區兩級共150余名機關工作人員分頭到38個市屬和區屬企業蹲點,檢查政策落實和企業管理整頓情況。3月30日,東風區召開基層負責人會議,報告《1971年計劃執行情況和1972年計劃安排意見》。會議指出,全區企業管理中普遍存在“三高”、“三低”、“三多”、“一少”的問題,即廢品次品率高、生產成本高、材料消耗高,產品質量低、勞動生產率低、設備利用率低,生產事故多、窩工浪費多、隨便花錢多,抓全面完成計劃少。主要表現為:一是產品質量低劣;二是盲目采購進貨和資金嚴重積壓;三是物資管理混亂;四是生產事故嚴重;五是勞動紀律松懈;六是隨便花錢和職工借款現象嚴重;七是生產不計成本。要求在試點的基礎上以點帶面,通過“學”毛主席有關教導、“批”“制度無用論”、“揭”企業管理中的問題、“改”各項管理制度、“建”管理機構,切實把7項指標抓起來,力求盡快改善局面。通過以提高產品質量為重點的整頓和加強企業管理,建立健全了企業管理制度,調整充實了各級生產指揮管理機構,加強了對生產的組織領導,企業管理混亂的狀況有了很大變化,產品質量有了較大提高,原材料消耗有所下降。同時,東風區還按照加強企業管理整頓的總精神,結合貫徹“鞍鋼憲法”和“工業學大慶”,在區屬企業開展了以比產量、比質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和優質、高產、低耗為主要內容的勞動競賽。這些措施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全區的企業整頓。10月18日,區委召開基層單位領導干部會議,號召掀起“大戰四季度,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全年計劃”的新高潮。會議提出:繼續大力整頓和加強企業管理,進一步充實生產指揮機構,狠抓安全生產;深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大搞技術創新,搞好清倉查庫、物資調劑和“三廢”綜合利用工作;發動依靠群眾,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隨后,全區廣大黨員干部職工積極響應區委號召,深入推進企業管理整頓和勞動競賽,促進了全年生產計劃的完成。

                與此同時,全區還開展了技術革新運動。1972年4月,市委召開全市科技工作會議,確定了1972年科技工作任務;濟南第二機床廠、濟南鐵廠、濟南機車工廠等7家單位介紹了經驗。5月2日,東風區召開區委常委會議,傳達全市科技工作會議精神,研究確定了五項措施:一是立足實際,突出重點,研究搞好工交企業科技工作“四五”規劃。二是成立區科技工作領導機構,負責全區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工作;在工交各單位建立科技領導小組,400人以上的單位要在車間建立科技攻關小組。三是加強對技術骨干的培養;舉辦業余技術學習班,定期進行專業理論技術知識學習。四是排除干擾,落實黨對知識分子政策。五是加強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要求各單位把科技工作列入日程,定期進行研究、檢查和督促落實,把群眾性科技運動搞起來。在具體工作中,圍繞提高質量、降低消耗、提高工效,區委要求各單位大搞技術革新,切實提高機械化、自動化程度,積極推廣新工藝、新技術、新材料,向技術革新要設備、要勞力、要材料;批判“技術無用論”,批判學技術不光彩的思想,樹立為革命學技術、搞革新的思想;瑪鋼廠、鍋爐廠要分別搞好擠壓造型機、自動化鍋爐等革新項目;各單位原材料消耗達不到國家定額或高于歷史水平的,要盡快降下來;全區全年要節約鋼材30噸、有色金屬0.21噸、木材41方、煤炭500噸、電60萬度、石油20噸、硫酸21.5噸、燒矸41噸;抓好廢氣、廢水、廢渣的治理和綜合利用,全區回收廢鋼鐵要完成650噸。

                這一時期,東風區遵循中央和省、市委的正確決策,還就對外開放、社會治安、交通安全、市容衛生和文化、教育、體育等項工作提出了整頓措施。通過一系列正確政策和措施的實施,全區社會秩序和工業生產有明顯起色。1972年,區屬工業總產值完成6131萬元,提前22天完成了全年任務,占年計劃的107.5%,較上年增長29.1%;工業利潤完成614.07萬元,較上年增長19.9%。

                (二)落實黨的干部政策

                林彪叛逃事件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干部隊伍的錯誤估計。周恩來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和認可,抓緊為一部分老干部落實了政策,客觀上為最終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有力的政治基礎和組織準備。1972年4月24日,根據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發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論。社論指出,經過長期革命鍛煉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積極排除干擾,認真落實中央關于干部工作的指示。社論的發表,對全國各地落實干部政策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使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大批專家知識分子恢復了專業工作。

                1972年4月,濟南市委轉發了市革委政治部《關于落實干部政策的情況及今后意見》。此后,各縣區立即著手“解放”干部。6月7日,東風區召開政治工作會議,對落實干部政策問題進行了回顧,原有237名黨員領導干部,除8人因病不能繼續工作外,剩余的229名干部中已解放228人,安排使用225人;其中結合到各級領導班子的194人。知識分子中,923名教師特別是老教師基本得到了合理安排使用。會議同時提出:對已解放的干部要盡量安排工作,安排使用不當的要予以調整;要支持這些干部大膽工作,發揮好骨干作用;對年老有病的干部要妥善安置。既要合理安排使用老干部,又要積極選拔培養新干部和婦女干部;除舉辦干部學習班外,各單位還要做好以老帶新的工作,使新干部盡快成長起來;對犯有錯誤的干部、黨員、團員,要按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堅持教育為主、處分為輔,“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對沒有恢復組織生活的87名黨、團員,除查有實據的外,要盡早恢復組織生活;如果不影響黨籍、團籍,即使有問題的也可以先恢復組織生活,再視情況給予處分。按照“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落實好知識分子政策,對政治表現好、有一定業務水平和一定影響的教師特別是老教師,可適當安排和大膽使用;對剝削階級出身的,要按照“重在政治表現”的原則,在使用中教育改造他們;對有些問題一時查不清的,可以邊使用邊審查。按照會議要求,絕大多數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得到解放并合理安排了工作。

                (三)整頓紀律和糾正不正之風

                1972年7月27日,中央軍委對整頓軍隊紀律、糾正占有學校、醫院、工礦企業房屋和無償占有地方車輛、物資等不正之風作出批示,并表示這種情況不僅軍隊有,黨政機關也有,必須采取堅決的措施予以糾正。8月9日,山東省委作出《關于整頓紀律、糾正不正之風的決定》。要求全省各級黨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要發動群眾揭發本地區、本單位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黨政機關、工礦企業占有的房屋、土地和物資,屬學校、醫院及集體單位和私有的要迅速退還。8月15日,濟南市委召開區、縣、局負責人會議,傳達貫徹中央和省委會議決定,要求各單位進行一次檢查,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加以糾正。

                8月16日,東風區委召開常委會議進行傳達貫徹,集中時間在區委常委中進行剖析和自查。隨后,又召開17級以上黨員干部和基層領導干部大會,傳達學習了中央和省、市指示精神,發動群眾開展整風,進行了初步整改。11月1日,全區整頓紀律整頓作風會議提出:占用的農業用地確屬需要但未辦手續或手續不完備的,必須重新辦理手續或補辦手續;不能辦理手續又不迫切需要的立即退還;今后未經批準一律不得占用農業用地。占用的私人房屋,拆掉的要作價賠償;占用統戰對象住房的要搬出并賠禮道歉;屬于上山下鄉和遣返后空出的私房,使用單位要到房管部門辦理手續后重新起租;區屬工廠占用的學校場地、房屋和物資要堅決退回。會議強調,要從區委常委做起,堅決剎住違反中央指示和省委決定的不正之風,區革委機關和基層領導干部要嚴格遵守;有繼續違背上級規定的,要嚴肅對待,情節嚴重的要給予適當處分。”

                (四)“槐蔭”復稱及部分機構機關恢復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題為《奪取新的勝利》的社論?!渡缯摗穼τ诼鋵嶞h的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和經濟政策提出了要求。10月3日,區委組織廣大黨員干部進行了學習。大家普遍認為,《社論》表達了周恩來關于批判極“左”思想和恢復黨的正確路線、方針的意圖,表達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愿望。此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更改的帶有“左”的色彩的單位名稱和被撤銷的部分機關機構相繼恢復。

                1973年7月1日,經市革委批準,轄區恢復原來“槐蔭”的名稱。中共濟南市東風區委復稱中共濟南市槐蔭區委,區機關各部門及街道辦事處也隨之恢復了原名。“槐蔭”復稱前后,經區委研究決定,相繼恢復新建了區公安分局、區人民法院、區委黨校、區工會、區婦聯和區防疫站、區保健站、區安全生產領導小組等組織機構;召開了區工代會和婦代會。企業內部也紛紛恢復設立了政工、生計、行政、技術、財務等生產管理機構。

                1973年9月,“三支兩軍”人員全部撤出槐蔭區,原區委書記、區革委主任、軍代表李明鏡回到部隊。

                此外,區委還圓滿完成了接待西哈努克親王的任務。1972年7月3日,根據中央和省、市委通知,區委召開常委會議,研究迎接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來濟訪問有關事宜。根據中央提出的“隆重、熱烈、親切、友好”的接待方針,區委成立領導小組,負責這次接待工作。8月13日,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夫人一行,在徐向前、楊得志、蘇毅然等領導同志的陪同下,參觀了位于轄區的濟南鉛筆廠。沿線群眾夾道歡迎,治安保衛井然有序,圓滿完成了這次接待任務。1973年5月,西哈努克親王在中央和省、市領導的陪同下,到東方紅大隊和臘山靶場參觀,東風區組織群眾進行歡迎和沿線治安保衛工作。

                黨的經濟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實、紀律作風的整頓、槐蔭區復稱等,是區委貫徹中央和省、市委正確決策、批判極“左”思潮的努力結果,也是這一時期的民心所向,標志著全區各項工作在進一步恢復。

                三、批林提出批極右與局勢再度惡化

                (一)“批林整風”運動中提出“揭袁”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干部通告了林彪出逃滅亡的經過。10月以后,傳達范圍逐步擴大,使全黨全民逐漸了解了事情真相。隨著林彪集團反革命罪行材料陸續發出和逐級傳達,全國范圍內展開了“批林整風”運動。

                10月14日至17日,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傳達范圍要求,區委將林彪叛國出逃事件向區委委員、基層黨總支成員和支部正副書記、軍宣隊副連級和地方22級以上共439名黨員干部進行了傳達,分20個小組進行討論和揭發批判。10月29日到11月17日,按照中央關于向廣大群眾傳達林彪叛國出逃通知要求,區委各常委分頭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和職工群眾大會進行了傳達,對林彪反革命集團進行批判。12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一)》下發全國。隨后又陸續下發《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三)》,供黨內外討論。按照中央要求,區委采取多種形式,分別向干部群眾進行了傳達。在普遍傳達的基礎上,區委多次召開大規模批判會議,發動黨員干部群眾對林彪反革命集團進行全面系統的批判,清算了林彪的“兩面派”做法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言論;結合毛澤東提出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陰謀詭計”的指示,開展了政治思想、組織紀律、黨的領導等方面的教育。

                然而,與全國、全省、全市一樣,東風區也遇到了干部群眾普遍存在種種困惑和“批林整風”難以深入等問題。批林整風開始后,廣大干部群眾對林彪集團的反革命陰謀活動非常憤恨,但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批林又不能觸及“文化大革命”極“左”的根本性錯誤,致使“批林整風”運動很難深入下去。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繼續批判林彪集團的罪行,但仍未能真正解決廣大干部群眾關心和困惑的問題。7月27日至8月8日,市委召開三屆三次全委會議,傳達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精神,對林彪反黨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叛黨叛國的罪行進行批判。從8月11日開始,東風區分兩批再次舉辦批林整風學習班,集中學習《毛澤東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的談話紀要》、《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三)等文章,進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研究部署向群眾傳達中央整風匯報會精神的具體意見。

                1972年10月,根據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先后發表多篇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由于文章觸到了江青一伙一貫奉行的極“左”理論和煽動無政府主義的要害與痛處,他們就立即組織力量展開了圍攻和反撲。也就在此時,青島市黨的核心領導小組對于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發生爭執和嚴重分歧。

                10月16日,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楊得志、第二書記袁升平等親率工作組赴青島解決問題,并形成調查處理報告電報請示中央。江青以中央的名義召集濟南軍區、山東省委及青島市革委等主要負責人進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期間,江青等人把持會議,借題發揮,將解決青島問題的會議開成了批判楊得志、袁升平的會議。1973年1月5日,匯報會向中央政治局呈送了在江青等人干涉下形成的《關于深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的請示報告》。認為省委、濟南軍區主要負責同志,在第十次路線斗爭(即同林彪集團的斗爭)中犯有嚴重錯誤。1月7日,中央轉發了這個報告。12日至29日,山東省委、濟南軍區黨委召開聯席會議,傳達中央文件和山東匯報會精神,批判楊得志、袁升平的所謂“嚴重錯誤”。2月11日至3月9日,省委、濟南軍區黨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文件精神,繼續對楊得志、袁升平進行錯誤批判。

                1973年2月23日,區委召開基層負責人會議,傳達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要求把“批林整風”這個頭等大事抓緊抓好。

                4月9日,市委成立清查領導小組,負責清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在濟南地區的反革命陰謀活動。4月15日到5月6日,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了中央對山東省、青島市《關于深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的請示報告》指示和省委、濟南軍區黨委擴大會議精神。5月9日到11日,區委連續召開常委會議,學習貫徹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總結前期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的經驗教訓,分析檢查存在問題。

                5月上旬,中共山東省委發出《關于深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的教育提綱》,要求進一步搞好“批林整風”運動,徹底清查林彪及其死黨的反革命陰謀活動,深入揭發、清查與林彪及其死黨有牽連的人和事。5月底,東風區開始傳達貫徹《教育提綱》,并確定在汽車修配廠搞試點。6月1日至6月7日,舉辦基層黨員負責人學習班,總結了試點單位的經驗教訓,在全區范圍內繼續傳達貫徹《教育提綱》,深入批判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此后,區委部署開展清查與林彪及其死黨有牽連的人和事等工作,批林整風運動不斷擴大,并聯系山東實際對袁升平進行了錯誤批判。

                這一時期,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擾破壞,山東開始再度陷入混亂。6月至8月間,在江青一伙的煽動下,曾跟隨王效禹造反的幫派組織頭目在省委張貼大字報,公開點名攻擊袁升平,沖擊省委學習班,并組成30多人的“上訪團”到北京上訪。張春橋、姚文元借題發揮,親切接見“上訪團”成員,鼓勵他們繼續哄鬧。“上訪團”打著貫徹中央指示精神和“批林揭袁”的旗號,全盤否定各級黨委貫徹落實中央“批示”、“十條”所取得的成就,煽動不明真相群眾沖擊各級機關,妄圖為王效禹翻案和再次“奪權”。與全省一樣,槐蔭形勢又開始出現大的反復,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各級黨組織在扭轉局面、穩定形勢、恢復發展經濟等方面的積極成果。

                (二)“批林揭袁”運動導致造反派再度抬頭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進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仍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十大之后,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根據中央關于解決山東問題的指示,山東各地開始“批林揭袁”。

                9月14日,按照中央關于“批林揭袁”的指示,山東省委將中央4號文件和袁升平問題在全省傳達,“批林揭袁”運動全面展開。9月28日,省委發出《徹底批判袁升平的嚴重錯誤的材料》,并在《通知》中要求迅速掀起揭發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和袁升平的嚴重錯誤的高潮。

                10月15日至21日,中共槐蔭區委召開區委委員、區革委常委、工青婦負責人及基層主要領導干部參加的領導干部會議,學習黨的“十大”文件和國慶社論,傳達中央關于解決山東問題的指示,公開檢查前段“批林整風”運動中存在問題,研究了糾正錯誤、落實政策的具體意見,部署開展“批林揭袁”運動。此后,通過層層發動和逐級學習中央關于解決山東問題的指示、十大文件和省委關于對袁升平所謂“嚴重錯誤”進行綜合批判的文件精神,槐蔭區的“批林揭袁”運動進入高潮。各單位紛紛舉行“批林揭袁”大會,舉辦學習班,召開經驗交流會,運用各種形式開展大批判,揭批袁升平所謂“以我劃線”、“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嚴重錯誤”。12月21日,區委召開全區基層單位負責人會議,要求各單位進一步提高認識,聯系實際,放手發動群眾,掀起“批林揭袁”運動新高潮;徹底糾正錯誤,全面落實黨的政策,做好為“五一六”平反工作,解決好“以人劃線”問題;進一步增強革命團結,削平山頭,保證黨委對各項工作的統一領導;切實加強領導,努力搞好生產等各項工作。

                “批林揭袁”運動開始后,少數造反幫派頭目趁機制造混亂。在省、市造反派頭目的支持下,槐蔭區曾跟隨王效禹搞奪權、搞“反復舊”的造反頭目張凡金、張天寶、黃家昌等人,抓住各級黨組織在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運動中的擴大化錯誤,煽動部分受到錯誤對待和不明真相的群眾,沖擊、進駐各級機關,搶占辦公室、會議室,大搞打、砸、搶,肆意揪斗、侮辱、毆打干部,逼迫區委承認他們成立的各級“批林整風辦公室”,承認區委犯有“方向路線性錯誤”。為了達到再次“奪權”目的,他們還從組織上進行大調整、大換班,設立了與區委相同的組織機構,組成了與區委對抗的龐大指揮系統,攻擊誣陷各級黨委是“推行錯誤路線的黑典型”,污蔑省委和各級黨委是“林彪、袁升平的人”,都“犯了方向性錯誤”,煽動要“上掛下聯,層層揪林彪、袁升平的代理人”,叫嚷“政治上要打倒,組織上要改組”,“要由造反派來掌權”。他們盜用區革委的名義下發通知,召開會議,策劃活動,散布謬論,鼓吹“踢開黨委鬧革命”,煽動停工停產,以致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全區再度陷入混亂。在幫派勢力的干擾下,濟南機車工廠被迫停產半停產達一年半之久。期間,全廠鴉雀無聲,機器設備生銹,到處雜草叢生。由于停工停產,全廠少修機車577臺,工人工資失去保障。

                (三)“批林批孔”運動中出現新的混亂

                林彪事件發生后,周恩來糾正極“左”思潮的努力,不僅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也得到了干部群眾的擁護。但由于毛澤東并沒有認識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錯誤,林彪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江青等人利用批孔大做文章,因此毛澤東同意了江青等人提出的林彪集團的實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把批林同批孔聯系起來的意見。隨后,“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

                1974年2月25日,中共槐蔭區委召開500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

                在“四人幫”的教唆和支持下,極“左”勢力和思潮再度抬頭,從上到下的造反派分子根本不理會中央指示要求,大搞“踢開黨委鬧革命”,局勢再度陷入混亂。此前在“批林揭袁”運動中跳出來的槐蔭區的造反派頭目,打著“批林批孔”的旗號,高呼“反復辟倒退”的口號,更加肆無忌憚地立山頭、拉隊伍、搞進駐。8個群眾組織沖擊區機關,指使不明真相群眾搶占基層黨委辦公處所,張貼布告,發表聲明,誣蔑各級領導干部,破壞活動愈演愈烈,以致各級機關無法正常開展工作,工廠停工停產,社會再度陷入嚴重混亂。當時區委雖然也曾采取措施,試圖穩定形勢、保證生產和維護各項工作正常運轉,但由于幫派組織的破壞而收效甚微。

                3月初到4月20日,區委先后召開常委會、全委擴大會和干部群眾大會,被迫公開檢查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即所謂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看不慣的問題;在“清隊”、“一打三反”中有定性處理不當的問題;在清查“五一六”過程中有逼供信和違反政策的問題等。圍繞這些問題,區委提出了相應的整改措施。

                全國局面的再次混亂,使毛澤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4月1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提議發出通知,規定“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斗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聯”。5月3日,市委發出《關于領導干部堅守工作崗位的通知》和《關于歡迎各山頭人員返回本單位的通知》。5月10日,中共槐蔭區委召開常委會議,組織學習了中央《通知》精神和市委《通知》要求,研究和部署動員進駐區機關的群眾組織撤出問題。隨后,區委又專門舉辦黨員干部大型學習班,組織廣大黨員干部進一步學習中央文件和解決山東問題的指示精神,分析全區形勢,總結經驗教訓,開展了革命大批判。同時還采取會內會外相結合的辦法,在全區推廣濟南汽車制造總廠克服派性、加強團結的經驗,對促進全區的安定團結和推動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通過廣泛宣傳中央文件和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截止6月11日,進駐區機關的8個群眾組織相繼撤出,回到本單位“批林批孔”和抓革命、促生產。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各地不準揪干部,不準打人抓人,擅離職守的領導和其他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對那些把“打內戰”、“停工停產”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7月6日,中共槐蔭區委召開機關中層和基層領導班子成員參加的“抓革命、促生產”動員大會,傳達中央《通知》精神,提出了貫徹意見,要求各單位3天內要采取先骨干后群眾的辦法,迅速傳達到全體職工、群眾。通過傳達學習,廣大干部群眾切實統一了思想,一致認為中央指示非常及時、重要,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愿和要求,表示堅決貫徹執行。10月7日,區委召開全區工交戰線干部大會,動員廣大干部職工全面落實中央指示,大干快上,大戰第四季度,掀起抓革命、促生產的新高潮,向毛主席發出“工業學大慶”號召10周年獻禮。11月30日,召開全區抓革命、促生產經驗交流會,3個單位介紹了經驗,36個單位匯報了改變生產面貌、促進生產增長情況。通過對區委抓革命、促生產有關會議和文件精神的貫徹,全區工業產值開始回升,主要產品產量恢復增長。

                1974年,由于“批林批孔”運動的干擾,槐蔭區經濟建設受到了嚴重沖擊。盡管區委為穩定形勢和發展生產采取了諸多措施,提倡“業余鬧革命”,推動抓革命、促生產,但收效甚微。全區工業總產值仍然連續大幅下降,全年實際完成4936萬元,僅完成年計劃的58.7%;比1973年減少2581萬元,產值降低34.3%。

                第二節 貫徹全面整頓與被迫中斷

                為扭轉“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亂局面,在鄧小平主持下,全國開始全面整頓。區委按照上級工作部署,整頓工農業,發展生產。但是,隨后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又使剛剛開始的整頓工作被迫停止。

                一、貫徹全面整頓精神

                全國再度陷入混亂不是毛澤東同意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的初衷。同時他對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圖謀也有所察覺,多次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四人幫”提出批評;指出“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974年10月4日,根據毛澤東提議,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雖未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但確立了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重申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發展經濟、振興國家的事業上來。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周恩來病情加重。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相繼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理論、安定團結、把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鄧小平在各個領域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全面整頓。此后,按照中央指示和省、市委要求,中共槐蔭區委在各個領域開始了扭轉“批林批孔”運動造成混亂局面的全面整頓。

                (一)批派性,整頓各級領導班子

                “文化大革命”以來,由于運動接連不斷,群眾組織名目繁多,奪權與反奪權的派性斗爭和沖擊機關、揪斗干部事件時有發生,以致各級領導班子軟、散、懶的問題十分突出。按照鄧小平關于領導班子要整頓的指示精神,濟南市委在充分調查摸底的基礎上,對縣區領導班子進行了充實和調整。

                1975年3月26日,原區委副書記宋協聚任區委書記、區革委主任;原區委副書記王文山調往市中區工作;另調張青任槐蔭區委副書記、區革委會副主任;增補區人武部政委張杰為區委常委。同時,區委提出了調整區委、區革委辦事機構的方案:區委設立辦公室(與區革委辦公室合署辦公)、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區革委設立體育運動委員會(與體育場合署辦公)、科學技術辦公室、街道辦公室、工業局、交通局、文教局、城建局(含環境保護)、工商行政管理局(與市場管理辦公室合署辦公)、衛生局(與計劃生育辦公室合署辦公)、生產服務局、人事科(與機關黨總支合署辦公)、民政科和勞動科。6月5日,市委轉發了組織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建設的意見》。7月23日,中共槐蔭區委召開全區黨員干部大會,傳達學習了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見》要求,對區機關和基層領導班子進行摸底調查和分析,認為有些基層領導班子同樣存在軟、散、懶的問題,工作不敢抓,責任心不強,派性嚴重,有的還長期存在領導成員之間鬧無原則性糾紛現象,嚴重影響了各項工作。同時決定,要按照中央指示堅決整頓好軟、散、懶的領導班子。對于重點單位,由區委領導親自抓,并抽調部分機關干部到基層幫助整頓領導班子。到7月上旬,通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調整整頓,較好地解決了部分領導班子軟、散、懶的問題。在調整充實各級領導班子的同時,為批判派性和加強團結,7月23日,區委召開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動員大會,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職工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派病”,深入批判和徹底清除資產階級派性。會后,全區“學理論、批派性”活動掀起高潮。由于黨員干部群眾吃盡了派性苦頭,紛紛站出來擺表現、論危害、批實質,呈現出“文化大革命”以來少有的團結和進步局面。

                在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和整頓各級領導班子的同時,區委還在落實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遵照上級指示精神,全區對定案處理的540件“一打三反”案件進行了重新復查,其中給予平反的5起,減輕或免予處分的11起,定性為內部問題的256件,糾正了擴大化錯誤,為錯誤處理的人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名譽和工作。

                (二)整頓工業,恢復發展生產

                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遵照毛澤東“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鄧小平部署全國鐵路運輸和鋼鐵工業等領域的整頓。

                1975年2月1日,區委召開抓革命促生產、貫徹落實全國第四屆人代會精神動員大會,對進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產高潮和開展工業整頓進行部署。會上,26個提前完成一月份計劃的單位作了匯報,區委提出了認真學習全國四屆人大文獻、進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產高潮的具體要求。4月3日,區委在區革委禮堂召開工業學大慶誓師大會,傳達上級精神,聽取東風制藥二廠、高壓電器廠、壓力表廠等11個單位的經驗介紹,對深入學習大慶精神、放手發動群眾、迅速掀起生產新高潮作出安排部署。為進一步促進工業生產,區委確定5月份為“紅五月”,號召開展“大戰紅五月”活動。由于廣大干部職工的共同努力,“大戰紅五月”活動取得顯著成效。5月份,全區工業生產總值達669萬元,完成月計劃的111.5%,比上月增長12.6%,超過歷史最高水平。6月3日,為進一步鼓舞士氣,區委、區革委在青年公園體育場召開“大戰紅五月”萬人祝捷大會。部分先進單位代表匯報了超額完成生產計劃的情況,介紹了經驗,表示了繼續大干的決心。這些活動的開展,極大地鼓舞了企業干部職工的士氣,有力地促進了全年生產計劃的完成。

                在突出抓好產量提高的同時,也展開了企業內部管理整頓。6月23日,全區黨員干部大會提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企業要進一步加強以健全考勤、崗位責任、質量檢驗等7項制度為重點的內部管理整頓。8月底,全區工業企業可比產品成本比上年同期降低22.3%;虧損企業由22個減少到了7個。9月22日,區委召開基層各單位負責人及部分班組長、門市部主任參加的整頓企業大會。會議指出,為了全面超額完成國家計劃,必須整頓企業,加強管理,建立健全企業規章制度,以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徹底解決部分單位存在的規章制度不健全以及產品質量低、消耗大、廢品多、成本高、管理混亂等問題;整頓企業領導班子,整頓紀律和作風,健全規章制度,努力使企業出現新局面。會后,圍繞加強企業領導班子和提高產品產量與質量、降低成本與消耗、健全規章制度等,各工廠企業進行了全面整頓。10月6日,區委召開全面完成全年工業生產計劃誓師大會,對提高工業產值和企業整頓進行了再部署。10月18日,區委召開檢查整頓企業、加強管理大型座談會。工交各單位黨支部書記、分管主任參加了會議。會上,東風電焊機廠、東風鍋爐廠、篷布廠介紹了整頓企業的經驗。區委領導做了總結性發言。11月20日,區委確定對全區工業企業開展大檢查。通過工業大檢查,總結交流了經驗,促進了企業整頓和全年生產計劃的完成,并為做好第二年的工作提供了準備。12月13日,全區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傳達學習常州發展工業生產的經驗和市委提出的“學大慶,趕常州,苦戰二三年,打一個工業生產翻身仗”的要求,動員廣大黨員干部職工堅決響應市委號召,認真學習常州經驗,深入開展工業學大慶群眾運動,確保超額完成全年生產計劃,為1976年工業生產超億元而奮斗。1976年2月,區委召開全區工業學大慶先進集體和個人代表大會。來自全區工業、基建、財貿等方面的550名先進代表參加了會議。

                貫徹全面整頓精神,落實企業整頓措施,有力地促進了全區工業生產的恢復。1975年,全區工業生產總值完成8602.3萬元,超出年計劃1202.3萬元,比1974年增長74.3%,增幅比歷史同期最好水平的1973年高出14.4個百分點。

                (三)整頓農業,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鄧小平在會上指出,農業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關鍵,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整頓。10月25日,市委召開全市黨員干部有線廣播大會,傳達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和中央指示,對全市農業學大寨進行部署,并作出《全黨動員,苦戰一、二年,誓把歷城建成大寨縣》的決定。

                11月8日,槐蔭區召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傳達上級關于“農業學大寨”的指示精神,介紹了大寨大干加苦干的經驗,要求全區學大寨精神,走大寨道路,掀生產高潮,工業企業加快生產,確??偖a值提前十天或半月完成年計劃;商業系統圍繞方便群眾和強化服務,新建一批大寨大慶式商店;學校層面要搞好教育革命,建立起學校、社會、家庭三結合的教育網;街道方面要豐富活動內容和形式,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向陽院”。同時抽調四分之一的機關干部到基層蹲點抓面,發動群眾找差距、定措施,爭取創出好成績。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后,在小董莊、段店大隊和南沙大隊等全省農業學大寨先進單位的帶頭下,全區各農業生產大隊熱情進一步高漲,普遍掀起了農業學大寨的高潮。

                農業學大寨運動未能擺脫“左”的思想的影響,提出了部分不切實際的目標和設想,但由于貫徹了全面整頓的思想,推動了農村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促進農業生產發展。

                二、全面整頓被迫中斷與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年,在鄧小平主持下開展的全面整頓,使各方面工作出現了新的轉機。由于毛澤東始終堅持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不能容忍全面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1975年下半年,毛澤東由于病重與外界少有聯系,江青等人趁機多次誣告鄧小平搞“翻案”。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面整頓被迫中止。

                1975年末開始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主要是在教育界進行“教育革命大辯論”和批判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清華大學關于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隨后,教育界普遍展開了“教育革命大辯論”。12月22日至24日,槐蔭區召開全區黨員干部會議,傳達學習中央文件,總結“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取得的“成果”,提出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反擊右傾翻案風”。

                進入1976年,中央連續發出9個文件,“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各領域全面展開并不斷升級。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確定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6年2月9日,市委召開各常委及區、縣、局負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傳達《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部署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2月20日,槐蔭區召開全區黨員干部會議,傳達中央《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和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部署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要求把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革命大辯論”引向深入,動員和組織工業、交通、財貿、街道、醫院等單位的干部群眾,積極參加“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2月24日,區委召開全區批判大會,批判各領域的所謂“右傾翻案風”。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要求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所謂“修正主義路線錯誤”。3月3日,中央發出《關于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轉發了毛澤東自提出“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的多次談話、指示以及華國鋒在中央會議上的講話。從此,在全黨開始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3月17日,槐蔭區再次召開批判大會,傳達中央兩個講話,批判了所謂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錯誤”,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劃清界限,轉好彎子,深入發動群眾,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同時指出,“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定要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不搞串聯,不搞戰斗隊,堅持抓革命、促生產。3月22日至4月19日,區委連續舉辦了3期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為內容的領導骨干學習班,集中學習中央文件和毛澤東《重要指示》,采取“上掛下聯”的辦法,對鄧小平及所謂的“右傾翻案風”進行了錯誤批判。4月7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關于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11日,根據中央和省、市委指示,區委、區革委在青年公園召開萬人大會,傳達中央“兩個決議”精神,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此后,全區從機關到基層,通過召開會議、組織游行、張貼大字報等形式,紛紛發動群眾開展了大批判。

                8月8日,江青等人擅自把《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作為反面材料予以印發,并誣之為“三株大毒草”,是所謂“鄧小平修正主義綱領的產物”,在全國發動批判。25日,市委召開3000多名黨員領導干部大會,傳達中央指示,部署開展大批判。26日,槐蔭區召開基層領導干部會議,要求“把‘三株毒草’交給群眾,發動群眾,抓住修正主義思想路線這個要害,展開群眾性的大批判,掀起批鄧新高潮”。會后,由區委直接向全區黨員傳達中央文件精神,組織舉辦黨員領導干部學習班,開展了大批判活動。

                這次批判運動,再次破壞了剛剛好轉的穩定局勢,全面整頓中提出的正確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批堅決執行這些政策的干部受到打擊,整頓中被撤職或調離的派性嚴重人員和造反派頭頭乘機而動,派性斗爭重新抬頭。然而,經過十年的反反復復和風風雨雨,絕大多數干部群眾從親身經歷中認識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和破壞,進一步加劇了對“四人幫”的不滿和憤恨,急切期待局勢的穩定。

                第三節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

                1976年,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先后辭世。“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更加肆意妄為,加進了篡黨篡權的步伐。10月6日,中共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反革命集團,十年內亂結束。在長達10年的政治浩劫中,槐蔭區也和全國一樣,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一、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與十年內亂結束

                在“文化大革命”進入第10個年頭的時候,廣大人民群眾長期郁積內心的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對“四人幫”的憤恨,終于在1976年清明節前后暴發了。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在北京逝世。消息傳出,舉國哀悼。然而,“四人幫”不僅發出種種禁令壓制群眾的悼念活動,而且進一步加緊了對鄧小平的猛烈“批判”。“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廣大人民群眾的心情由悲痛轉化為憤怒,進而又演變為強烈的反抗行動?;笔a人民與全國人民一樣,沖破“四人幫”的壓制,自發地舉行了各種悼念活動。

                清明節前后,全國各地悼念周恩來的活動達到高潮,鋒芒直指“四人幫”。4月4日清明節這一天,涌向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活動的群眾達到200多萬人。

                在濟南,在槐蔭,許多群眾自發地到英雄山烈士陵園舉行悼念周恩來、學習鄧小平《悼詞》活動,表達對周恩來的懷念和對“四人幫”的憤怒。

                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的部分群眾與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隊戰士發生沖突。隨后,全國各地類似的群眾活動也都遭到了鎮壓。

                “天安門事件”之后,“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打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旗號,對廣大黨員和群眾進行了殘酷鎮壓。

                7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7.8級強烈地震,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為支援唐山震后恢復,槐蔭區從人、財、物等方面給予了支援。8月3日,槐蔭區接收唐山災區轉移來的傷員78名,并對他們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慰問。

                9月9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政協名譽主席毛澤東因病逝世。噩耗傳出,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0日下午,全區廣大干部群眾集中收聽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公告》。從11日到17日,區委在區革委禮堂設立靈堂,各工廠、街道、學校、商店和農村生產隊等也都普遍設立了靈堂,54000余名干部群眾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參加了吊唁和悼念活動。18日,全區廣大干部群眾收聽了毛澤東追悼大會實況,并冒雨參加了在八一廣場、青年公園體育場的追悼大會,表達了對毛澤東的崇高敬意和無限哀思。9月23日到10月10日,區委舉辦了兩期領導干部學習班,418名黨員干部參加了學習,學習了悼念毛澤東逝世的《文告》、《悼詞》和“兩報一刊”社論,一致表示堅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化悲痛為力量,用實際行動悼念毛澤東主席。

                毛澤東逝世前后,“四人幫”以為時機已經成熟,加緊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

                面對“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種種篡黨奪權活動,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也認識到必須割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的這個癰疽。10月6日晚,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斷然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京的幫派骨干實行隔離審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

                粉碎“四人幫”的勝利,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長達10年的政治災難,從危機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挽救了人民。

                二、“文化大革命”運動對槐蔭造成的危害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場持續了長達10年的政治浩劫,是在黨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左”的指導思想占統治地位時間最長、危害最大的時期,是各種社會矛盾以尖銳的形式充分暴露的時期,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最嚴重災難的時期。“文化大革命”期間,槐蔭同全國各地一樣,各個方面都蒙受了巨大損失,教訓也是沉重的。

                (一)黨的組織和政權組織受到極大削弱

                “文化大革命”初始階段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踢開黨委鬧革命”,致使全區各級黨政組織陷入癱瘓,群眾組織替代黨委行使領導權。絕大多數領導干部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廣大黨員被迫長期停止參加黨的活動和組織生活。公、檢、法等國家專政工具被“砸爛”,人民民主專政遭到了破壞。全區長期處于混亂無序狀態。

                (二)人民生命財產蒙受巨大損失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泛濫,派性斗爭和武斗事件頻頻發生,任意抄家、私設公堂、刑訊逼供現象屢見不鮮,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巨大損失,大批黨員干部群眾受到迫害。

                (三)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企業停產,工人停工,各行各業都陷入一片混亂,給國民經濟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1968年上半年,全區主要產品產量僅完成全年計劃的五分之一。1968年至1969年,工業總產值僅增長1.6萬元。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后,社會秩序再度被打亂,經濟建設遭受嚴重的損失。到年底,全區工業總產值僅完成4936萬元,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1973年減少2581萬元,負增長達到34.3%。

                (四)社會事業受到嚴重沖擊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學校“停課鬧革命”,在校學生紛紛外出“串連”;全區教育體制陷入癱瘓,教育教學秩序陷入混亂。全盤否定了17年來教育戰線上取得的成就,教師、干部受到嚴重沖擊和迫害。學生文化知識和思想道德水平急劇下降。“文化大革命”使文化管理機構陷入癱瘓,部分文藝團體被撤銷,大批老藝術家和藝人受到迫害,文藝創作陷入停頓,民間文化藝術活動被迫中斷。醫療衛生事業受到嚴重沖擊,經過17年建立完善起來的管理制度被打破,大批醫療骨干被下放,造成了醫務人員與先進設備之間的脫節、醫學研究的滯后、中醫事業日益凋零。

                十年“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笔a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事業受到嚴重沖擊。但也有部分革命干部和群眾自覺抵制極“左”錯誤,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突出成績,為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減少了損失。在經濟領域,涌現出了一批排除干擾、堅持生產的干部群眾。1969年,槐蔭標準件廠試制成功了國內第一臺Z47-12型多工位自動冷鐓機,為國內同行緊固件生產工藝由落后的熱鐓改為先進的冷鐓開創了先例。1970年8月,東風化工廠試制成功了用液相法生產泡花堿技術,填補了我國化工生產工藝的空白,每年可節約大量的優質煤炭。1970年12月,緯十二路公鐵立體交叉橋建成通車。1972年到1974年,拓寬整修了經十路西段(東起中光明街、西至段店橋)。同時還在社會領域開展了創建“社會主義向陽院”活動,對于維護社會秩序、減少派性、增進團結、改善環境起到了積極作用。

                全區廣大黨員干部群眾頂著重重壓力,在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艱難抗爭中,堅持奮戰在生產崗位,努力工作,期待著國家早一天走向穩定和繁榮,推動著槐蔭艱難前行。隨著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被粉碎,槐蔭人民與全國各地人民一樣,終于從內亂中走了出來。

                第十一章 在徘徊中前進與實現偉大轉折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最初兩年,槐蔭區按照中央和省、市委指示,開展了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初步進行了黨委、政府組織的整頓,平反了部分冤假錯案,工業生產和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項社會事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全區逐步走向穩定。但仍然受“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貫徹執行了“兩個凡是”指導方針,繼續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框架內開展工作,使全區各項工作基本處于徘徊中前進狀態。隨后,全國范圍內開展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包括槐蔭在內的全省各地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雖然有所滯后,但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補課,槐蔭區迅速實現了歷史性偉大轉折。

                第一節 揭批“四人幫”運動的開展

                結束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槐蔭人民歡欣鼓舞。然而十年浩劫留下的積弊和問題十分嚴重,短期內消除政治和思想上的混亂并非易事。在歡慶勝利的同時,全區人民緊隨中央步伐,部署開展了揭發批判“四人幫”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斗爭。

                一、慶祝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取得偉大勝利

                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以后,中共中央連續發出通知,向全國人民公布了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幫”取得偉大勝利的消息。立時,全國上下一片歡騰。1976年10月20日,濟南市委向全市黨員傳達了這一消息。消息傳開,槐蔭人民與全國人民一樣,人心振奮,奔走相告。自22日開始,從機關到學校,從工廠到街道,從城市到鄉村,到處都是鑼鼓喧天,家家戶戶張燈結彩,成群結隊的工人、農民、解放軍、公安干警、機關干部、民兵和各界人民群眾,高舉大幅標語和紅旗,涌上街頭,參加聲勢浩大的慶祝集會和游行活動。24日,從拂曉到深夜,全區參加大集會、大游行的群眾達到18萬人,充分體現出了槐蔭人民對于一舉粉碎“四人幫”的由衷的無比喜悅。

                在歡慶偉大勝利的同時,槐蔭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認真學習貫徹中央指示,廣泛開展了對“四人幫”的大揭發、大控訴、大批判活動。10月26日,槐蔭區在青年公園組織召開聲討“四人幫”萬人大會,區委書記宋協聚在會上發表講話,代表全區人民憤怒聲討了“四人幫”反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10月27日到11月6日,全區黨員領導干部分期參加了市委統一舉辦的學習班,認真學習中央文件精神,開展了大揭發、大批判活動。隨后,按照區委要求,各行各業各單位紛紛召開聲討批判大會,舉辦學習班,開展揭批“四人幫”的活動。期間,全區共有5800多名黨員干部和理論骨干參加了學習,深入學習黨中央同“四人幫”斗爭的方針政策,為深入揭批“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起到了推動作用。

                11月8日,山東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部署揭批“四人幫”的工作。11月18日,槐蔭區委召開基層領導干部會議,要求全區上下進一步掀起大揭發、大控訴、大批判“四人幫”反革命罪行的高潮。會后,全區各基層單位紛紛采取座談會、批判會和辦專欄、大字報、文藝節目等形式,深入揭批“四人幫”的罪行。這一時期,廣大人民群眾人心暢快,自覺主動地出滿勤,干滿點,不計時間,不計報酬,表現出了抓革命、促生產和大干社會主義的極大熱情。到年底,全區先后召開各類聲討批判大會4046個,舉辦批判專欄1100多期,通過各種形式對“四人幫”反黨反革命集團進行了揭發和批判。

                二、肅清“四人幫”流毒

                長期以來,由于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權被“四人幫”把持,意識形態領域存在著嚴重的錯誤輿論導向,人民群眾深受其害。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以后,加強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領導,糾正錯誤的輿論導向,盡快肅清“四人幫”的思想流毒尤為迫切和重要。

                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初步批判了“四人幫”在宣傳理論戰線上的罪行,對宣傳工作提出明確要求,對徹底揭發批判“四人幫”進行部署。12月6日,槐蔭區召開全區宣傳工作會議,認真學習中央和省、市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精神。會議提出,要堅決擁護和緊密團結在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堅決徹底地揭批“四人幫”反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要進一步開展好宣傳、贊頌華國鋒的活動;進一步掀起聲勢浩大的揭批“四人幫”的高潮;進一步掀起抓革命、促生產、大干社會主義的高潮;進一步加強黨對宣傳工作的領導。同時決定,在進一步明確揭批“四人幫”重大意義和任務的基礎上,區委成立大批判組,集中搞好大批判活動,從政治、思想、組織上肅清他們的毒害和影響;成立清查“四人幫”罪行調查研究小組,把與“四人幫”有聯系的人和事徹底查清。會后,各單位通過召開動員會、批判會、報告會、座談會和舉辦學習班、張貼標語、組織文藝演出等形式,認真學習了全國和省、市宣傳工作會議精神,對“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大揭發和大批判。隨后,區委召開貫徹落實宣傳工作會議精神經驗交流會,對于進一步加強宣傳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此同時,結合深切悼念毛澤東主席,區委作出《關于在全區掀起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新高潮的決定》,要求全區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在1977年9月9日以前,認真學習建國以來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和指示,重讀《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和即將出版的第五卷,學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列寧選集》等著作,以科學的理論武裝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的頭腦,努力在全社會形成正確的思想輿論氛圍。

                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召開,加強了黨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基本理論著作的學習,對于肅清“四人幫”的思想流毒、端正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基礎。這兩項工作的開展,有力地推動了全區對“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大揭發、大批判活動,使廣大干部群眾進一步認清了“四人幫”的反革命實質,明確了深入揭批“四人幫”的重大意義、重要內容和基本要求,增強了同“四人幫”斗爭到底的信心和決心。同時,也為后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提供了準備。

                三、清查幫派體系

                1976年12月9日,槐蔭區清查“四人幫”調查研究小組成立,負責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工作。在此后的兩年時間里,槐蔭區緊隨中央和省、市委部署,發起了揭批、清查“四人幫”罪行的三大戰役,對“四人幫”在槐蔭的幫派體系進行了全面清查。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行(材料之一)》印發全黨和全國人民,系統公布了“四人幫”篡黨奪權、危害人民的罪行,發起了揭發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和禍國殃民反革命罪行的第一個戰役。

                12月24日,區委召開全區基層單位支部書記會議,認真傳達學習中央文件精神,要求基層黨組織迅速傳達到每個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深入揭批“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進行了安排部署。1977年1月25日,市委發出《關于當前集中揭批“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以及向黨員群眾進行黨性教育的意見》,決定在揭批“四人幫”的第一個戰役中,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組織廣大干部、群眾,批判“四人幫”的結幫營私、篡黨奪權陰謀。根據市委要求和《意見》規定,槐蔭區發起了揭批“四人幫”的第一個戰役。政治上,深入揭發批判“四人幫”反對黨的一元化領導和以幫壓黨、以幫代黨的罪行;理論上,批判“四人幫”大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散布各種謬論,以幫亂黨的罪行;組織上,批判“四人幫”破壞黨的組織原則,結幫篡黨,凌駕于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之上的罪行;手法上,批判“四人幫”打著紅旗反紅旗,制造混亂,圖謀亂中奪權的罪行。在全區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當中,普遍進行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組織紀律性、無產階級黨性的教育。同時,組織200余名干部,對保存的人事、肅反、審干、清隊、監察、審判等方面的資料和文書檔案進行逐卷查閱,召集參加過肅反、審干、清隊等工作的老同志進行座談,深入走訪相關當事人和知情人,組織相關部門搜集、清查舊的書籍、雜志和復興社反動報紙、刊物,共查閱各種檔案資料21175卷,發現線索11條(屬于張春橋的8條、江青的3條),揭露了“四人幫”及其幫派分子在槐蔭的陰謀活動,全面清查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使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認清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和極右實質,更加堅定了深入開展揭發批判活動的決心。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即《“四人幫”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惡歷史》),以大量確鑿的證據揭露了“四人幫”的罪惡歷史。與此同時,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深入地揭批“四人幫”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惡歷史。隨后,發起了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罪行的第二個戰役。

                3月19日,槐蔭區召開全區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罪行大會。會上,區委領導及4個基層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作了批判發言。會議就打好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罪行的第二個戰役提出具體要求。4月10日至19日,區委召開由區委委員、機關各部門和基層各單位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會議傳達學習了中央文件和中央、省委主要負責同志的報告和講話,分析了前段全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罪行的情況,同時要求各單位緊密聯系各自實際,認真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把錯誤的東西糾正過來;繼續搞好清查和調查研究,徹底揭發批判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5月17日,市委召開全市揭發批判主要幫派頭目嚴重錯誤和罪行有線廣播大會。18日,按照市委要求,槐蔭區召開基層負責人大會,對進一步搞好“清查”工作作出部署。會議傳達了市委關于搞好“清查”工作的指示,對全區“清查”工作提出具體要求:一是各級領導干部要大膽抓。二是從各單位實際出發,查清線索。三是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清查“三種人”,肅清資產階級派性。四是加強領導,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及時監督,把清查工作搞徹底。此后,區委還多次召開揭發批判大會,對“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及其在山東、在濟南、在槐蔭的幫派頭目進行了揭發批判。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又發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即《“四人幫”在各個領域散布的反動謬論》),要求進一步發動群眾,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等方面,徹底批判“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反動謬論和反革命實質,發起以揭批“四人幫”反革命路線在各領域表現為重點的第三個戰役。10月6日,“兩報一刊”發表《把揭批“四人幫”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的社論,要求乘勝前進,粉碎“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切實打好第三個戰役。

                10月31日,槐蔭區召開全區黨員大會,傳達中央相關文件及省、市委要求,部署打好揭批“四人幫”的第三個戰役。11月13日至15日,區委召開全區黨員干部會議,認真學習討論了《全省地、市委書記會議紀要》和市委主要領導講話,分析了第一、第二戰役取得的成績和存在問題。會議確定第三戰役的任務是:深入揭批“四人幫”反革命修正路線的極右實質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現,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進行批判,肅清“四人幫”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響。繼續清查與“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徹底摧毀“四人幫”的幫派體系,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深挖“四人幫”的社會基礎。20日,區委召開基層負責人會議,總結了前段清查工作情況,部署了此后工作任務。同時,由區運輸三隊等4個單位分別介紹了清查工作經驗,推動了清查工作的縱深發展。

                但是,揭批“四人幫”幫派體系第一戰役開始后,由于市委個別領導干部立場不夠堅定,“四人幫”幫派分子死頂硬抗,致使包括槐蔭在內的全市清查工作進展緩慢。直到10月底全省地市委書記會議作出公開批斗“四人幫”在山東的親信死硬分子的決定后,面對群眾的揭發、批判和控訴,“四人幫”在山東的主要親信才不得不低頭認罪。11月5日至10日,市委召開區縣局負責人會議期間,檢查了個別領導干部在第一、第二戰役中存在的思想認識問題,全市的揭批斗爭才逐漸引向深入。1978年5月28日,市委在青年公園廣場召開深入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罪行大會,宣布逮捕了“四人幫”在濟南的主要幫派頭目,其他幫派骨干分子的防線開始崩潰,扭轉了濟南市揭批清查工作的被動局面,也促進了“四人幫”在全市各縣區幫派分子的低頭認罪。

                到1978年底,這場歷時兩年多的揭發、批判、清查“四人幫”及其幫派分子的群眾運動基本結束。期間,槐蔭區共舉辦學習班17期,3700人次參加了學習;召開各類揭發批判會議12.6萬人次,472名受到迫害的同志現場說法,控訴了“四人幫”的罪行。三大戰役的開展,使廣大黨員干部群眾進一步認清了“四人幫”的反動本質,深入揭批了“四人幫”的篡黨奪權罪行。清查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打擊了極少數罪行嚴重、民憤很大、堅持反動立場的幫派死硬分子,教育挽救了犯有錯誤的人,摧毀了“四人幫”在槐蔭的幫派體系。

                四、開展“一批雙打”斗爭

                1977年10月,中央發出文件指出:“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要集中一段時間,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簡稱‘雙打’)。”10月26日到27日,市委召開各區縣局和縣級基層單位領導干部參加的“雙打”工作會議,隨后發出了《關于開展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打擊資本主義勢力斗爭的意見》。要求放手發動群眾,打一場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的人民戰爭。

                與全國一樣,槐蔭區在當時開展“雙打”斗爭完全必要也勢在必行。長期以來,由于“四人幫”及其親信和資產階級幫派頭目的煽動、縱容和支持,一小撮敵對分子的破壞活動十分囂張,少數單位和少數人的資本主義傾向也相當嚴重。他們在政治上大搞篡權復辟,打擊迫害革命干部和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在經濟上煽動停工停產,搞亂形勢,乘機大肆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同時,經過一年多的揭發、批判、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也基本查清,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已被粉碎,顛倒了的是非正在得到糾正。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放手發動群眾,開展“雙打”斗爭,有利于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揭發、批判、清查成果,徹底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徹底摧垮“四人幫”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及其社會基礎。

                1977年11月2日,區委召開區直機關各部門、基層各單位負責人參加的“雙打”會議,傳達學習市委會議文件精神,對全區開展“雙打”斗爭提出要求:從理論和實踐上充分認清開展“雙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真解決好各級領導干部和骨干的思想認識問題,下決心把“雙打”斗爭進行到底;切實加強黨的領導,認真執行黨的政策,把“雙打”斗爭搞深、搞透、搞徹底。

                由于“雙打”斗爭是揭批“四人幫”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場深挖“四人幫”社會基礎的深刻斗爭,同揭發、批判、清查不能截然分開。區委在此后揭批“四人幫”第三戰役的多次部署中,將“雙打”作為重要內容一并進行部署。11月15日,區委召開全區黨員干部會議提出:“對那些既是資產階級幫派體系的,又進行現行反革命活動,大搞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流氓犯罪和打、砸、搶的,大張旗鼓地進行揭發、批斗,掀起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的高潮,推動‘雙打’斗爭深入發展。”“召開批斗大會和寬嚴大會,發動強大攻勢,擴大‘雙打’戰果,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對于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摧毀;對與‘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必須一個個、一件件地徹底查清”。“對重點審查對象,要注意抓前臺挖后臺”。此后,各單位層層召開揭發、控訴大會,對23名“雙打”重點嫌疑人員進行了揭發、控訴、批判。

                總體上看,全區的“雙打”斗爭開局良好。絕大多數單位進行了動員部署,不少單位還開始了大案要案的突破。但由于受“四人幫”長期毒害的影響,有些干部擔心案子也會反復,有些因為涉及本人,思想上存在顧慮,以致多數單位的“雙打”斗爭進展緩慢,浮在面上,甚至有個別單位按兵不動。12月5日,區委召開全區基層單位負責人會議,在分析總結前期“雙打”斗爭情況時指出:從全區召開揭發控訴大會至今,仍有少數單位沒有部署。有些單位雖然進行了動員,但控訴活動不夠廣泛深入,以致一些民憤較大、問題嚴重的重點人物還沒有交代、講清問題,甚至仍然氣焰囂張。有的干部思想上有顧慮,有的是因為領導不力,因而影響了運動的深入迅速發展。會議要求,“雙打”要在搞好揭批查、做好準備的基礎上進行,不能一般化走過場。已經掀起揭發批判控訴高潮的單位,要抓緊向深度、廣度發動,適時轉向“雙打”。沒有掀起高潮的單位要在10天時間內掀起高潮。

                槐蔭區的“雙打”運動從1977年11月開始到1979年7月結束。盡管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影響,但對于穩定全區的局勢起到了重大作用,也為以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全面撥亂反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節 國民經濟逐步恢復

                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后,隨著揭、批、查運動的開展,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越來越認識到發展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重要性。1977年1月10日至14日,槐蔭區委專門舉辦區委常委和基層黨委、總支、支部書記以及機關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學習班,重點學習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講話文件、元旦社論,聯系實際安排了各方面工作。隨后,區委領導全區人民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城市整頓等運動,推動了國民經濟與各項社會事業的恢復和發展。但是,由于不切實際的思想的影響和加快發展的迫切要求,在國民經濟發展上也出現了新的冒進傾向。

                一、國民經濟初步好轉與新冒進產生

                粉碎“四人幫”反黨反革命集團,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內亂,全國面臨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局面。全國人民急切期待中國盡快擺脫困境,生產積極性十分高漲。1976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多次召開會議,研究推進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部署,槐蔭區掀起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新高潮,國民經濟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嶄新局面。

                1976年12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籌備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要動員全黨和全國工人階級掀起“工業學大慶”的高潮,進一步發展革命和生產的大好形勢。1977年1月19日,中央發出《關于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的通知》,動員全黨、全國工人階級,把“工業學大慶”的革命群眾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為普及“大慶式企業”而奮斗。隨后,全國各地掀起了“工業學大慶”新高潮。

                1977年1月18日至21日,區委、區革委召開“工業學大慶”先進代表大會。26名先進單位代表、397名先進集體代表、174名先進生產者代表出席會議。會議總結了1976年度全區“工業學大慶”情況,要求各單位把爭創“大慶式企業”作為1977年全區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主要內容,努力進取,乘勝前進,把工業生產推向新水平。3月11日,區委召開“工業學大慶”誓師大會,傳達學習省、市“工業學大慶”先進代表會議精神,分析了面臨的形勢,提出了工業學大慶的目標任務:全區動員,苦戰四年,到1980年把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企業建成“大慶式企業”;1977年要建成5個“大慶式企業”,20個單位進入學大慶先進行列。會議同時提出,要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把廣大職工建設成為一支思想紅、干勁大、紀律好、技術精、特別能戰斗的“鐵人式”隊伍;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加強企業管理;廣泛深入地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走革新、改造、挖潛的路子;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加強黨的領導。5月28日,區委召開領導干部會議,傳達學習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精神,提出具體貫徹意見。6月15日,區委發出《關于全區各行各業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通知》,要求以爭創“大慶式企業”為目標,在單位、車間、班組和個人之間掀起比、學、趕、超的競賽熱潮,通過評思想、比貢獻、選模范、樹標兵,努力營造一個“先進的不停步、中間的坐不住、后進的要跑步”的濃厚氛圍,確保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計劃及各項任務。7月19日,區委召開全區總結評比表彰先進大會,回顧總結上半年工業學大慶情況,對下半年的工作做出部署。

                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學大慶已不再是單純的生產競賽活動,參加人員也不再局限于工交企業系統,而逐漸演變成了一場全社會的深刻思想革命。全區各行各業、各單位、各車間、各班組以及職工與職工之間,普遍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勞動競賽活動,到處是“比、學、趕、超”的“競賽”,到處是“比、學、趕、超”的向上精神,各單位廣大職工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革命加拼命,跑步學大慶”成為最響亮的口號,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1977年,全區工業總產值完成12132.5萬元,比1976年增長13.8%,比1965年增長15倍。實現技術革新197項,其中重大革新成果6項。25個企業被評為“工業學大慶”先進單位,368個班組被評為先進集體,222名職工被評為先進生產者?;笔a區被濟南市授予“工業學大慶”勞動競賽流動紅旗。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屆全國人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了“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總任務。由于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認識不足,會議提出的部分經濟指標不切合實際,違反了經濟發展規律。

                3月15日,槐蔭區委發出《關于認真學習五屆人大文獻的通知》,要求全區各級黨組織要帶領廣大黨員干部群眾,認真學好五屆全國人大會議文件精神,明確新時期的總任務和方針、政策、措施,搞好各條戰線上的整頓。3月25日,區委向基層各單位傳達貫徹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先進代表會議精神,提出了具體貫徹意見。與此同時,省、市委先后制定下發了國民經濟規劃設想,提出了一些盲目的不切實際的經濟指標要求。5月,圍繞學習貫徹五屆全國人大會一次會議,根據全國新時期總任務的要求和省、市委的規劃設想,槐蔭區同樣也提出了不切實際的經濟發展目標:“到1980年,要把全區三分之一的企業建成‘大慶式企業’,工業總產值突破2億元。”此后,繼1958年“大躍進”之后,一個新的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的“躍進”重新開始了。這個不切實際目標的提出,給全區經濟帶來了新的困難和負面影響。

                1978年11月,為了實現國民經濟規劃設想和指標,市革委進行工業企業改組,將部分區屬工業劃歸濟南市管理。11月3日,槐蔭區委召開工業改組動員大會,提出了工業改組的方法和步驟。到12月11日,全區有40個工業企業上交歸口管理。其中,劃歸市機械局管理的有15個單位:東風汽車配件廠、東風高壓電器廠、東風鉚焊廠、東風瑪鋼廠、東風氣動元件廠、東風壓力表廠、東風儀器廠、東風砂輪廠、東風鍋爐廠、東風拖拉機配件廠、東風熒光燈廠、東風有色金屬壓延廠、東風電焊機廠、東風液壓件廠、東風標準件廠;劃歸市燃化局管理的有8個單位:東風輪胎翻新廠、東風化工廠、東風化工配件廠、東風化工電機廠、東風制藥廠、東風醫療設備廠、東方紅化工廠、東風電焊機化工車間;劃歸市一輕局管理的有3個單位:東風自行車零件廠、東風裝訂廠、東風印刷廠;劃歸市二輕局管理的有3個單位:東風篷布廠、東風五金廠、東風塑料二廠;劃歸市紡織局管理的有3個單位:東風棉織廠、東風棉紡廠、東風紙箱廠;劃歸市電子局管理的有2個單位:東風無線電元件廠、東風晶體管廠;劃歸市冶金局管理的有3個單位:東風鑄造廠、東風有色金屬壓鑄廠、東風起重設備廠;劃歸市建委管理的有1個單位:東風鋼窗廠;劃歸市商業二局管理的有1個單位:東風膠木件廠;劃歸市物資局管理的有1個單位:東風木材加工廠。此后,區屬工業僅剩街居工業生產。到年底,全區實際完成工業總產值11407.5萬元,商業營業額完成10496萬元。

                在開展“工業學大慶”運動的同時,槐蔭區還根據中央和省、市委要求,開展了企業整頓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長期干擾破壞,多數工業企業從思想、組織和管理上陷入混亂。粉碎“四人幫”取得勝利以后,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多次召開會議,強調進行企業整頓。根據上級部署和要求,槐蔭區采取派駐工作隊等形式,指導各工交企業建立健全了以崗位責任制為中心的7項管理制度,分批分期開展了企業整頓;要求各企業堅持走挖潛、革新、改造的路子,充分挖掘生產潛力,有計劃地實施技術改造,搞好“三廢”的綜合利用;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消耗和成本,基本消除了“四人幫”給工廠企業帶來的思想上、組織上、管理上的混亂,規范了企業管理,為“工業學大慶”運動的開展提供了保障。

                與此同時,槐蔭區農村地區(原屬歷城縣)再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要求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群眾運動,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要求到1980年全國要有二分之一的縣建成大寨縣。

                1977年1月18日至24日,濟南市委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傳達貫徹全國、全省“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總結“農業學大寨”運動經驗,深入揭批“四人幫”,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新高潮,并號召“全黨動員,大辦農業,決戰七七年,把歷城建成大寨縣”。10月24日至28日,歷城縣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確立了1980 年建成大寨縣的計劃,并提出了具體創建目標和措施。此后,西郊公社和吳家堡公社的廣大人民群眾,以大寨為榜樣,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改變了自然面貌和生產條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1977年,濟南遭遇幾十年不遇的大旱。西郊公社和吳家堡公社的廣大人民群眾,以前所未有的干勁,開展了轟轟烈烈地大規模的抗旱“雙保”運動,戰勝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旱,奪取了抗旱“雙保”的重大勝利。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開展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對于恢復農村經濟、增加集體和農民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左”的思想尚未得到清理,“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指導思想、目標要求、工作方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濃厚的“左”的痕跡。特別是市、縣工作隊的進駐,名為幫助開展學大寨運動,實則開展了“一批雙打”運動,與發展農村經濟的目的背道而馳,破壞了黨和群眾的密切聯系,違背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規律,阻礙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在當時的特定環境和特定條件下,“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不僅是一場經濟運動,也是一場政治運動,對于推動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其積極意義毋庸置疑。但由于“左”傾錯誤思想的作用,各級各單位都存在急于求成、急躁冒進思想,過分片面地追求高指標、高速度,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加重了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對工農業生產也產生了不少消極影響。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和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工業企業自主權不斷擴大,“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運動隨之結束。

                二、開展城市整頓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各級領導干部又忙于搞運動、搞批判,對城市工作抓得不夠緊,以致群眾生活工作問題成堆,吃穿住用等方面存在很多問題,矛盾非常突出。突出表現為:服務網點和服務人員大量減少,修理服務網點嚴重不足;煤炭、蔬菜、副食品供應等服務網點少、分布嚴重不合理,群眾生活極為不便。托幼事業、環境衛生、民用住宅等方面也存在許多問題,以致許多學齡前兒童無人看管,市內垃圾成堆,城市管理混亂,社會治安秩序問題嚴重,居民住房擁擠緊張且有相當一部分是急需修繕改造的危險房。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嚴重影響了廣大職工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也與省會城市的稱謂極不相稱。為此,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結束,在深入揭批“四人幫”和恢復經濟生產發展的同時,槐蔭區就按照市委要求開始著手城市整頓工作。

                1977年6月25日,區委在“工業學大慶”學習班總結大會上提出:堅決貫徹執行城市為生產、為工人群眾服務的方針,努力搞好后方工作;搞好危險房搶修;大力開展夏季愛國衛生運動,搞好環境衛生;商業、教育、衛生、街道等方面,本著為生產、為工人群眾服務的方針制定出自己的今后工作規劃,定出切實可行的措施。7月19日,區委在全區總結評比表彰先進大會上再次強調:堅決貫徹城市工作為生產、為工人群眾服務的方針,努力把后勤服務工作做好。商業戰線,要深入開展“雙學”活動,提高服務質量,延長營業時間,改進服務態度,降低零售起點,大力開展以店包廠、以店包居、送貨上門、以賣代修等方便群眾的服務項目。房管部門要加快房屋維修的進度,急群眾所急,切實搞好危險房、漏雨房的維修工作。衛生工作,要開展夏季愛國衛生運動,消滅蒼蠅,搞好飲食衛生,減少疾病;繼續抓好計劃生育工作。學生放暑假后,各街道和學校,要緊密配合,切實搞好校外兒童的教育,把青少年組織起來,開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動,使廣大職工沒有后顧之憂,全心搞好生產。隨后,全區商業、教育、衛生、房管等部門和各街道迅速行動,全面加強了為生產、為工人群眾服務的后方工作。

                8月上旬,槐蔭區認真貫徹全市千人后方工作會議精神,從思想認識上解決了部分干部對后方工作重視不夠和重前方輕后方、重生產輕生活、重生產制造輕修理服務等問題,新增新建了一批修理網點、“三代店”、托兒所、衛生站、綜合服務部、文化活動站等服務網點。各街道和服務網點自覺改進服務,創出了居民購物、日用品維修、孩子入托等“五不出居”的經驗。

                11月15日,區委在全區黨員干部會議上再次重申:前方在大上,后方要跟上;最大限度地把有勞動能力的職工家屬和廣大街道居民組織到集體的生產服務事業中去;商業工作要進一步整頓辦好合作店、“三代店”,提高服務質量,改進服務態度;要搞好房屋維修,開展互換調劑業務,方便群眾;要進一步整頓好市容環境衛生;搞好交通秩序和社會治安;要抓緊人防工程的施工,搞好冬防和安全生產等。

                到1977年底,全區新增新建醫務室175個、街道衛生站34個,醫務人員達到800名;新建街道生產組和綜合服務部等服務網點253個、托兒所18個,生產服務人員達到9000人,是“文化大革命”前從事生產服務工作人員的8倍,占街道勞動力總人數的93%,基本實現了居居有生產、戶戶無閑人。街道生產組完成生產總值1725萬元,比1969年增長了6倍。生產服務業的發展,解決了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為促進經濟恢復發展創造了條件。在開展城市整頓的同時,還注重加強社會管理和居民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舉辦政治業校165處,5000多名居民參加了政治業校的學習;恢復建立了街道和工廠的“治保會”、群眾調解組織,認真整頓了社會治安、交通秩序和市場秩序。

                城市建設管理是后方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城市建設與管理方面存在問題同樣十分嚴重。1976年12月6日,市革委轉發《濟南市城市建設管理暫行辦法》,強調必須充分發動群眾,把城市建設好,管理好。1977年1月,全市城建工作會議召開,對加強城市建設管理做出了部署。9月12日,經市委研究決定,成立濟南市革委環境保護領導小組。1978年3月19日,市委發出《關于認真搞好城市整頓工作的通知》要求:從4月份起,在全市范圍內大力整頓社會治安、交通秩序、市容衛生 、市場管理、服務態度、公用事業和其他事業,樹立社會主義新道德、新風尚,使濟南市成為具有高度政治覺悟、高尚社會風氣的社會主義新型城市。9月11日至15日,市革委再次召開全市城市建設工作會議,要求繼續做好城市整頓工作,扎扎實實地解決群眾生活上的實際問題,解決廣大職工群眾的后顧之憂。根據省、市要求,槐蔭區在城市整頓動員會上統一安排部署,城市建設管理、環境整治、愛國衛生運動等掀起高潮。

                此前,槐蔭區除道路保潔、私房管理等少數城市建設管理職能由區管理外,其余絕大多數歸市或市、區兩級管理。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隨著城市整頓和城市發展的需要,市委、市革委(后改為市政府)對城市建設管理體制機制進行調整理順,部分管理職能陸續下放。1976年6月,市房管三所劃歸區管,改稱槐蔭區房管局;1977年7月,區管私房管理職能(1955年設立)并入區房管局,改為私房管理科。1977年,市政工程管理養護與綠化職能相剝離,分別稱區綠化隊(1966年下放,1979年改稱區綠化管理所)和區市政工程養護隊(1962年設立,1982年下放)。同時,還于1978年8月設立了區環境保護領導小組;1979年設環境保護辦公室(1982年稱區環境保護局)。

                城市建設管理體制機制的調整理順,促進了城市整頓工作的不斷深入。在此期間,槐蔭區各城建城管部門,認真貫徹省、市城建工作會議精神,促進了城市面貌的迅速改觀。配合濟南市市政管理養護部門,完成了段店路(東起段店橋、西至段店北路)的拓寬改造。對唐山大地震中遭破壞的民用房屋進行了修繕;調低了民用公房房租標準;針對“東工西宿”等問題,開展了互換住房業務,為315戶職工群眾解決了上下班過遠的問題。在各街道辦事處設置環境衛生專職管理人員;統一設置垃圾箱,配置了汽車叉車,提高環衛的機械化工作業水平,解決了垃圾污染等問題。1978年4月至6月,集中開展了大規模的城市整頓活動,清除各種派性標語,清運污土垃圾,清理街道路面,拆除違章建筑,疏通河道溝渠,勸阻交通違章等,全區市容衛生和交通秩序有了較大改觀。

                第三節 撥亂反正的初步展開

                在進行經濟恢復的同時,區委按照上級部署,在政治活動方面整黨、整風,整頓基層組織,平反冤假錯案;在社會事業方面逐步落實各項政策,為隨之而來的歷史性偉大轉折做出了準備。

                一、整黨整風運動與領導班子調整

                (一)開展整黨整風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粉碎“四人幫”以來的工作和政治形勢,部署了1977年的工作任務,決定在全國開展整黨整風運動。隨后,省、市委相繼開會作出部署。

                同全國、全省、全市一樣,槐蔭區開展整黨整風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以來,雖然全區黨建工作的主流是好的,絕大多數黨組織和黨員能夠經受住考驗,但由于“四人幫”隨意篡改黨的指導思想和黨的路線,踐踏黨的組織原則,敗壞黨的優良作風,對各級黨組織干擾影響很大。特別是“四人幫”及其山東、濟南的幫派骨干,在槐蔭區各級領導班子中安插親信,與堅持正確路線的黨員干部相對立,以致黨內不同程度地存在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問題。他們有的存在資本主義傾向和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有的熱衷于拉山頭、講派性、搞分裂,組織紀律性淡薄。這些問題的存在,對全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思想腐蝕很大,對加強黨的團結、紀律和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危害很深,對保持黨的優良作風特別是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傳統破壞嚴重。

                1977年4月11日至18日,區委召開工作會議,傳達學習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和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繼續深入開展揭批“四人幫”斗爭、加快經濟生產做出部署。同時指出:“黨中央提出,今年下半年全黨開展整黨整風,認真解決由于‘四人幫’的破壞而造成的思想不純、組織不純和作風不純問題,是非常適時、完全必要的。”會議提出:要充分利用“三會一課”,對全體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從4月下旬開始,要以黨課的形式對黨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廣大黨員的覺悟,努力做到邊斗邊學邊改。要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強黨的建設的中心內容,進行調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數,為全面開展整黨整風做好準備。要通過揭批“四人幫”斗爭和整黨整風,整頓加強領導班子,純潔干部隊伍,從組織上鞏固運動成果,把那些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和考驗,特別是同“四人幫”斗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同志,選拔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要搞好老、中、青三結合,注意培養和選拔中、青干部;領導班子成員中說過錯話、辦過錯事的同志,要主動認識錯誤,總結經驗教訓。

                9月9日,市委發出《關于開展整黨整風運動的意見》。決定從10月開始,在全市范圍內分期分批逐步開展整黨整風運動。9月11日,槐蔭區召開黨員領導干部學習班總結會議,對整黨整風提出要求:要搞好黨的基層組織工作,把新黨章分為若干專題,采取上黨課形式,對廣大黨員普遍進行一次黨的基礎知識的教育,落實好關于基層組織的六條基本任務和黨員的八條要求。要把各級領導班子整頓好、建設好,在整頓企業的同時抓好企業領導班子建設;有計劃地培養、選拔一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使各級黨組織真正成為堅強的戰斗指揮部。按照黨的十一大要求,從五個方面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區委常委和機關干部要切實轉變作風,經常深入基層和生產第一線,積極參加勞動,開展調查研究,幫助基層解決實際問題。要減少會議,使基層領導同志有更多的時間抓好本單位的工作。隨后,按照市委統一部署,全區各級黨組織分期分批開展了整黨整風運動。

                整黨整風運動從1977年10月開始,到1979年年底基本結束。運動分三批、按照四個步驟進行:即學習文件,提高認識,深入進行思想發動;聯系實際,深入揭批“四人幫”,集中搞好思想教育;領導班子開門整風,黨員“斗私批修”,群眾評論黨員,共同總結經驗教訓;組織整頓和建設,改造黨的組織,搞好“吐故納新”工作。主要以新黨章為標準,以整頓和建設好領導班子為重點,以揭批“四人幫”斗爭為綱,通過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民主集中制和黨的優良傳統、黨規黨法等教育,解決了黨組織內部思想不純、組織不純和作風不純等問題。

                (二)領導班子調整與基層組織整頓

                揭批“四人幫”以來,廣大干部群眾曾對各級領導班子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問題提出過批評。但由于當時部分領導干部在認識上存在不足,未能采取果斷措施,因而影響了干部群眾揭批“四人幫”的積極性。為此,市委常委研究決定,立即停止常山林、馬傳香、張庭藻等人的工作,要求他們徹底揭發“四人幫”及其親信在山東、濟南的罪行,徹底檢查交代自身問題。隨后又提出,對各級領導班子特別是重點單位的領導班子,各分管單位和部門要進行調查分析,按照不同情況提出解決意見。

                按照省、市委要求,區委決定立即停止黃家昌等人的工作,并多次召開全區性批判大會,對“四人幫”及其在山東、在濟南、在槐蔭的幫派骨干和親信進行大揭發大控訴大批判。隨后,又對全區基層單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進行了調查分析。1977年12月5日,區委召開全區基層單位負責人會議。會議指出,全區基層單位領導班子大體分為四種:一是領導干部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站在運動前列,領導有力,能帶頭學習,帶頭揭發,帶頭批判,帶頭控訴,帶頭講清楚問題;二是思想還沒有從“四人幫”的精神枷鎖中完全解脫出來,存在這樣那樣的顧慮,思想落后于形勢和群眾;三是由于自身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擔心“拔出蘿卜帶出泥”,工作縮手縮腳,領導運動不力;四是個別干部曾參與幫派活動,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上過山頭,犯有嚴重錯誤,沒有講清楚問題。會議同時提出,凡與“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參與山頭活動的問題,還沒有講清的要及早向黨組織講清楚,決不能馬馬虎虎。對于講清楚問題、有了明確態度、積極領導開展運動的,要予以鼓勵和支持;沒有講清楚或沒有完全講清楚的,必須既是向黨組織講清,爭取主動。不屬于幫派問題,而是因為“軟、散、懶”影響革命和生產的,有的要充實,有的要調整。會議同時決定:公社醫院、電焊機廠等部分基層單位負責人,一面下放勞動,一面講清問題。1978年,圍繞整頓和調整各級領導班子,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做好思想工作、搞好整頓的基礎上,堅持黨委一元化領導,撤銷各級革命委員會,分別實行黨委、總支、支部領導下的廠長、校長、經理等分工負責制;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切實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發揚群眾路線的作風,發揚民主作風,發揚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作風,發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搞好機關革命化建設,把工作重點放在基層,改進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形式主義及吃吃喝喝、請客送禮、假公濟私等資產階級腐朽作風。

                遵照省委關于解決濟南問題的指示,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解決了受“四人幫”影響所犯錯誤問題,總結經驗教訓,肅清了“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端正了思想路線。1978年2月,經省委研究決定,對濟南市委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8月10日,市委發出《關于撤銷、合并、調整市委市革委有關機構的通知》,對33個機構進行撤銷、合并、調整。同時,為發展生產和促進城市管理,濟南市還對行政區劃、縣區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對工業管理進行了改組和調整。

                1978年5月,槐蔭區人民檢察院恢復設立。

                1978年9月,濟南市調整區劃,將原英雄山公社所屬北辛大隊和南辛大隊,分別劃歸槐蔭區道德街街道辦事處和營市街街道辦事處管理。

                11月22日,經市委研究報經省委批準,原區委書記、區革委主任宋協聚調往市經委工作,張青任區委書記、區革委主任。

                與此同時,槐蔭區還相繼召開了團代會和婦代會,群團工作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三)槐蔭區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

                1978年初,隨著揭批“四人幫”斗爭的不斷深入,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整頓取得了初步成效。為進一步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鞏固和加強政權建設,調動積極因素發展國民經濟,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

                5月17日至20日,根據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經過精心籌備,槐蔭區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這次會議與會代表共計431人,是槐蔭區歷屆人大規模最大、代表人數最多的一次會議。會議聽取并審議了區革委和區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選舉產生了由34名委員組成的槐蔭區革命委員會。宋協聚當選本屆區革委主任,蕭軍、蕭積豐、曹守恭、譚寶麟、曲明(女)、崔榮山、王道遠、姜福友當選區革委副主任;張植茂當選區人民法院院長,孫立厚當選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會議提出,全區人民要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大路線,把揭批“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大力發展科學、教育、衛生、文體等項事業,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步伐。會議由于繼續堅持了“文化大革命”以來和黨的十一大會議的路線,過高地肯定了區革委成立11年來取得的成績,對各項事業發展產生了一些不良影響,催生了經濟發展的冒進。

                二、平反冤假錯案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平反冤假錯案、清理歷次政治運動遺留問題成為當時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務。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平反工作通知,由于平反范圍被限定為“純屬反對‘四人幫’”,而“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絕不允許翻案”,使剛剛起步的平反工作受到了嚴重束縛和極大限制。1977年10月7日、11月27日,《人民日報》先后發表《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和題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的評論員文章,重申無產階級的原則是有錯必糾。這些文章的發表,為平反冤假錯案做了輿論準備。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著手開展平反冤假錯案工作。1978年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組織部分頭召開中央、國家機關和部分省、市、自治區研究疑難案件座談會。會議提出了落實干部政策的標準問題:一是沒有結論的應該盡快做出結論,結論不正確的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二是沒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適當的工作,年老體弱不能堅持正常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連的家屬、子女問題要解決好??偟姆结樖菍嵤虑笫?,方法是群眾路線。隨后,中央連續發出通知,要求對“三類案件”、錯劃右派、歷史遺留下的冤假錯案等予以平反。

                1978年5月5日,槐蔭區召開區委常委會議,傳達學習中央和省、市委關于落實干部政策的文件精神,提出貫徹意見:(一)建立工作機構,抽調20名機關干部,負責搞好處理歷史積案和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二)實行干部分口管理,按照輕重緩急配齊各級領導班子。(三)歷史積案要復議,上半年解決好“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審干遺留問題,下半年處理好歷史積案,安排好老干部工作生活問題。此后,全區在做好清理清查工作的同時,貫徹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著手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間形成和歷史遺留下的冤假錯案,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到1979年下半年,全區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判處的678件惡毒攻擊案件、其他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進行復查,對定性不準、判刑過重和不應判刑的重新作出判決,共改正221件,占案件總數的36%。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154件審干、違紀案件進行復議,其中全錯全糾的75起,占總數的48.7%;部分錯部分糾的30起,占19.6%,不錯不糾的49起,占31.8%。“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類申訴案件共復議276件,其中改正163件,維持原結論的113件。對全區66名原劃右派,經過復議改正64人,占97%;對不予改正的2名右派,也進行了復查改正。同時,對冤假錯案涉及人員落實了政策,妥善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工作以及家屬子女等問題。隨后,根據上級指示精神,還對反右整風補課案件、錯劃錯定“四類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遣返疏散遺留等問題進行了糾正。認真落實了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僑務政策以及對原工商業者、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國民黨投誠起義人員的政策。加強了人民來信來訪工作,對451件有關冤假錯案、歷史申訴、遣返疏散和精簡下放等信訪案件作出了妥善處理。此外,根據黨的干部政策,對區管領導干部進行了調整安排,對退、離休老干部作了適當安置。

                通過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黨的各項政策,促進了組織路線上的肅清極“左”流毒和撥亂反正,恢復、發揚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鞏固發展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三、黨的各項社會事業方針政策的逐步落實

                “文化大革命”是從教育科學文化領域開始的。在這十年內亂期間,槐蔭區與全國各地一樣,教育科學文化戰線上的許多干部職工被無端扣上“三反分子”、“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受到嚴重批判和斗爭。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陷入癱瘓,黨組織活動被取消,學校被迫停課,工作秩序被打亂,教育質量嚴重下滑。教育科學文化領域成為“重災區”。在這些領域撥亂反正,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一致通過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復出的鄧小平自告奮勇承擔起主管教育和科學的重任,并立即著手科學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在隨后的工作中,鄧小平反復強調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創造條件,調動科學和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提出了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等問題。不久,中央恢復了高考制度。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講話指出:要提高教育質量,提高教學水平,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隨后,市委先后召開科學大會和教育工作會議,傳達貫徹全國科學大會和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對全市科學和教育工作提出要求。

                1978年7月,槐蔭區召開全區科學大會。來自工交、基建、財貿、文教衛生等各條戰線的350名優秀代表參加大會。會議傳達學習全國和省、市科學大會精神,討論制定全區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對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作了部署。會議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總任務,其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茖W技術是生產力,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革命需要科學,生產需要科學。要徹底肅清“四人幫”在科技戰線上的嚴重流毒和惡劣影響,揭批“四人幫”否定科學實驗革命運動、踐踏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等罪行。會議提出,要迅速開展新的持久的學習運動,把全區辦成一個大學校,努力提高全區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實行專業隊伍與廣大群眾相結合,大搞科學實驗的群眾運動。1980年前,建起區科學技術研究所和先進技術推廣隊;發揮好科技電影隊作用,開展科學技術知識普及與宣傳。各單位要根據職工人數,建立科學技術組室和配備專職技術人員,開辦技術訓練班、技術講座,組織技術練兵、技術交流、技術表演等活動,推進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進一步加強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會議同時指出,要認真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抓好小學教育,辦好重點學校。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抓好提高教育質量這個中心環節,從小學認真抓起,切實打好基礎。提高教育質量,關鍵是加強教師隊伍建設。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教師的政治水平和業務水平,調動和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要加強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在青少年中大力提倡勤奮學習、遵守紀律、熱愛勞動、助人為樂、艱苦奮斗、英勇對敵的革命風尚。要注意從在職職工中發現和培養科學技術人才。不論通過什么途徑學的專業,達到大學畢業程度的,都可以推薦參加該專業的大學畢業考試,使之能用其所學,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此后,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項事業逐漸恢復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心思治,民心思治,全國各地都掀起了恢復發展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高潮。雖然由于“左”傾錯誤的慣性影響,各級工作指導上帶有舊的痕跡,以致經濟建設出現了新的冒進,呈現出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但為國民經濟盡快恢復和步入嶄新階段創造了條件。正因為經過這兩年必然過渡時期的準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完成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經濟建設才順利步入了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嶄新階段。

                第四節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與實現偉大轉折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本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卻成了一個首當其沖、亟待解決的問題,一經提出便迅速引發了一場全國性大討論。由于種種原因,槐蔭區與全市、全省一樣,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并未立即開展起來。直到1979年,全區才廣泛深入地進行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補課。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提出,實質上是在指導方針上延續了毛澤東晚年的“左”的錯誤。

                1977年4月,鄧小平寫信給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陳云、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1978年5月11日,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文章鮮明地指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文章一發表,立即引起了“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隨后,一批老一輩革命家及中央各部委、地方和部隊負責人,紛紛表明態度,對大討論表示支持和參與。1978年夏,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堅決支持下,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終于沖破重重阻力,在全國范圍內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這場討論表明,真理標準問題已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而成為了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隨著大討論的不斷深入,“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高,“兩個凡是”和長期盛行的個人崇拜開始被打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我們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的“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轉折,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認識基礎,有力地推動了全國范圍內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

                1978年5月13日,《大眾日報》全文轉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省委主要領導并未立即表態支持。10月,省、市委領導開始先后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但出于各種考慮,只是作了一些一般性部署,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11月16日,區委召開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座談會,對大討論進行部署。此后一段時間,全區采取舉辦學習班等形式,先后輪訓干部446人,組織宣傳輔導247人次,培訓基層骨干1740人,進行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受全省、全市形勢的影響,槐蔭區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僅局限于理論層面上的理解和研討,并未從解決思想路線的高度來認識這場討論的重大現實意義,進而影響到了全區的思想解放和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

                1979年7月到8月,鄧小平來到山東視察工作。期間,他在青島等地發表重要講話,重點論述了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端正思想路線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的重大意義。并指出真理標準的討論問題山東沒有解決好,要好好解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要進行補課。

                鄧小平的這番講話,對于山東各地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1979年8月中旬,濟南市委連續召開常委會和常務擴大會議,認真學習鄧小平在山東視察時的重要講話,部署進行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補課。8月28日,槐蔭區委召開機關各部門和基層各單位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全面安排各項工作。會以指出:要深入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進一步端正思想路線;繼續搞好生活服務事業,堅決把街道生產搞上去。9月12日,槐蔭區召開區委常委擴大會議,要求全區上下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重新學習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繼續深入開展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真抓好這次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各級領導干部認真地學習文件,聯系實際檢查思想。同時層層培訓骨干,組織干部群眾重新學習三中全會文件,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此后,槐蔭與全市一樣,終于掀起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熱潮。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使全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逐步走出了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陰影,擺脫了精神枷鎖的束縛,實現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為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實行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全會認為,應當結束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及時果斷地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現了政治路線的撥亂反正;增補了中央領導成員,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線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時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指明了方向。全會提出了要對權力過度集中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解決好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并制定了加快發展農業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決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搞上去。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指導思想,從而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這次會議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槐蔭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走上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希望之路。

              中共濟南市槐蔭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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